初到19世纪末,对应于科学的职业化和科研机构的增加,第三次科学革命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应于工业实验室的出现和科学研究大规模地用于生产,第四次科学革命始于二次大战,特征是政府对科研的大规模资助及集体的研究方式。而现在一般的科学史著作中,以库恩或布拉什或柯恩的这种方式来指称第二次科学革命或四次科学革命的分期的作法却已经很少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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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19世纪末,对应于科学的职业化和科研机构的增加,第三次科学革命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应于工业实验室的出现和科学研究大规模地用于生产,第四次科学革命始于二次大战,特征是政府对科研的大规模资助及集体的研究方式。而现在一般的科学史著作中,以库恩或布拉什或柯恩的这种方式来指称第二次科学革命或四次科学革命的分期的作法却已经很少见了。
评分与之相关地,就出现了对科学革命的不同指称甚至于不同的分期。以某些科学史领域中的权威人士的看法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初,库恩最先引入了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概念:“在1800到1850年间的某个时期,在许多物理科学部门,特别是一些被当作物理学的那些领域的一系列研究中,研究工作的特点有过一个重要的改变。这个就是我把培根式物理科学的数学化称作第二次科学革命的一个原因。”[5]美国科学史家布拉什(S. Brush),则把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时期作了大幅度的扩充:即1800-1950年,并认为“在西欧的文明中只见到过两次这种规模的完整科学革命。”[6]柯恩,主要从科学建制的发展着眼,把革命分为4次,第一次科学革命相对应于科学共同体的兴起。第二次科学革命是从19世纪
评分《科学源流译丛8: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是唯一一部关于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著作,出版后即确立了其经典和权威地位。它如同一部百科全书,系统地考察了自19世纪以来科学史家们关于科学革命的实质和原因的大约60种观点,并对其特点和不足给出了自己的看法。《科学源流译丛8: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不仅涉及如何解释和看待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的科学成就,而且也涉及 科学革命根植于哪些哲学、宗教、社会土壤,如何永远改变了我们理解自然界的方式,以及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17世纪的西欧而没有发生在古希腊、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等诸多议题,从而大大有助于我们对近代科学的思想、社会和文化起源的理解。《科学源流译丛8: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是科学革命研究者的必读著作,也可供关心现代世界兴起的读者阅读。
评分在笔者有关科学编史学的著作《克丽奥眼中的科学》(修订版)中,关于科学革命问题,曾有这样的描述:“当人们谈及科学的历史发展和科学的成就时,不论是在科学哲学家中还是在科学史家中,乃至在一般公众中,‘科学革命’已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在我国,近年来,尤其是随着库恩的科学哲学理论被译介之后,‘科学革命’这个概念(或按西方常用的术语,作为科学哲学或科学史中的一个常用的‘隐喻’)更是有口皆碑。然而,当人们广泛地使用这一概念时,并不一定总是对此概念作了明确的限定,使之具有前后一贯并且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涵义,这一方面影响了对科学发展的描述的精确性,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混淆、误解与争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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