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牛津艺术史”中文版新品种
　　　 牛津艺术史——西方当代的艺术史丛书，由英语世界学者撰著，采用开放式的出版理念，已出版三十余种。每种配有百幅以上的全彩精美图版，用前沿观点与新颖材料阐述艺术史核心问题，被誉为“通向21世纪艺术史的大门”。
　　　《中国艺术》是中文版第一辑特邀美术史家、中央美术学院易英教授主持编选翻译工作，精选了国内艺术史研究界当下需要的十种专著，侧重于构建西方艺术史的核心脉络，并兼顾富于当代性的新选题。
　　★ 中国美术史国际学者柯律格经典著作，以前沿的学术观念盘整中国艺术史脉络。
　　★ 国内外一流美术院校学者：杰西卡·罗森（牛津大学副校长，墨顿学院院长）、朱莉亚·穆雷（威斯康辛大学教授）、曹意强（中国美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等人郑重推荐。

内容简介

　　《中国艺术》中国的艺术历史悠久且门类众多，但如此丰厚的传统以往并未获得西方学者足够的理解，比如他们多聚焦于欧洲文化所看重的绘画和雕塑，而忽视了像书法这类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这一情形近来才有所改观，柯律格的《中国艺术》正是该领域突破性的成果。
　　作者指出，任何关于“中国艺术”的定义都存在诸多的异常现象和内在矛盾。因此，他反对从既定的概念出发，他要追问的是：古代中国的“艺术”究为何物？它们是在何时，又是怎样成为“艺术”的？《中国艺术》关注的作品有的在创作的当时就已被视为艺术品，而另一些作品的艺术身份则是后来的时代所强加的。有别于一般艺术通史以时间为序的写法，柯律格将中国艺术放在更为宽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划分为陵墓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精英分子的艺术，以及在市场中买卖的艺术等不同形式，加以多种语境的考察。这部讲述从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艺术的著作，从独特的视角，重新盘整了中国艺术史的脉络，并生发出诸多新的学术课题。

作者简介

　　[英]柯律格（Craig Clunas），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史及物质文明史重要学者。曾任职于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远东部，长期负责中国艺术品研究及策展工作。2006年，因在中国文化和艺术史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贡献，被提名为英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著有《长物志：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雅债：文徵明的社会性艺术》《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等。

　　刘颖，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现任教于成都大学美术学院，从事美术史教学和中国宗教美术研究。

　　易英，美术史家，艺术批评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美术研究》杂志社社长、《世界美术》杂志主编。曾著译有《世界美术全集：西方20世纪美术》、《西方当代美术批评文选》等大量作品。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中国艺术》是一次对中国艺术的全新审视……生动而晓畅。
　　——杰西卡·罗森（牛津大学副校长、莫顿学院院长）

　　全书论述清晰，不时冒出激动人心的见解，将新的考古发现和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巧妙嵌合，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茱莉亚·穆雷（威斯康辛大学教授）

　　这本书是对传统艺术史的巨大挑战，文辞优美，充满智慧。
　　——曹意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墓室艺术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前2500-前200年
第一帝国：公元前221-220年
北方和南方：220-589年
墓室雕塑：400-650年

第二章　宫廷艺术
唐至宋初：618-960年
北宋宫廷艺术：960-1127年
南宋宫廷艺术：1127-1279年
元代宫廷艺术：1279-1368年
明代宫廷艺术：1368-1644年
清初宫廷艺术：1644-1735年
乾隆时期：1736-1795年
晚清宫廷艺术：1796-1911年

第三章　寺观艺术
早期佛教艺术
佛教艺术：约450-约580年
隋（581-618）唐（618-906）的宗教艺术
北宋宗教艺术：960-1127年
南宋宗教艺术：1127-1279年
南宋僧人与文人
元代佛教艺术：1279-1368年
14-15世纪的宗教绘画
明代宗教艺术：1368-1644 年
清代宗教艺术：1644-1911年

第四章　文人生活中的艺术
文人艺术——书法
北宋的艺术与理论
南宋（1127-1279）和元（1279-1368）
明：1368-1644 年
董其昌的艺术和理论：1555-1636 年
17世纪和明清转型
清：1644-1911 年
19世纪

第五章　艺术市场
宋元时期：960-1368 年
明（1368-1644）：绘画
明（1368-1644）：印刷
明（1368-1644）：纺织品和手工艺品
晚明绘画中的业余与职业问题
清：1644-1911年
版画与透视图
19世纪的上海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中国艺术

注释
插图一览表
参考文献
大事记
索引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墓室艺术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前2500-前200年
　　在不同的时期，多重的含义悄然隐含于中国的美术作品中，恰好可以从一件目前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玉圭里发现这种情形［图1］。石料呈乳黄色，因为年代久远而天然包含了一些灰色和赭色的物质，被磨制成梯形薄片，在较窄的一头有钻孔。精致的浅浮雕部分，一面雕刻正在跳跃捕食的鸟，图像轮廓清晰，另一面则是一张神秘的程式化的脸，有突出的双眼。据考古发现的证据，我们推测，这件作品大概制作于公元前2500-前2000 年之间，为龙山文化（约前3000-约前1700）的产物，在此时期龙山文化在距离黄河出海口不远的今山东省的位置繁荣起来。工匠在金属使用之前制
　　作了它，而玉石对他们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制作工具和兵器的材料，也是在已经确立的阶级社会中一些人的身份显赫于他人的证明。玉圭上有纪年为1786 年的铭文，是一位中国帝王的题字，在他大量的古代藏品中，在那年此物证明了它自身的存在。他给玉圭两面的装饰提供了奇特的解释，理解为鹰和熊的象征，是给勇者的一种古老奖励，并将玉圭归入中国古代最早的两个历史王朝，商（约前1500-约前1050）或周（约前1050-前256）。
　　这很容易和“中国人好古”（the Chinese love of antiquity）联系起来，它描绘了一些人以某种方式沉浸于阐释他们自己长久而辉煌的过去，把过去想像成完整一体的，其他文明不能与之匹敌。我更想强调这件古代作品（实际上比题字的帝王所确定的年代更为古老）的创造性挪用，它插入到一个实际的新语境中，也就是皇家藏品中。而且皇帝声称的正统性是通过使用权力的古代象征物来实现，在这点上与许多其他的文化系使用有威望的建筑形制、艺术作品或收集以往的财宝去支持眼前计划的行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实际上玉圭出现在本书中作为“中国艺术”的一个实例，它所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同样表现了玉圭铭文装饰的新语境、新含义，想必与乾隆皇帝富有想像力的流露一样。我们可以尝试阐释这件作品最初是怎样被构想的，但是无从了解它“真正的意义”。
　　公元前6000-前5000 年，玉石，或恰好是软玉，首先被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系文化所使用。它是硬度极大的一种矿石，无法用金属刀片切割，但是可以用研磨砂，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切割和钻孔，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工艺。因此，在很早的时期，它便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世俗的权力，财力之上的控制意识，以及用于精神性权力的扩张。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000 多年前，人们利用附近的石材制作出高水平的玉器，中国的某地那时已经拥有长久而独特的玉器制作历史。我认为，如果说这片疆域内的所有文化都属于“中国人”，或者说是今天中国人的祖先，这种说法仍是一种推断，有一种政治性的假设色彩。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记载，虽然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用几千年后写下的中国文字去阐释如此久远的作品的含义及用途是极度可疑的行为。正如图中的圭，这是一件用于特定场合的“祭祀玉器”。它是在中国新石器墓葬中发现的大量的式样之一，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用途。或许这类与众不同的器物是在更早的偏南方的良渚文化（约前3300-约前2250）遗址中发现的。这里出土了一些平的盘状物，尺寸变得相当大，以及分割成段的中空筒状物，在转角处刻有人类形象，是这个地方最早的人类图画之一。这些不能和日常工具对应，有人指出它们可能表示“其他”的王国，指向超越世俗的力量。它们出现在墓室中（墓室大约有100 余件玉器）暗示与世间辨识身份地位的标志的某些联系，但是我们不能推测得更远。在晚些的中国礼仪性文献中有这些玉器的名字（现在圆盘状物称为璧，筒状物称为琮），同时解释了它们在天地崇拜中的功能。它们也是贵族阶层等
　　级秩序的标志。但是这些文本对新石器时代的环境的实用性确实很小。接受关于如此古老的器物阐释的有限性更为可取，而不是力图使物质文化的证据适应于（晚得多的）文字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在从事中国广阔范围的农业和其他地面活动的过程中，人们很可能不断地发现这些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它们通常被解释成具有重大意义的器物，是意义的载体。已经改变的是其真实的含义，尽管非权威的文字材料为其提供了神秘而且似乎无穷尽的迷人指南。
　　自公元前1000 年初以来就未曾中断的文本记录，作为文化和政治的正统来源享有很高的威望，字里行间似乎容纳了中国早期历史进程的清晰画卷。首先出现的是许多独特的文化英雄般的统治者，像大禹一样的人类恩公，他制服了中国大河中难以驾驭的洪水，而其他人发明了文明生活的必须品（衣服、房屋、农业，最重要的是文字书写）。在历史进程中，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或统治家族是夏（传统的纪年为前2205-前1818），它被商王朝（前1500-前1050）所灭，之后周王朝（前1050-前256）又颠覆了商。在周的统治下，为了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相关的文献被记载下来。20 世纪初对这些记述的疑虑广泛流传，直到发现商代晚期王室的首都安阳遗址，它们才重获新生。发现的刻辞里有商王询问神圣权力的事，商王的名字与那些现在被证实的古代历史材料的记载相符。安阳仍是惟一出土了大量用最早的中国语言文字记载刻辞的早期遗址，刻辞刻画在乌龟的外壳或者动物的骨头上，它们充当了从世俗之地进入神圣世界的入口。此外，此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也有铭文。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开始使用青铜，铜和锡的合金制作器物，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成立时刻。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用这种贵金属制作容器和兵器，是由成群的技术熟练的工匠来完成，他们的技艺可能代代相传，这些展示了早期统治者及其家族可以调用的资源种类的扩张。美国学者罗伯特· 贝格利（Robert Bagley）提出，约在公元前1500-前1300 年[1]，模制青铜制造工艺首先在中国北方平原发展起来，这片区域以及它的附属国享受着黄河水的灌溉。商代早期，政治权力从这里向南方扩展。安阳时代之始，公元前1300-前1000年，商王朝的政治势力削弱了，缩小到它的核心地区河南。南方的青铜器，通常是虎和象之类的动物形象，并不依赖于安阳，在相互影响的早期阶段南方适应了独立发展而区别于北方。
　　地理和文化上统一的早期中国，拥有强大而富裕的中心地位，它的影响向外扩展到相当大的区域，安阳遗址的发掘展现了它的盛况。1928 年开始由国民政府出资，中国第一代专业考古学家实施了发掘。正是古代中国用可资利用的过去满足了全新的而又常常四分五裂的民国的需要。尤其是它支持了最早的文献中关于早期历史的叙述，它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渴望“现代性”与不舍抛弃几十个世纪的文字遗产之间的紧张状态。构成考古学组成部分的科学论述是“现代性”的表示。如今，一幅更异类的、迥然不同的、缺少民族纯正血统的古代中国画卷正围绕在发掘出的非同寻常的发现周围，考古发现揭示了确定无疑的古老文化及其复杂性，它远离人们从传统意义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地带。对很多人来说，多中心的古代中国对当前的需求更具有雄辩力，胜过古老叙述的大一统。
　　这些遗址中没有一个比四川成都附近的广汉三星堆更具有对权威记述的潜在破坏性。三星堆发现于1986 年，它颠覆了之前所有的早期中国文化、考古以及艺术的模式。在这里，与商代安阳同时代的用泥土夯起的城墙之外，设置有两个祭祀坑。第一个年代在公元前1300-前1200 年，第二个晚了几十年。在大量的被焚烧过的动物遗骸中考古学家发现了金器、青铜器、玉器和陶器，它们的样式完全不为人知，现代人的眼睛见到的最壮观场景是第一个祭祀坑出土的一组与真人同样大小的青铜头像和高达262 厘米的巨型单体青铜像［图2］。在工艺上，这些青铜像类似，甚至超过在安阳制造的所有器物，长期以来人们视安阳为“中国文明的摇篮”。然而，它们的美学标准有惊人的差异，许多学者第一次见到这些器物的反应是，他们看到的是“非中国”的。换句话说，它们看起来不是用于建构“中国式”观念的器物。此前人们不知道这个时期以如此规模表现人类形象，且不用说与众不同的庞大，以及广汉头像上凝视的双眼和线条分明的鼻梁，或者是绷紧的站立姿势，双臂塑造成正握着某件木质或象牙的器物，现在已经丢失。
　　没有文字记载提到这支文化繁荣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他们把自己想像成谁，或者他们与其他同时代的位于今天中国其他地区的王国之间的关系。他们确实与长江流域沿岸的青铜文化联系紧密，可能从那里引进了青铜器。我们不知道是怎样、在哪里，或者又是谁在使用广汉青铜像。这些祭祀坑既不是人类的墓葬，又不像在安阳发现的人殉坑。包括青铜铸造在内的运作规模和玉器制造暗示了统治者的权力与财富。他们不是以安阳为“核心”的“外围”的一部分，在研究其文化区别于安阳的方式当中（没有制造青铜容器和编钟，主要是人类形象），不必以商文化为标准而认为广汉文化偏离了这个标准，这点很重要。
　　在安阳，新的发掘极大地扩展和复杂化了商代的早期景象和文化。尤其是，它提供了非青铜和玉石的其他材质的器物的阐释，它们在最初的解读中占据了主导。涂上红色和黑色的灰泥墙碎片也被复原，它暗示在商代统治者的生活中，视觉文化环绕在他们周围。但是更多的证据仍然来自围绕在死者身边的陪葬品。1976 年，商代王室贵妇妇好（武丁妻子）的墓室被发现，墓室未曾被盗，年代约在公元前1200 年。除了依靠墓室中的陪葬品之外，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这位女性的身份和生活。墓室采用的是大型竖穴墓，可能修建有地面建筑保护它，为进行祭祀活动提供空间，并且在王室陵墓中宣告它的存在。陪葬品很丰富，有200 多件青铜器，加上兵器和700 余件祭祀玉器以及个人饰物。其中有件独特的象牙敞口杯［图3］，雅致的凹形筒身镶嵌绿松石，这种样式和装饰与青铜器物有某种联系，但并不是直接复制其他任何已知的范例而来。青铜的耐久性正好将其置于所有从历史和现代的角度理解中国早期艺术的中心，但是这件敞口杯显然丢失了什么，应该是木质或其他容易腐烂的材料，它们的价值可能与主人的身份相符，那将永远无法为我们所知。青铜器是根据主人的不同身份成组制造，器物有相同的样式、不同的尺寸以及精心制作的装饰，在人们的观念里，它们不是单独的器物而是整套器物的组成部分，其使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用在王室典礼上，供奉祖先的祭祀中，以及葬礼场合中。单件的奢侈器物对拥有者来说可能承载了更多的特定意义，这件独特的敞口杯可能是外来物品。象牙在本地是难得之物（3000 年前中国的气候更温和，大象生活在比今天更靠北的地方），而且绿松石也从遥远的地方进口。如此说来，它仅仅是妇好收藏的财富中众多的新奇物品之一，这些藏品还包括“古董”，特别是玉器，前文谈到的新石器文化的器物在她生活的时代已经很古老了，也有当时古代器物的仿制品。
　　敞口杯有鸟状的把手，并且装饰恐怖的兽面纹。这些是商代青铜器上最常见的母题之一，有时候被辨识为后来才被命名的“饕餮”，意思是像近几百年的语言中的一种“凶恶贪吃的野兽”。这些面部有角，一双凝视突出的眼睛，具有特色的是它有两部分，各朝两边水平伸展。释读此纹样和其他母题近年来在学者中成为再度兴盛的议题。有些学者主张，在我们几乎完全不了解的此时期的口头或文本文学作品和宗教仪式中，它可以被诠释为商代神话和文化的象征，它代表了发源于别处的某种信仰。他们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在结构主义中，完全不同的现象反映了意义的潜在结构），尝试以现存的青铜器的物证来重建这个信仰的体系。其他学者，因为与美术史传统的关系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形式主义”，他们认为越过物品本身特征的任何讨论都应该严厉排斥，只有铸造过程的工艺特征，以及风格发展的内在规律，跨越了物质证据本身才对此类及其他母题产生影响。虽然无需争辩这些母题都没有意义，但是有些学者倾向这样的观点，认为我们不可能从表面装饰的视觉特征去解读已经消失的信仰。因此，他们承认我们永远不可能明白像妇好一样的王室贵妇是怎样使诸如这件象牙容器之类的器物上的装饰纹样概念化，与之相对的是她会怎样考虑对这些器物的拥有的关于权力与威望的内涵。
　　商代青铜器大量被保存下来是因为它们被埋藏在许多男人和女人的墓室中。在被制造的时代它们主要用在祠庙的祭祀中，为王室祖先供奉食物。它们和主人埋葬在一起，为了他们自己在死后还能继续为更高层的权力者献祭，并且他们也转而成了祖先。器物是权力的证物，这在周以后突然成为了重点，周王朝是来自商王国西部的一支民族，它约在公元前1050 年灭商。周王使用了这些青铜礼器，也必然使用金属铸造青铜器，作为奖励分配给他的拥护者。从这个时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事件在青铜器上以铸造铭文的方式记录下来。在此，青铜器与玉器、兵器以及战车配件没有任何区别，都是贵族生活方式的附属物，作为等级的承载体，通过家族继续传承其显贵。最早的青铜铭文强调了这些“重器”是要“子子孙孙永宝用”的事实。这样的铭文可能抄写了祭祀典礼中的惯用语，在祭祀中食物都奉献给祖先。周早期的铭文铸在容器里面，在使用时它们被覆盖，原因可能是他们打算在祖先眼前一样给活着的参与者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可以建立起商和周贵族怎样理解这些青铜器的事实，并且，对于它们是怎样铸造的，我们也可以谈论很多。制造者的名字彻底被忽略了。青铜器上从来不会记载工场组织里每位工匠的名字，虽然我们能够以类推的方法从后来的资料中指出是一群代代相传的专业工匠制造了它们，但是我们对此并不确定。考虑到青铜器的神圣性，以及在许多相似的文化背景下金属制造工匠的特殊身份，我们推测，那时可能有像祭司或者巫师这样的人物，他们能够促使器物成为统治者集中关切的重点，但是也没有任何资料记载。我们也不知道制造它们的工场是怎样的组织，例如，他们是否采用分工的某种形式，不同的工匠负责生产程序中的不同阶段。较容易理解的是早期青铜器制造经过了非常复杂的铸造程序。利用完工的容器制作阴模，分成几个部分，然后极为仔细地装配在一起（即便如此，金属制品上永恒的“合缝线”说明了合范结合的部位）。把一个泥芯放入模具中，熔化的金属灌入泥芯和外范之间。最后，拆除外范，锉掉多余的金属，器物就完成了。当还是全新时，商周青铜器应该是亮光闪闪，而没有现在已成为它们美感魅力之一部分的氧化铜绿锈。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这个程序提供了重新使用模范的可能性，但让人惊讶地是没有证据证明曾经这样做过。
　　商周青铜器在样式和装饰母题方面表现出的相似性，直到最近人们才明白，这些相似性掩盖了它们在使用方式上的显著差异，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使用者的理解方式不同。这实际上发展成约公元前900 年发生的“礼制革命”（ritual revolution）。青铜器在装饰方面变得朴素，并且出现大量铭文（这时有时候铭文是刻在器物外），因为代替纹饰的清晰的文字同样是所有者权力与威望的重要标记。一些不同外形的青铜器完全失去了实用性。成组的青铜器仍然被埋入墓室中，但是它们变成了不同类别的储藏物，储藏的财宝，与人的葬礼无关，器物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不是特定的祭祀器物的一部分。图中的巨大青铜酒器［图4］是出土的最大的储藏财宝中的一件，1976 年在陕西省扶风庄白发现了103 件。埋藏坑里 中国艺术 [Art in China]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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