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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老者季羡林自述:我想和年轻人谈谈我的学术人生
研究学问是我毕生兴趣之所在,我的几乎全部的精力也都用在了这上面。
对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来说,资料是最重要的。
关于考证,我又要引用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学者,不管你是哪一门,哪一科,尽快掌握外语,只有这样,中国的声音才能传向全球。
有时候,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学术研究疲倦了,换一张桌子,写点散文,换一换脑筋,就像是磨刀一样,刀磨过之后,重又锋利起来。回头再搞学术研究,重新抖擞,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纷至沓来,亦人生一乐也。
—— 季羡林
内容简介
一代学人有一代学人的风范,季羡林先生以渊博之学、累累硕果、求真务实获得了广泛的尊重。《季羡林精品集:我的学术人生》字里行间呈现出这位文化学者对自己倾毕生精力研究学问所形成的严谨与执著,并饱含深情地追忆了其导师们的引领之德,所述无不真实感人,其人品学思德养,堪称一代楷模。
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年8月2日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因家境贫寒,六岁投奔时在济南的叔父,受到严格教育。1934年获得清华大学西洋文学学术学位,1941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大副校长、北大南亚研究所所长。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季羡林先生终生从事教育工作,是教育家、历史语言学家、东方学家、翻译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季羡林先生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糖史等。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出版《季羡林全集》等。此外,季羡林先生还有大量散文、杂文作品问世,风格自成一体,在文学界享有极高声誉,在学术界曾被誉为“中国东方学奠基人”。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以九十八岁高龄辞世。
目录
自序:我是一匹老马
清华四年
留德十年
进入哥廷根大学(1935年)
入学五年内我所选修的课程(1935年~1940年)
梵文和巴利文的学习(1936年~1937年)
吐火罗文的学习(1940年~1941年)
其他语言的学习(1937年夏)
博士论文(1940年~1941年)
最早的几篇德文论文(1941年)
十年回顾(1935年~1945年)
回到祖国
终于找到出路(1946年~1949年)
在批判的狂潮中前行(1950年~1956年)
学术研究的空白点(1957年~1965年)
在特殊的年代翻译《罗摩衍那》(1966年~1977年)
思想活跃的学术研究时期(1978年~1993年)
我的学术自述
编后记
精彩书摘
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中国古代许多英雄,根据正史 的记载,都颇有一些豪言壮语,什么“大丈夫当如是也!”什么“彼可取而 代也!”又是什么“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真正掷地作金石声,令我十分 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种人。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像我这种从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 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 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 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那 半殖民地社会里,“老外”是上帝。不管社会多么动荡不安,不管“城头”多么“变幻大王旗”,“老外”是谁也不敢碰的。他们生产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终 生会有饭吃,无忧无虑,成为羲皇上人。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我不敢有 违严命,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若考取后,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如果勤 勤恳恳,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 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了;就这样混上一辈子,平平安安,无风无浪。幸 乎?不幸乎?我没有考上。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 我名落孙山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报考了大学。北大和清华都录取了我。我同当时 众多的青年一样,也想出国去学习,目的只在“镀金”,并不是想当什么学 者。“镀金”之后,容易抢到一只饭碗,如此而已。在出国方面,我以为清 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后来证明,我这一宝算是押中了。这是后事,暂且不提。清华是当时两大名牌大学之一,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 到美国去学习的。留美若干年镀过了金以后,回国后多为大学教授,有的还 做了大宫。在这些人里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学者,没有人做过统计,我不 敢瞎说。同时并存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机构,仿佛是西装革 履中一袭长袍马褂,非常不协调。然而在这个不起眼的机构里却有名闻字内 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轻的讲师 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这个国学研究院,与其说它是一所现代化的学堂,毋宁说它是一所旧日的书院。一切现代化学 校必不可少的烦琐的规章制度,在这里似乎都没有。师生直接联系,师了解 生,生了解师,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虽然只办了几年,梁、王 两位大师一去世,立即解体,然而所创造的业绩却是非同小可。我不确切知 道究竟毕业了多少人,估计只有几十个人,但几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 干位还成了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听史学界的朋友说,中国20世纪30年代后形 成了一个学术派别,名叫“吾师派”,大概是由某蝮人写文章常说的“吾师 梁任公”、“吾师王静安”、“吾师陈寅恪”等衍变而来的。从这一件小事 也可以看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学术界影响之大。吾生也晚,没有能亲逢国学研究院的全盛时期。我于1930年入清华时,留美预备学堂和国学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华改成了国立清华大学。清华 有一个特点:新生投考时用不着填上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 决定入哪一个系;读上一阵,觉得不恰当,还可以转系。转系在其他一些大 学中极为困难——比如说现在的北京大学,但在当时的清华,却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据我的经验:世上万事万物都具有双重性。没有入系的选择自由,很不舒服;现在有了入系的选择自由,反而更不舒服。为了这个问题,我还 真伤了点脑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点吸引力,究竟选择哪一个 系呢?我一时好像变成了莎翁剧中的Harnlet碰到了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我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文科的系对自己 更适宜。然而我却忽然一度异想天开,想人数学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这一件事 也证明我“少无大志”,我并没有明确的志向,想当哪一门学科的专家。当时的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在全国各大学中是响当当的名牌。原因 据说是由于外国教授多,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时也用英文。用英文讲课,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这一条就能够发聋振聩,于是就名满 天下了。我当时未始不在被振发之列,又同我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联系起来,我就当机立断,选了西洋文学系。P2-5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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