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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众读者、历史爱好者、新闻从业人员
以一个独立报人的眼光，展示了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新闻事件。材料翔实丰富，既有主流的史料，也有民间遗存，如当年围城里未能邮寄出的家书。中原饥馑、访问延安、公债舞弊、东北劫掠、重庆谈判、沈崇事件。对1940年代的新闻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解读新闻事件背景，知晓“大江大海1949”的历史结局。

内容简介

《大变局中的转折点：1940年代的新闻事件背后》作者以一个三十多年报人的职业敏感与素养，选取了20世纪40年代那些曾轰动一时或引发广泛争鸣的新闻事件：中原饥馑、访问延安、公债舞弊、东北劫掠、重庆谈判、沈崇事件，等等，从源头到其背后以及其造成的影响、对历史进程的意义，对这些事件做了深刻的剖析，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代的史实。

作者简介

蔡晓滨，媒体人，供职于《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著有随笔集《美国报人》《中国报人》《幽暗的航行》等。

内页插图

目录

长河浪花（代序）
中原饥馑
访问延安
公债舞弊
东北劫掠
重庆谈判
沈崇事件
呼吁民主
长春之围
上海“打虎”
从细节看“大江大海1949”（代跋）

精彩书摘

中原饥馑
1942年，中原河南发生了一次大饥荒。豫中平原，饿殍遍野，尸塞于道。据说，总共饿死了三百多万人。上个世纪的中国，物产贫瘠，生活困顿，内忧外患，战乱不已，饥馑、瘟疫、天灾、人祸，本不是什么稀奇之事。河南这次大饥荒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公正而有责任心的媒体率先披露了真相，而最终是被一位美国记者搅得天翻地覆。这个有责任心的媒体是中国的《大公报》。这个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是《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特迪·怀特，中文名字叫白修德。
河南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灾荒显现在1942年的春天。连续的春旱，使当年的小麦大幅度减产，收成不及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抗战的名义，强征军粮，硬派赋税，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军人们对农民说，支前打仗第一重要，再坚持几个月，秋粮就下来了。谁能想到，这一年竟是夏秋连旱，种下去的秋季作物——玉米、谷子、高粱等等，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野菜、树叶、树皮都成了充饥的食物，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活着的人们，像躲避瘟疫般地逃离家园，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河南的老百姓对这场天灾人祸愤恨不已，称之为“水旱蝗汤”。《大公报》驻河南战地记者张高峰，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奉报馆之命于1942年底驻站河南，刚一到职便遇上这一惨绝人寰的饥馑。面对满目疮痍的豫中大地，张高峰坚定地认为，他有责任将这一切报道出去，昭告于天下。张高峰以河南叶县为重点调查地，详细了解饥荒的情况，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撰写了六千多字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明白，在惨烈而绝望的事实面前，白描，是最有力的表现手段；一个精确的事实，胜过喋喋不休的说理和论证。张高峰在通讯中写道：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人间地狱了。
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今天小四饥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的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手捧张高峰的稿子，心在颤抖。他为河南人民心痛，为啼饥号寒的灾民难过。他知道，刊发张高峰的稿子，会冒极大的风险，会令当局震怒和不满。但新闻人的正义感和媒体的责任意识，让王芸生义无反顾地签发了这篇稿子。他给张高峰的稿件改动了标题，《豫灾实录》，使报道更具客观和公正。1943年2月1日，《豫灾实录》刊于《大公报》上，犹如在重庆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激起了轩然大波。然而，王芸生意犹未尽，又用他那枝酣畅淋漓的抒情之笔，配发了一篇充满着王氏风格的评论《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在社评中说：“昨天本报登载了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惨到什么情况，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枝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而尤其令人不解的，河南的灾情，中央早已注意，中央的查灾人员也早已公毕归来，我们也曾听到中央拨了相当数额的赈款，如此纷纭半载，而截至本报通讯员上月17日发信时，尚未见发放赈款之事，千万灾民还在眼巴巴盼望。这是何故？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吾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社评说：“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借题发挥。借河南的灾情，说重庆的奢靡；借赈灾的无力，说政府的拙政，这大概就是《看重庆，念中原！》社评的本意吧！一篇纪实的通讯，一篇犀利的社评，《大公报》接连两天发出自己的正义之声，自然难逃军政部门的惩罚。2月2日傍晚，也就是《看重庆，念中原！》评论刊发的当天，国民党重庆新闻检查所，便派人来到了《大公报》编辑部，送达了“军委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造成了轰动大后方的《大公报》停刊事件。记者张高峰更是厄运当头，竟然被河南驻军抓进了监狱，严厉审查。企图找出这篇稿子背后的政治背景。《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闭门思过，竟让一位美国记者如芒刺在背，浑身难受。此人就是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想知道，河南是否真有灾荒，《大公报》的报道是否属实，政府的停刊令道理何在？白修德想深入河南实地采访，合众社及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正巧也有此意，两人便结伴而行，立即向河南出发了。
白修德天生是块干记者的材料。此人其貌不扬，小个子，大脑袋，一点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俊和轩昂。是的，他是犹太人，来自东欧的新移民。白修德的父亲戴维·怀特于19世纪只身来到美国，那时的怀特，除了一腔热情，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说。他最初当小贩，沿街叫卖报纸和香烟、火柴等等小日用品，同时自修英语，还进了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免费法律学校。最终，戴维·怀特成功了。他去了波士顿，当了律师。他坚信资本主义是剥削制度，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生活应当得到提升。他关注一贫如洗的当事人，常常为他们免费辩护。因而，尽管怀特从事的是一件令人羡慕的高收入工作，但他自己却常常挣不到钱。白修德就是在这种窘迫家庭生活中长大的聪明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像父亲一样当起了报童，挣取家里的一份费用。中学毕业时，他考上了哈佛大学，并获得了一笔奖学金。报纸学会也颁发给了他一笔报童奖学金，两笔钱加起来，刚好四百元，正好够了哈佛的学费。白修德兴冲冲地去哈佛报到入学了。当然，他明白，他不能住在学校里，不能像富家子弟那样享受学校的舒适寝室，优雅的餐厅和烛光摇曳的酒吧。这需要很多钱。白修德的父亲拿不出这笔钱。白修德怀揣着一张月票，白天来哈佛上课，傍晚下课便乘地铁回家。哈佛的历史上，还极少这种“通勤”学生。白修德明白，没有那两笔奖学金，他连哈佛大学的门都进不了。只要能在这里读书，揣着月票每天跑路有什么不可以呢？
……

前言/序言

　 长河浪花（代序）

　 像传说中的神灵撒豆成兵一样，历史老人将发生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关于人类和社会的事件，貌似不经心地撒在了这个星球的各个地方。事件和事件之间，看似互不关联，毫无瓜葛。若干年后，时空穿越了长长的隧道，蓦然回首，你会发现，所有的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有一条神秘莫测的纽带连接着。这些事件像标志一样立在那里，让我们回望来路时，有一种标定路径的感觉。事实上，这些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大变局的前奏或是历史行进的拐点，只是当时之人没有完全意识到罢了。俄罗斯诗歌皇后阿赫玛托娃，生逢乱世，迭遭厄运，但她从来没有低下她那高傲的头颅，她自信而不屈地挺立着，以高贵的品质迎击着命运的挑战。她感动了以赛亚·伯林。伯林用哲学的语言描绘着对阿赫玛托娃的赞誉：“对个人良知绝对的坚守可以让历史在它面前屈服。” 早在1919 年，阿赫玛托娃就陷入了对“好时代”“坏时代”的深深质疑。她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这个时代比过去坏在哪里？也许，在这痛苦与不安的世界上它触发了最可怕的、也是无法医治的瘟疫。西方，太阳正当空照耀，城市在阳光里沐浴，可这里，白色的楼房被钉上了十字架，

　 乌鸦们呼之而来，它们群起……

　 在阿赫玛托娃写下这样的诗句三十多年后，关于“好世界”与“坏世界”的诘问，同样提到了饱经磨难的中国人民的面前。梁济用他的全部思考和生命，拷问着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这个世界会好吗？”嫉恶如仇的傅斯年对政府的毫无作为深感失望并痛恨不已，他从不掩饰对官僚的鄙视和对公正媒体的向往，他力劝他的老师胡适，“与其当官，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冯友兰书引《左传》之语，谓学生读书和从戎都是救国，只要做得好。“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中国近代史的拐点，出现在20 世纪40 年代那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时间之中。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在战乱和动荡罹患的磨难、惊悸、恐慌、沉浮中苦挨岁月。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完全不能体会，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抑制不住怦然升腾的心跳，一掬辛酸泪，为我们的民族哭泣，为我们的人民哭泣……一个政权的垮台，必定是天怨人怒的结果。“遭天谴”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恶劣政权和政府最大的蔑视和最狠毒的诅咒。国民党政府就是这样一个该遭天谴的政权。因为，在它执政的后期，它已经将自己集团的局部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它已经将它辖治的人民，推入了水深火热之中而不管不顾。1942 年，河南发生了一场大饥荒，饥饿而死的人民据说有300 万之众。这一年，河南春旱，麦收不足正常年景的三分之一；入秋又三月不雨，秋季作物几乎颗粒无收；大旱之后飞蝗蔽日，所过之处，一片荒芜；而沿黄各县夏季又遭河水溢堤，家陷汪洋；国民党河南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又以抗战之名，强征军粮，课税依然。河南人民沦入了空前的灾难之中。人民咬牙切齿，痛恨这“水旱蝗汤”几重灾难。能与“天灾”并列，这汤恩伯的“人祸”之恶，也算是史上有名了。而向全世界揭露这一切的，居然是一位美国记者——白修德，从中折射出的许多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地想一想。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复兴建国热情高涨。没想到，雅尔塔会议上，英、美、苏三巨头居然背着当事之国，协议决定苏军出兵东北，接收日伪资产。于是乎，强悍的苏联红军，大拆大卸，疯狂劫掠，成套成套的机器设备被运往苏联，甚至连沙发、家具也装车拉走，实在运不走的矿山、冶炼设备，就地炸毁，机器上的皮带也被剁成一段一段的。经此浩劫，素有中国现代工业范式的鞍山，不要说炼钢、发电，连一截铁丝、一颗铁钉也造不出来了。钢都成了废都。东北大地上，我们同胞姐妹所遭受的蹂躏、欺侮，更是难以出口……重庆谈判将正剧演成了谐剧。双方都知道是在作秀，就压根儿没认真准备过台词和剧情。逢场作戏，顾左右而言他，让满怀期待的全国人民空欢喜了一场。研究重庆谈判的史料尺牍盈匣，枯燥乏味，倒是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日记及毛泽东与悠闲文人的诗词唱和，有几番弦外之韵。1946 年12 月的平安之夜，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华伍长皮尔逊，借着酒劲，居然在东长安街上强奸了北京大学先科班女学生沈崇，酿成了严重的政治与外交事件。起因其实简单，冲动性犯罪，依律依法惩处便是。偏偏那是个特殊时期，美军延长驻扎不得人心，调停国共内战成效不大。共产党又善于借题发挥，发动群众，遂有大规模的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沈崇算是一个导火索，点燃了那一时期学生和知识界的各类抗议活动，也是后来“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群众运动的前奏。蒋介石有无雅量不得而知，蒋的手下之人倒是气愤不平，怒火中烧，才有中统的小特务们暗杀记者、教授、文人、学者的恶劣事件，其中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费巩、李公朴、闻一多命案。根据后来解密的美国军事法庭审判皮尔逊的档案，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美国治外法权的傲慢，二是美国程序法的严谨和一丝不苟。蒋介石皈依基督教后，每日早晚两课不辍，时常反躬自省。对属下，也尽量彬彬有礼，谦恭以待，遇到他最不满意之事，也常常只是板着个冷冰冰的面孔，不理不睬而已。可人是高等动物，总有七情六欲，白天说不得，公开场合火不得，蒋介石就转向夜晚，面对日记，尽情发泄他的心头之恨、腹中之火。因而，仔细阅读蒋介石的日记，并查对相关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还真是蛮有趣味的一件事。1945年春夏之季，在得知孔祥熙借美金公债停发之际，低价私分、贪渎舞弊的事实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达对孔祥熙的不满和憎恶，不但下定决心追回了全部被私分的国债，而且毅然“断腕”，免除了孔的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等一系列要职。“投鼠忌器”“首鼠两端”，是在不妨碍党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一旦底线被突破，危及了国本与政权，蒋介石是知道哪头轻哪头重的，姻亲也好，大舅哥也罢，都不能成为逃避惩处的借口了。在这一点上，蒋介石的日记和自述，给我们提供了破解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关系的新路径。“访问延安”和“呼吁民主”，本质上说是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和统战艺术。“访问延安”一章所依据的蓝本主要是当年赵超构的那本小册子《延安一月》； “呼吁民主”重点参考的是十几年前的那本老书《历史的回声—— 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这两方面的内容，傅国涌先生和戴晴女士都有很好的见解，我只是更条理、更系统地勾勒出了它们的过程和发展脉络，有兴趣的读者可耐着性子读下去，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林彪的能打和善战，在共产党和八路军中是出了名的，可他二打长春时，居然是围而不打，整整困了长春半年之久。一座死城，演绎了人间地狱的生活万象：柏油马路被掀开种麦子，青苗刚出土就被塞进嘴里，强行冲卡外逃的百姓被捆绑、吊打，甚至枪杀，长春最惨的居民区，成户成户地饿毙而死，国民党军官有钱有粮，再不济的兵头也成了香饽饽，30多岁的连长居然娶得起三房老婆；年近60 的老处长也“梨树压海棠”，迎娶17 岁的高中女生。长春城内外，阴阳天隔，明知无法通邮，也要尽情倾诉，那一麻袋一麻袋写给父母、妻儿、兄妹、同学的信函，凝血泪，诉真情，令人不忍卒读。林彪是用这种最残酷的围城之法，一雪他两年前被孙立人撵着屁股仓皇北逃的尴尬。在饿死了十几万老百姓、饿晕了国民党60 军的将士们之后，这个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为一口饱饭而弃城投降。林彪不费一枪一弹，兵不血刃拿下了长春。破城之日，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走在死寂的长春街道上，看到马路两旁饿死的百姓，流着泪说：“我们打仗是为解放老百姓。老百姓都饿死了，这仗是怎么打的？”无用书生王云五发起的币制改革，大约是压垮国民党这头巨大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百病缠身，千疮百孔的国民党政权，本该偃旗息鼓，乖乖倒下身去，寿终正寝。不甘落寞的王云五偏偏要在最后一刻搞什么币制改革和经济管制，这轰轰烈烈的一场闹剧，算是国民党政权出逃大陆前的一出壮丽的挽歌。只是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却将“挽歌”当做了中兴之剧认真地演了下去。尤其是年轻气盛的蒋经国，亲赴上海出任经济管理大员，举棒打老虎，顺便拍苍蝇，拘捕商人，抄没豪门，闹得满城风雨，风声鹤唳。在严控了七十多天物价之后，终因后继乏力，日用、生活物资供给不济，无奈放弃限价，市场价格全面崩盘，以致物价一日数涨，到手的薪水不马上花出去，就变成了一堆废纸。上海的市民，背着一麻袋纸币去排队购买一卷手纸。蒋经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咽，悲苦不能自已，烧文件，烧信函，甚至还烧掉了宴会的请柬。属下问他：“为什么烧请柬？”蒋经国回答：“亡国了，还请什么客？”自此后，一叶扁舟下东南，梦里依稀大陆情。学者熊培云在推荐美国记者哈伯斯塔姆的巨著《媒介与权势》时，说了一句非常到位的话：“天黑道晚安。”熊培云的意思，许多社会学中的核心问题，如民主宪政、新闻自由、公民权利、法制公平等等，就像天黑道晚安一样自然和顺畅。在这些事关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上，本不该大费周章，尽管顺其自然就好。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有直行，有曲折，有回旋，有坎坷，其中的拐点和转向更是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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