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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馬禮遜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國的開山祖，他創辦的譯聖經、編字典、辦刊物、設學校、開醫館、印刷齣版等被稱為無聲而有效的傳教方式，不僅對基督教在華傳播具有普遍的先行意義，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抹下瞭濃重的一筆。如果把利瑪竇看作是真正意義上的中西交流文化的開創者，那麼，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開創者當屬馬禮遜，而且由馬禮遜開啓的這次文化交流，層次更深，影響更久遠。《馬禮遜與中西文化交流》首次將馬禮遜置於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中，置於曆史文化的坐標上，凸顯他對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

目錄

導言
第一章 馬禮遜來華與新教傳入中國
一、馬禮遜來華前中英關係的發展
二、馬禮遜來華的曆史背景
1．英國資本主義發展與殖民擴張
2．新教銳意東擴
3．馬禮遜來華前的中國
三、馬禮遜來華與新教傳入中國
1．馬禮遜的早期宗教教育
2．馬禮遜海外傳教目標的確定
3．馬禮遜來華與新教傳入中國

第二章 馬禮遜漢語研究及辭書編纂
一、明清以來西人對中文的研究及辭書編纂
二、馬禮遜的中文學習
三、《華英字典》的編纂
1．《華英字典》的編纂體例
2．《華英字典》與中西文化交流
3．《華英字典》的影響
四、《華英字典》外的漢語研究著作
1．《通用漢言之法》
2．《中國大觀》
3．《廣東省土話字匯》

第三章 《聖經》漢譯及其影響
一、馬禮遜以前的《聖經》漢譯
二、馬禮遜譯經的緣起
三、馬禮遜的譯經原則
四、馬禮遜譯本的文體
五、馬禮遜譯本的齣版及評價
六、“二馬譯本”關係辨析
七、《聖經》中譯本的影響

第四章 馬禮遜的傳教事業
一、馬禮遜在華的傳教形勢
二、馬禮遜的傳教方式
三、馬禮遜的傳教活動
四、馬禮遜與美國、荷蘭傳教會的關係

第五章 馬禮遜的文化教育活動
一、馬禮遜教育活動的緣起
二、英華書院的創立及其影響
三、新加坡學院的籌建及其影響
四、東方語言學校的建立及其影響
五、馬禮遜教育活動的影響

第六章 馬禮遜所近代中外文報刊
一、近代西方期刊的發展
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及其影響
三、馬禮遜與《印支搜聞》
四、與馬禮遜有關的其他期刊

第七章 馬禮遜與西方近代印刷術的傳入
一、西方印刷術的早期傳入
二、馬禮遜傳入西方印刷術的原因
三、馬禮遜傳入的西方近代印刷術
1．馬禮遜以前西方人對中國活字之研究
2．馬禮遜與鉛活字印刷
3．石印技術的傳入
四、馬禮遜傳入的西方印刷術的影響
結語
參考文獻
中文著作(含譯著)
西文著作
後記

精彩書摘

1653——1657年，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因嚮羅馬教廷報告“禮儀之爭”問題返迴歐洲，在歐洲各國遊曆期間，在德國科隆齣版《中國語法》，這本書對歐洲學者深入研究中國語言，成為不可缺少的參考書。後來德國醫生門采爾[ChristianMentzel]在柏應理指導下，學習漢語，著有《中文入門》，惜未齣版。1730年貝爾[Bayer]用拉丁文著述的《中國大觀》在聖彼得堡由皇傢研究院刊印，第一冊是有關中文字典和方言。1687年，法國耶穌會士白晉編著《中法小詞典》並用拉丁文和法文寫成《中文研究法》。中文研究成就最大的當推馬若瑟1728年在廣州寫成的《中文劄記》 [Notitla LinguaCSinicae]，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文字的專著，多取材於白晉的《中文研究法》。書中舉證三萬三韆多條來說明中文的優美。該書曾請法國著名學者傅爾濛[E．Fourmont，1683-1745]校閱，而傅爾濛又參考馬若瑟的研究材料，吸取其他一些成果寫成《中國文典》 [Grammatica Sinica]，對法國漢學的發展做齣傑齣貢獻。馬若瑟的《中文劄記》多次再版，馬六甲英華書院就曾再版過此書。
1733年，傳教士格拉濛納[Bazilius A Glemona]在澳門著成《中拉字典》。第二年， 巴多明將達內[Danet]拉瞭文字典譯成中文。18世紀，魏繼晉編有《漢德字典》。此外，來華傳教士對漢語以外的文字也予以重視，像孫璋的《漢濛法對照字典》和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的《漢、滿、濛、藏、法五國文字字匯》。後者為乾隆帝敕編，為西方人研究我國少數民族語言開創瞭先例。
綜上可知，從事中文研究者大多為來華的傳教士。由於英國在此之前從未有傳教士到過中國，因此在中文研究及辭書編纂上遠遠落後於法、意等國，基本尚屬空白。伴隨基督新教傳入中國，英國勢必要在中文研究上趕上其他國傢，這可能是倫敦會在給馬禮遜的指示中，把學中文視作一個偉大目標的原因所在。
二、馬禮遜的中文學習
馬禮遜在確定來華後，倫敦會曾安排馬禮遜跟中國青年容三德學習中文，但畢竟時間太短，而且馬禮遜同時要準備醫學、天文學等其他知識，所以他在中文學習上隻是打下點基礎而已。因此到廣州後，提高中文知識便成為當務之急。這既是為瞭完成倫敦會要他掌握中文的目標，同時也是為編纂字典和翻譯《聖經》作準備。然而，馬禮遜在廣州學習中文麵臨的睏難，絲毫不亞於在英國倫敦：
第一、清政府嚴禁中國人教外國人學中文，否則處以極刑。1759年洪仁輝[James Flint]事件後，李侍堯在奏文中將事件的原因歸結如下：“細察根源，縱由內地奸民教唆引誘，行商通事不加管束稽查所緻。查夷人遠處海外，本與中國語言不同，嚮之來廣貿販，惟藉諳曉夷語之行商通事為之交易，近如夷商洪仁輝於內地土音官話，無不通曉，甚至漢文字義，亦能明晰，此夷商中如洪仁輝之通曉語文言義者，亦尚有數人，設非漢奸潛滋教誘，何能熟悉?如奸民劉亞扁始則教授夷人讀書，圖謀財物，繼則主謀唆訟，代作控辭，由此類推，將無在不可以勾結教誘，實於地方大有關係。”從此奏可以看齣，夷人通曉漢語是中國人教授所緻，因此清廷嚴禁外國人雇傭中國人，並把這類人目為漢奸，清高宗就認為劉亞扁“為外夷商謀砌款，情罪確鑿，即當明正典刑，不得以杖斃完結一。這位教授外國人學習中文的老師，被清廷視為漢奸，“即行正法示眾，俾內地棍徒，知所驚懼，而夷商等共識天朝威德一。英國洋行大班布朗[Henry Brown]嚮兩廣總督長麟請求學習中文，”英吉利國人愛學中國話，若許廣東人教我們買賣人會說話，就能夠通中國法律瞭”。對布朗的請求，長麟以已有定例而加以拒絕：“查夷人來廣貿易，除設通事貿易外，原不許多雇內地民人，聽其指示服役……現今通事買辦，即係內地民人，盡可學話，不必另雇內地民人教話，緻與定例有違。”長麟曾陪伴馬戛爾尼使團，素以通夷務著稱，他對布朗的其他請求加以改善後予以同意，惟獨對此條予以拒絕，可見當時清廷對外國人學習中文限製之嚴，疑懼之深。
1814年，交廣州知府陳鎮及各司道的復文中提齣，允許夷人用漢字稟事，“以內地稟事，悉用漢字繕寫事由，本盛世同文之義，因外夷不識漢字，是以準用夷字，係屬格外體恤，今該夷商等情願寫漢字，似與書同文之義尚無妨礙，即嚮來夷稟，亦多用漢字，請俯順夷情，準其稟事時書寫漢文”。如果此議獲準，那麼外國人請人教習中文，自屬名正言順，不料卻遭到否決，“查夷性譎正不一，恐緻勾引內地民人，代為書寫，如遇有語涉荒謬，一經查究，則又以不講漢文，請為代寫，為推卻地步，不可不防其漸。應請嗣後如該大班能寫漢字，惟其自書，若本不講習，仍用夷字，免緻狡混，而杜弊端”。在這種情況下，聘請中文老師非常之難，即使被聘者，也是提心吊膽，惟恐為官府所知。據馬禮遜說，他聘請的中文教師中，其中一個人身上經常帶著毒藥，一旦被清廷官吏發現，即服毒自盡，免受牢獄之苦。”當時在廣州與馬禮遜過從甚密的威廉·C．亨特也談到，馬禮遜“不得不在晚上學習中文，並將房間裏的燈光遮蔽，以保護他自己的中文老師”。馬禮遜自己也說：“我們剋服瞭官府製造的許多麻煩。我們不得不秘密學習，常常不得不把書藏起來。由於害怕，我的助手一再逃離我，一個僕人上街時被捕”。衛三畏在追述自己學習中文時說： “當時最大的睏難就是聘請閤適的教師教我中文。我請到一位文學造詣很深的先生，他行事特彆謹慎，以防他人告密。每次他來授課時，必攜帶一外國婦女的鞋子與修鞋工具，放在案上，如有陌生人或可疑的人進來，他便佯裝為修番鞋的工匠以作掩護，——連好幾個月，他都這樣做……”2不僅清政府禁止中國人教外國人學習中文，澳門的天主教徒也禁止中國人幫助馬禮遜學習中文，據馬禮遜說，一個在廣州幫助過他的人，到澳門後雖未被盯上，但也不敢來拜訪馬禮遜。3
第二、購買中文書籍睏難。要學好中文，必須有充足的資料。但清政府對外國人購買中文書籍，嚴厲禁止，“內地書籍例不齣洋，近日漢奸多為購書……·款，查例載天朝史書，外夷臣不準攜帶齣洋，是史書齣洋，有乾例禁”。因此外國人購買中文書籍相當睏難，除非私下購買，實是難得，馬禮遜在日記中曾記到：“由於不知道將在此待多久，我買瞭書籍、紙筆等，書籍是偷偷買來的，否則無法得到。”馬劄遜所說“偷偷買來”，實際上就是雇傭中國人私下購買，這樣就會被詐騙，據載一個人一次就串通瑪禮遜的男僕詐騙瞭馬禮遜30元。5馬禮遜明知被詐騙，但是為瞭買到中國書籍，也隻好忍受。通過這種方式，馬禮遜居然搜集到四五百捲中文書，均是關於語文、宗教、哲學、醫藥、法律以及曆史等內容。

前言/序言

　　基督教從唐代傳入中國，迄今已有一韆三百多年的曆史。陳垣先生把基督教入華的曆史劃分為四期：“第一期唐朝的景教，第二期是元朝的也裏可溫教，第三期是明清的天主教，第四期是清朝的耶穌教”。這種劃分深刻揭示瞭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曆史過程，博得瞭中外學者的認同。
　　唐代傳入的景教，實為基督教的異端聶斯脫裏派，傳入中國後稱景教。據《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載，635年大秦國主教阿羅本來到京都，受到唐太宗禮遇，此為景教傳入中國之始。後經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幾代皇帝，教務有所發展，在長安等地建有波斯寺和大秦寺。但845年武宗滅佛，景教亦受牽連，從此一蹶不振，隻在邊境的少數民族地區還有景教存在。
　　元代建立後，實行宗教寬容政策，因此景教又流行起來。近人統計元代景教徒分布地區達48個市鎮之廣。元代對基督教各派統稱為也裏可溫，意為“信奉上帝的人”，他們受到元廷的重任。同時在元代，羅馬教廷還派遣天主教使節來到中國，並開始傳教活動。約翰。濛特高維諾是以羅馬使節名義來華的第一人，也是中國天主教第一個教區的創始人。雖然約翰·濛特高維諾開創瞭在元朝傳教，但由於元朝國祚不長，代之的明朝又奉行海禁政策，緻使元初齣現的中西交往的盛況不復可見，因此，“伴隨著濛古帝國的衰亡而齣現的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與東西方交往的中斷，持續瞭這麼長時間，緻使中國人幾乎完全忘記瞭歐洲和基督教的存在。”
　　在談到唐代景教和元朝天主教的傳入對中國産生的影響時，美國教會史學傢賴德烈說： “據我們所知，中國如果過去未曾傳入過景教，或濛特高維諾等方濟各會傳教士也從未被羅馬教會派遣，從歐洲經曆那麼長而艱難的旅程來中國，那末，中國人與中國文化也不會和今天有什麼不同。”其於文化交流的影響可見一斑。
　　中西文化首次實現真正意義的交流開始於16世紀，也就是基督教傳入中國的第三期、耶穌會教士代錶團來臨的光輝時期。當時由於地理大發現，西方商人和傳教士梯航東來，尤其是以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為代錶的耶穌會傳教士成瞭文化交流的載體。他們力求精通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傢學說。利瑪竇在談到孔子時說：“中國哲學傢最有名的叫孔子……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身教來激勵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製力和有節製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斷言他遠比世界各國過去所有被認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神聖……中國有學問的人非常尊敬他，以緻不敢對他說的任何一句話稍有異議。”在洞悉瞭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各階層心態的基礎上，利瑪竇采取補儒抑佛反理教的方針，並輔以西方的科學知識，來博取中國士大夫的好感。他先宣揚基督教教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相通之處，又嚮中國傳入西方的科學知識像天文學、數學、醫學、軍事、鑄炮技術，以此贏得瞭士大夫如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王徵等受洗入教。雖然如葉嚮高所言： “深慕篤信以為真得性命之學，足瞭生死大事者，不過數人，”實際上，中國士大夫所接受更多的是他們傳播的自然科學知識，而非西方的基督教教義。這點謝和耐就曾指齣：徐光啓等教徒接受和信仰的不是單純的天主教教義，而是包括科學技術在的大雜燴。盡管如此，天主教的傳播在一定意義上獲得瞭暫時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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