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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开山祖，他创办的译圣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被称为无声而有效的传教方式，不仅对基督教在华传播具有普遍的先行意义，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抹下了浓重的一笔。如果把利玛窦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交流文化的开创者，那么，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当属马礼逊，而且由马礼逊开启的这次文化交流，层次更深，影响更久远。《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首次将马礼逊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中，置于历史文化的坐标上，凸显他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马礼逊来华与新教传入中国
一、马礼逊来华前中英关系的发展
二、马礼逊来华的历史背景
1．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与殖民扩张
2．新教锐意东扩
3．马礼逊来华前的中国
三、马礼逊来华与新教传入中国
1．马礼逊的早期宗教教育
2．马礼逊海外传教目标的确定
3．马礼逊来华与新教传入中国

第二章 马礼逊汉语研究及辞书编纂
一、明清以来西人对中文的研究及辞书编纂
二、马礼逊的中文学习
三、《华英字典》的编纂
1．《华英字典》的编纂体例
2．《华英字典》与中西文化交流
3．《华英字典》的影响
四、《华英字典》外的汉语研究著作
1．《通用汉言之法》
2．《中国大观》
3．《广东省土话字汇》

第三章 《圣经》汉译及其影响
一、马礼逊以前的《圣经》汉译
二、马礼逊译经的缘起
三、马礼逊的译经原则
四、马礼逊译本的文体
五、马礼逊译本的出版及评价
六、“二马译本”关系辨析
七、《圣经》中译本的影响

第四章 马礼逊的传教事业
一、马礼逊在华的传教形势
二、马礼逊的传教方式
三、马礼逊的传教活动
四、马礼逊与美国、荷兰传教会的关系

第五章 马礼逊的文化教育活动
一、马礼逊教育活动的缘起
二、英华书院的创立及其影响
三、新加坡学院的筹建及其影响
四、东方语言学校的建立及其影响
五、马礼逊教育活动的影响

第六章 马礼逊所近代中外文报刊
一、近代西方期刊的发展
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及其影响
三、马礼逊与《印支搜闻》
四、与马礼逊有关的其他期刊

第七章 马礼逊与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传入
一、西方印刷术的早期传入
二、马礼逊传入西方印刷术的原因
三、马礼逊传入的西方近代印刷术
1．马礼逊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活字之研究
2．马礼逊与铅活字印刷
3．石印技术的传入
四、马礼逊传入的西方印刷术的影响
结语
参考文献
中文著作(含译著)
西文著作
后记

精彩书摘

1653——1657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因向罗马教廷报告“礼仪之争”问题返回欧洲，在欧洲各国游历期间，在德国科隆出版《中国语法》，这本书对欧洲学者深入研究中国语言，成为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后来德国医生门采尔[ChristianMentzel]在柏应理指导下，学习汉语，著有《中文入门》，惜未出版。1730年贝尔[Bayer]用拉丁文著述的《中国大观》在圣彼得堡由皇家研究院刊印，第一册是有关中文字典和方言。1687年，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编著《中法小词典》并用拉丁文和法文写成《中文研究法》。中文研究成就最大的当推马若瑟1728年在广州写成的《中文札记》 [Notitla LinguaCSinicae]，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字的专著，多取材于白晋的《中文研究法》。书中举证三万三千多条来说明中文的优美。该书曾请法国著名学者傅尔蒙[E．Fourmont，1683-1745]校阅，而傅尔蒙又参考马若瑟的研究材料，吸取其他一些成果写成《中国文典》 [Grammatica Sinica]，对法国汉学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马若瑟的《中文札记》多次再版，马六甲英华书院就曾再版过此书。
1733年，传教士格拉蒙纳[Bazilius A Glemona]在澳门著成《中拉字典》。第二年， 巴多明将达内[Danet]拉了文字典译成中文。18世纪，魏继晋编有《汉德字典》。此外，来华传教士对汉语以外的文字也予以重视，像孙璋的《汉蒙法对照字典》和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的《汉、满、蒙、藏、法五国文字字汇》。后者为乾隆帝敕编，为西方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开创了先例。
综上可知，从事中文研究者大多为来华的传教士。由于英国在此之前从未有传教士到过中国，因此在中文研究及辞书编纂上远远落后于法、意等国，基本尚属空白。伴随基督新教传入中国，英国势必要在中文研究上赶上其他国家，这可能是伦敦会在给马礼逊的指示中，把学中文视作一个伟大目标的原因所在。
二、马礼逊的中文学习
马礼逊在确定来华后，伦敦会曾安排马礼逊跟中国青年容三德学习中文，但毕竟时间太短，而且马礼逊同时要准备医学、天文学等其他知识，所以他在中文学习上只是打下点基础而已。因此到广州后，提高中文知识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为了完成伦敦会要他掌握中文的目标，同时也是为编纂字典和翻译《圣经》作准备。然而，马礼逊在广州学习中文面临的困难，丝毫不亚于在英国伦敦：
第一、清政府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否则处以极刑。1759年洪仁辉[James Flint]事件后，李侍尧在奏文中将事件的原因归结如下：“细察根源，纵由内地奸民教唆引诱，行商通事不加管束稽查所致。查夷人远处海外，本与中国语言不同，向之来广贸贩，惟藉谙晓夷语之行商通事为之交易，近如夷商洪仁辉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甚至汉文字义，亦能明晰，此夷商中如洪仁辉之通晓语文言义者，亦尚有数人，设非汉奸潜滋教诱，何能熟悉?如奸民刘亚扁始则教授夷人读书，图谋财物，继则主谋唆讼，代作控辞，由此类推，将无在不可以勾结教诱，实于地方大有关系。”从此奏可以看出，夷人通晓汉语是中国人教授所致，因此清廷严禁外国人雇佣中国人，并把这类人目为汉奸，清高宗就认为刘亚扁“为外夷商谋砌款，情罪确凿，即当明正典刑，不得以杖毙完结一。这位教授外国人学习中文的老师，被清廷视为汉奸，“即行正法示众，俾内地棍徒，知所惊惧，而夷商等共识天朝威德一。英国洋行大班布朗[Henry Brown]向两广总督长麟请求学习中文，”英吉利国人爱学中国话，若许广东人教我们买卖人会说话，就能够通中国法律了”。对布朗的请求，长麟以已有定例而加以拒绝：“查夷人来广贸易，除设通事贸易外，原不许多雇内地民人，听其指示服役……现今通事买办，即系内地民人，尽可学话，不必另雇内地民人教话，致与定例有违。”长麟曾陪伴马戛尔尼使团，素以通夷务著称，他对布朗的其他请求加以改善后予以同意，惟独对此条予以拒绝，可见当时清廷对外国人学习中文限制之严，疑惧之深。
1814年，交广州知府陈镇及各司道的复文中提出，允许夷人用汉字禀事，“以内地禀事，悉用汉字缮写事由，本盛世同文之义，因外夷不识汉字，是以准用夷字，系属格外体恤，今该夷商等情愿写汉字，似与书同文之义尚无妨碍，即向来夷禀，亦多用汉字，请俯顺夷情，准其禀事时书写汉文”。如果此议获准，那么外国人请人教习中文，自属名正言顺，不料却遭到否决，“查夷性谲正不一，恐致勾引内地民人，代为书写，如遇有语涉荒谬，一经查究，则又以不讲汉文，请为代写，为推却地步，不可不防其渐。应请嗣后如该大班能写汉字，惟其自书，若本不讲习，仍用夷字，免致狡混，而杜弊端”。在这种情况下，聘请中文老师非常之难，即使被聘者，也是提心吊胆，惟恐为官府所知。据马礼逊说，他聘请的中文教师中，其中一个人身上经常带着毒药，一旦被清廷官吏发现，即服毒自尽，免受牢狱之苦。”当时在广州与马礼逊过从甚密的威廉·C．亨特也谈到，马礼逊“不得不在晚上学习中文，并将房间里的灯光遮蔽，以保护他自己的中文老师”。马礼逊自己也说：“我们克服了官府制造的许多麻烦。我们不得不秘密学习，常常不得不把书藏起来。由于害怕，我的助手一再逃离我，一个仆人上街时被捕”。卫三畏在追述自己学习中文时说： “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聘请合适的教师教我中文。我请到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先生，他行事特别谨慎，以防他人告密。每次他来授课时，必携带一外国妇女的鞋子与修鞋工具，放在案上，如有陌生人或可疑的人进来，他便佯装为修番鞋的工匠以作掩护，——连好几个月，他都这样做……”2不仅清政府禁止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习中文，澳门的天主教徒也禁止中国人帮助马礼逊学习中文，据马礼逊说，一个在广州帮助过他的人，到澳门后虽未被盯上，但也不敢来拜访马礼逊。3
第二、购买中文书籍困难。要学好中文，必须有充足的资料。但清政府对外国人购买中文书籍，严厉禁止，“内地书籍例不出洋，近日汉奸多为购书……·款，查例载天朝史书，外夷臣不准携带出洋，是史书出洋，有干例禁”。因此外国人购买中文书籍相当困难，除非私下购买，实是难得，马礼逊在日记中曾记到：“由于不知道将在此待多久，我买了书籍、纸笔等，书籍是偷偷买来的，否则无法得到。”马札逊所说“偷偷买来”，实际上就是雇佣中国人私下购买，这样就会被诈骗，据载一个人一次就串通玛礼逊的男仆诈骗了马礼逊30元。5马礼逊明知被诈骗，但是为了买到中国书籍，也只好忍受。通过这种方式，马礼逊居然搜集到四五百卷中文书，均是关于语文、宗教、哲学、医药、法律以及历史等内容。

前言/序言

　　基督教从唐代传入中国，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陈垣先生把基督教入华的历史划分为四期：“第一期唐朝的景教，第二期是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第三期是明清的天主教，第四期是清朝的耶稣教”。这种划分深刻揭示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博得了中外学者的认同。
　　唐代传入的景教，实为基督教的异端聂斯脱里派，传入中国后称景教。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载，635年大秦国主教阿罗本来到京都，受到唐太宗礼遇，此为景教传入中国之始。后经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几代皇帝，教务有所发展，在长安等地建有波斯寺和大秦寺。但845年武宗灭佛，景教亦受牵连，从此一蹶不振，只在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景教存在。
　　元代建立后，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因此景教又流行起来。近人统计元代景教徒分布地区达48个市镇之广。元代对基督教各派统称为也里可温，意为“信奉上帝的人”，他们受到元廷的重任。同时在元代，罗马教廷还派遣天主教使节来到中国，并开始传教活动。约翰。蒙特高维诺是以罗马使节名义来华的第一人，也是中国天主教第一个教区的创始人。虽然约翰·蒙特高维诺开创了在元朝传教，但由于元朝国祚不长，代之的明朝又奉行海禁政策，致使元初出现的中西交往的盛况不复可见，因此，“伴随着蒙古帝国的衰亡而出现的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与东西方交往的中断，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致使中国人几乎完全忘记了欧洲和基督教的存在。”
　　在谈到唐代景教和元朝天主教的传入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时，美国教会史学家赖德烈说： “据我们所知，中国如果过去未曾传入过景教，或蒙特高维诺等方济各会传教士也从未被罗马教会派遣，从欧洲经历那么长而艰难的旅程来中国，那末，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也不会和今天有什么不同。”其于文化交流的影响可见一斑。
　　中西文化首次实现真正意义的交流开始于16世纪，也就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三期、耶稣会教士代表团来临的光辉时期。当时由于地理大发现，西方商人和传教士梯航东来，尤其是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成了文化交流的载体。他们力求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利玛窦在谈到孔子时说：“中国哲学家最有名的叫孔子……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世界各国过去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神圣……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尊敬他，以致不敢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异议。”在洞悉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各阶层心态的基础上，利玛窦采取补儒抑佛反理教的方针，并辅以西方的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士大夫的好感。他先宣扬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通之处，又向中国传入西方的科学知识像天文学、数学、医学、军事、铸炮技术，以此赢得了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受洗入教。虽然如叶向高所言： “深慕笃信以为真得性命之学，足了生死大事者，不过数人，”实际上，中国士大夫所接受更多的是他们传播的自然科学知识，而非西方的基督教教义。这点谢和耐就曾指出：徐光启等教徒接受和信仰的不是单纯的天主教教义，而是包括科学技术在的大杂烩。尽管如此，天主教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暂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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