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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国民素质史的研究具有综合性特征，与中华文化史、中国人学思想史、中国社会思想史及中国人口史等专门史难分彼此。因此，《中国国民素质史论纲》的撰写实属对中国国民素质学中的国民素质历史考察论部分研究的扩展。《中国国民素质史论纲》确立了三个目标：一是对国民素质产生的原始文化基因进行追寻；二是对关于国家制度及制度文化对国民素质的作用与影响进行讨论；三是对国民素质演变特征及规律进行分析。

目录

绪论
一、基础理论问题：国家定义与中国国家形成的道路及特点
二、定义问题：国民和国民素质概念及基本特征
三、国民素质结构及内在逻辑关系
四、研究方法
五、对几个研究基础问题的解释
第一章 国民素质产生的原始基因（远古-公元前21世纪）
引论 原始人素质文化萌芽和素质萌生形态
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原始人身体素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二、原始人心理素质意识产生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三、原始人社会文化素质萌芽是为适应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
四、原始人素质结构生成阶段与基本特质分析
第二章 中国国民素质初步形成的特定历史环境（夏至春秋战国公元前21世纪－前221年）
引论 奴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对国民素质文化雏形形成的作用与影响
一、国民的炼身和养心观念及优生意识形成
二、传统宗教转向和诸子百家争鸣促进了国民心理素质特质的初步形成
三、国民文化与科技知识素质初步形成于诸子百家争鸣之中
四、传统文化基本特质的形成对国民思想、道德素质的作用与影响
五、春秋战国时期的国民社会文化素质基本特质的形成分析
第三章 秦汉三国时期人的素质演变形态（公元前221年－公元280年）
引论 国民素质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
一、两汉时期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使人口发展和人的身体素质在封建社会中出现首次高峰
二、汉代人传统心理不稳定的主体意识向依附性心态转化，人的心理素质呈下降趋势
三、两汉时期人的社会文化素质总体上呈上升态势
四、以“孝”、“德”为代表的道德素质是两汉时期人的素’质的鲜明特点
第四章 两晋南北朝国民素质演变形态（公元265－589年）
引论 国民素质演变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
一、因战争频繁，国民身体素质呈下降趋势，但由于民族大融合，对改善人的遗传基因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人的主体意识在动乱时世中增强，要求人格独立的呼声高涨
三、国民文化与科技知识素质在民族融合中得到提高，
中华民族精神在多元文化中开始形成
四、两晋南北朝女性解放，使家庭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促进了人们基础素质的提高
第五章 隋唐五代时期国民素质演变形态及特质（公元589－960年）
引论 国民素质提高的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分析
一、唐代国民身体素质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中达到了新的高峰
二、唐代国民心理素质达到了一定高度
三、唐代国民社会文化素质达到封建社会的新水平
四、唐代时期妇女素质特征
五、唐代国民素质发展水平之高探析
第六章 宋、辽、夏、金、元时期的国民素质的表现形态（公元960－1368年）
引论 经济、政治和文化对国民素质的影响
一、北宋人口总数达到一亿左右，之后人的身体素质呈下降态势
二、国民心理素质在“提倡人的主体性”和“灭人欲”双向理论影响下形成
三、国民文化与科技知识素质提高较快，而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呈“双向”态势
四、宋代国民文化与科技知识素质之高分析
第七章 明清时期国民素质演变形态（公元1368－—1911年）
引论 经济、政治、文化对国民素质的作用与影响
一、明、清中期人的身体素质处于恢复提高时期，促进了人口发展
二、明清统治者政治上专制，人们的心理素质受到严重影响
三、明后期人们思想道德观念发生变化；清统治者思想僵化，消极影响着国民社会文化素质的发展
四、清中后期国民素质低下的社会因素分析
第八章 近现代国民素质的演变形态（公元1840－1949年）
引论 国民素质文化在“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过程中向现代性转型
一、近现代国民素质文化思想形成的社会条件和基本内容
二、军阀混战与战争，严重摧残了国民身体的健康，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
三、国民在反思中调整心态，心理素质在抗日战争中得到空前提高
四、传统国民社会文化素质是在“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中向现代化转型的
五、近现代传统国民素质向现代转型分析
第九章 国民素质发展基本规律及启示
一、素质文化对国民素质模塑律
二、社会制度对国民素质规范律
三、国民素质发展基本规律的特征
四、启示：国民素质均衡发展是当代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城背溪文化最早发现于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代表性遗存还包括枝城北、枝江青龙山、秭归柳林溪等遗址，集中分布在枝城以西至三峡的沿江一带。城背溪文化的生产工具有打制和磨制两种，以打制为主。陶器均为手制，采用泥片贴塑法成型，多夹砂、夹炭陶。器表施纹饰者多见，以绳纹为主。常见的器形为釜、罐、钵、支座等，少见的多为圜底器，平底器和三足器。在宜都城背溪遗址，曾经采集到夹有稻壳和稻末的陶片，在陶片的胎里和器表偶然遗留有清晰的稻壳印痕，其中较完整的稻壳粒长6．1毫米、宽3毫米，经农学专家鉴定属于粳稻。此外，在枝城北遗址也采集到夹有稻壳末的陶片和包含稻谷壳印痕的红烧土块。①
原始农业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原始人在生产劳动和生活实践中规范道德观念，如经常鼓励氏族成员树立勇敢顽强的精神与自然作斗争；要求氏族成员遵守集体劳动秩序，服从氏族长者对生产的指挥及产品分配；爱护生产工具，保护生产场地；注意培养氏族成员互相协作、团结友爱共同完成生产任务的品德。由此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里，氏族、部落在调整内部个人与整体、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都把个人利益溶化于氏族部落的整体利益之中，这就为中国以后的道德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但这一历史基础却严重忽视了人本身的权利，把人的价值过分地放在对别人的关系上，而不在自身。可以说，这一观念的“先天不足”对后人的影响，尤其是对当代人人格独立性的影响是极为严重的。
一定的婚姻制度决定一定的家庭形态。在母系公社中，妇女主要从事采集和原始农业、制作食物、缝制衣服、养老抚幼等活动，而青、壮男子则主要从事狩猎、捕鱼等活动。

前言/序言

　　关于国民素质的著作中，专门性研究中国国民素质史方面的著作较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孕育了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国民素质结构体系，使国民素质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和独特的文化价值。
　　中国国民素质史的研究具有综合性特征，与中华文化史、中国人学思想史、中国社会思想史及中国人口史等专门史难分彼此。因此，本书的撰写实属对中国国民素质学中的国民素质历史考察论部分研究的扩展。
　　本书确立了三个目标：一是对国民素质产生的原始文化基因进行追寻；二是对关于国家制度及制度文化对国民素质的作用与影响进行讨论；三是对国民素质演变特征及规律进行分析。
　　本书由单培勇负责全书的主体框架设计和统稿，并撰写绪论、第九章 ；申成玉撰写第二、三、四、五、六、七章；王建增撰写第一、八章。汤清焕、李媛媛同志打印校对书稿，付出了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其中必有很多不足，有些观点甚至是错误的，恳请各方专家批评、指教，以推动中国国民素质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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