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她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10种，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

作者简介

　　江平，1950年12月出生于大连，原籍浙江省宁波市。中国著名民商法学家、社会活动家。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仲裁员、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获比利时根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并任秘鲁天主教大学名誉法学教授。

学术自序
《江平文集》自序
回报社会
终生不悔——四十年执教有感
留苏杂忆
校庆演讲
思想解放与“两个解放”
访谈——对话江平

回顾与展望
转型期的中国法治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缓行
法律：制度·方法·理念
宪政与社会主义
从法律实用主义到法律理念主义——中国法治进程再思考
法治的光谱分析
经济学内和经济学外——评吴敬琏教授新著《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法治和传媒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论中国现今法律观念之变化
罗马法精神与当代中国立法
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思考
市场经济和意思自治
保护私人财产、稳定社会根基
加强对消费者权利保护是保护私权的主要内容
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
从构建社会权力的大环境中看仲裁事业的发展
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中国改革成败得失的法律分析

只有挽救“法学的贫困”，才能改变“贫困的法学”
法学：从幼稚走向成熟
法学的创新
新世纪、新视角、新境界
——寄语新世纪的中国比较法学
比较法和它的两个目标
日本民法典100年的启示
《俄罗斯法译丛》序
新中国民法的发展与佟柔先生
纪念佩霖学习佩霖
沉思与怀念
——纪念谢怀拭老先生
民法的回顾与展望

《公司法》所建立的现代企业法律机制
论股权
现代企业的核心是资本企业
论中国的信托立法
论有限合伙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法律框架(摘要)
企业家的“四不”责任
从国企改革到事业单位改革

空前启后功不可没——《民法通则》颁布十周年纪念
制定民法典的几点宏观思考
制定一部开放型的民法典
再谈制定一部开放型的民法典
《物权法》的矛盾与冲突
《物权法》实施前景展望

做人与做律师
祝贺与期望
为权利而斗争的中国律师——漫谈律师形象与使命
律师兴则国家兴——《中国大律师》序
新世纪中国律师的使命
律师的思维
律师与诚信——四面八方说诚信
法律职业人的底线
中国律师的环境与资源——在2004年10月第四届全国律师论坛上的发言
法律人的“守”与“变”
新词选
江平著作目录

精彩书摘

　　终生不悔——四十年执教有感
　　1956年，我跨进了我校前身——北京政法学院的大门。今天，我执教生涯整整四十年了。
　　四十年中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是从事我所学的法学专业，而当我再度走上法学讲坛时，已是年近半百。近年来常与国外学者接触，四十多岁的教授，已是著作满案，无端的政治运动，误我黄金学术年华。缺乏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是教师的最大不足。自己看的书还不如青年学子读的多，又何以教人，何以指导他人。四十年执教之最大遗憾，莫过于此。
　　我记得读过的一篇文章写道：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战战兢兢，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在大学毕业韵时候，踌躇满志，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在快要退出历史舞台时，饱经风霜，却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了。这种人生心态当然说得绝对了一些，但不失为一种轨迹。……

前言/序言

　　人生七十，该是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了！
　　七十年，总有最刻骨铭心的时刻。至今回想起来，我最刻骨铭心的时刻就是被划为右派的那一时刻、从“人民的阵营”被划人“敌人的阵营”的那一时刻。有时梦中还在杂乱地回放着那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仍心有余悸。
　　记得当时全校还为我划为右派在大礼堂进行公开讨论，以便使那些“糊涂”的人“清醒”过来，讨论的主题就是我为什么会成为右派。因为当时被划为右派的大抵都可以找到“原因”，或是因为历史上原因，或是因为阶级出身原因，或是因为个人主义原因，或是因为伸手要权原因，而我被国家派到苏联留学五年刚刚回国，找不到上面的原因，于是就挖我的受教育的背景。因为我在一个教会高中毕业，毕业后又考入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于是，找到了我成为右派的原因，即“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有一大批具有一些民主自由思想的人，追求民主自由理想的知识分子就被划为了“敌人”！
　　对于这个结论，我又可以认可，又难以认可。
　　可以认可的是，我在高中参加当时学生运动、反对当时的专制腐败政权时，就是为了“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我之所以要报考燕京大学新闻系，就是想用报纸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自由化，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之喉舌。我之所以辍学参加革命工作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难以认可的是：为什么民主、自由思想就不好，就必须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社会主义要不要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又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自由？对于我这样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榜样的苏联生活学习了五年的青年人总会有这样的问题要去思考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了我某种答案。其实，“秘密报告”后来一点也不秘密，连中国学生也都可以去听。“秘密报告”揭露的是与“公开报道”截然相反的血淋淋的事实：专制、个人独裁、暗杀、集中营，难道在中国我也要去追求这样一个制度吗？在我去那里学习的四十年后，这个制度垮台了，究竟垮台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修正主义’’上台？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我看都不是，倒是身历这一制度现今仍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久加诺夫说得好，他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不能说都可以尽管做的特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这三垄断：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特权利益，就是十足的专制，就是缺少真正的民主、自由机制。斯大林统治下，不是也把那些稍有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对专制独裁稍有不满的人，都扣上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称为反对派，也有时称之为右派。那时只不过处理的方法比我们更干脆，不像毛泽东那样还把他们当作“反面教员”，而是枪毙了之，不留后患。
　　我们目前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中的一些现象表明我们还没有从苏联垮台和反右派运动中得出更深层次的结论和教训！
　　法律并不是我人生自愿的职业选择，它枯燥无味，不像新闻那样自由奔放。但既然是国家派我去学的，当然是抱着崇高的使命感去学的。逐渐地，懂得了法律与新闻一样，都有着民主与自由的深刻内涵，如果说“法制”并不足以包含民主，正像我们把民主与法制相提并论那样，那么“法制”就必须以民主为基础，以民主为前提。我在苏联学习时，法律制度确实也比较完善，但谁也不想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一个“法治国家”。学法律的人需要埋头于法律条文的诠释和学理的探索，但离开了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基本目标，法律就会苍白无力，甚至可以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镇压不同意见的人的工具。因此，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就像建立现代工业化国家、现代知识经济国家一样同等重要。
　　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我没有认真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
　　我是一个法学教育家，我以学校为舞台，努力培育一代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具有民主、自由开放思想的法律工作者、法律家、法学家。
　　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上苍总算是“公平”的。1957年以后，给了我整整22年的逆境，又给了我整整22年的顺境。逆境给了我磨难和考验，使我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我喜爱的一句格言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民族如此，个人也如此。顺境给了我沉思与回顾，使我更能以正常心看待一切，已经没有什么可迷信的了，我喜爱的另一句格言就是“只向真理低头”。
　　今日之世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乃为两大潮流。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复兴已不成问题，甚至有时令人有过分之感，但民主主义的觉醒和复兴，相比之下还差距甚大。从五四时代的呼唤“德”先生，到我青年时代的“争民主，争自由”，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科学进步，在这一百年内的变化确实令人咋舌，而民主主义的进步，又有多少呢？！我又陷入了五十多年前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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