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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45～1949年可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演进的关键性年代。抗战胜利的喜悦激发了国人对大国崛起的憧憬，然不旋踵爆发的国共全面内战，则使每个国人又一次在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时都不得不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次抉择的结果，不仅决定了20余年国共政争的大结局，也决定了这以后中国的历史命运，决定了延续至今的中国基本政治格局。

内容简介

　　什么是历史命运？历史命运无非是在历史活动中的个人和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的集合行为所创造的结果，或亦可谓历史之“势”也。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囝最有政治活动力、组织力及创造力的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度合作，两度分裂，从化友为敌到化敌为友，从兄弟协力到兵戎相见，从党争政争的文斗到战场厮杀的武斗，他们各自都在以自己的奋斗，塑造着中同历史的命运。1945～1949年的国共政争内战，为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恩怨交织、纠缠一体的争夺史画上了句号。闻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使中国的命运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第一篇 抗战胜利后的国共纠葛及国民党的因应
第一章 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抗战胜利不期而至，国民政府的因应有得有失。得为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势下掌控局面，重建收复区统治，并获取大量物质资源；失为接收缺乏周密规划，为官吏贪渎大开方便之门，若干私心自用的政策广受社会舆论批评，从而使其本因胜利而得来不易的声望忽由高峰而低谷。

第二章 战与和的变奏
国共两党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但由于并未解决军队和地盘的根本问题，仍然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其后，由于军事较量的相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共实现停战，召开政协。但是，停战缺少内在动因，国共的妥协只是时的“迂回”，并不妨碍各自实现其基本方针的决心。

第三章 战后国民党对共政策的关键转折
国民党强硬派的主张与行动，是国民党面临可能失去一党垄断权力时的本能反弹；他们对国民党特殊利益的维护，有深厚的党内基础。六届二中全会的余波所及更延续至会后，使战后国共关系由相对缓和而急转直下，最终导致大规模内战的再起。

第四章 关于“官僚资本”的争论与国民党执政的危机
国家资本因战后接收而实力大增，达至其最高峰，由此导致国民党内外对“官僚资本”的强烈批评。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其党内高层对“官僚资本”问题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表现出国民党对其统治危机的深重担忧。但国民党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成为影响其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五章 国民党的危机因应
国民党多年垄断执政权力的思维定式，以及蒋介石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独断权力，控制着六届三中全会的总体进程及其决策，会议未能解决国民党面对的种种问题。

第二篇 国共东北争夺及其成败得失

第六章 国民党内关于东北问题的激烈争执
国民党对苏外交天平的偏转，使苏联对国民党的疑虑大增，从而更不利于其接收东北；其党内派系之争及个人情绪发泄，亦不利于其凝聚共识，作出合理适当的解决东北问题的决策。

第七章 东北停战与国共战略的调整
在美国的调停下，东北暂告停战，但由于国共各自立场迥异，停战期内的谈判一无成果。国共双方过往的脆弱互信，并未因东北停战而得以继续。相反，国共均在停战期内对全盘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东北问题最终牵动大局，全面内战不可避免。

第八章 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苏联要求经济合作，既无法理依据，且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国民政府的拒绝应为正当。但如何既不失国家利益，又维持其党派利益，国民党的立场徘徊不定，前方与后方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无法达成对苏政策的一致意见，谈判的最终失败并非偶然。

第九章 战后旅大接收的国共苏三方博弈
国民政府接收旅大的失败与中共争夺旅大的成功，有其较为特殊的方面，
即中共因其与苏联在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的基本一致性而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使国民政府难以达成接收旅大的任务。

第十章 中共与苏联在旅大的合作与分歧对于和旅大苏军当局的关系，中共高层更多是从全局意义把握和考量，不会太过计较具体得失，因为在和国民党争夺全国政权的斗争中，中共首先的、根本的目标是胜利，而非其他枝节问题，这恰恰表明了中共高层深谋远虑之所在。

第三篇 国共内战面面观

第十一章 军调部述论
国共两党对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追求，对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军调部无能为力。军调部的最终解散，既是战后中国国内政治发展、国共两党关系分裂的必然产物，也是美国干预中国国内政治的失败此后，中国的命运就将由战场的胜负决定了。

第十二章 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
国共两党为坚持实现自己的理念，都不会轻易削弱军事力量。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缺少民主的政治环境下，军队是民国时期决定党派政治命运和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因此，脱离政治现实的军事复员整编是很难进行的

第十三章 国民党内战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
在战争的实际进程中，谁胜谁负并不在于谁不犯错误，而往往在于谁的错误犯得更少，谁改正自己的错误更迅捷。当国民党军从战略到战术，从指挥到作战，从前方到后方，屡屡犯着同样的错误而不知或不能改正时，实际已可判断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者究属何方。

第十四章 国共内战初期的苏北战场
国民党的苏北作战方针较为保守，目标过于局限，既未能一鼓而下苏北，又未能严重打击中共主力。中共对苏北作战方针本有争议，但在实战中得以协调一致，在大势退守中保持了部队战力，并以苏北作战实践发展出较为完整的内线作战方针。

第十五章 国民党的“戡乱动员”
以严刑峻法为表征的“戡乱动员”，非但没有能实现国统区的社会稳定，反而凝聚了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之心，加速了他们对国民党统治的离心离德，最终亦未能挽救国民党统治之衰颓与败亡。

第四篇 战后中国社会

第十六章 战后初期中国经济的恢复与重建
内战是经济恢复与重建中面临的种种困难的根本原因。在已经残破的经济基础上，进行又一场战争，不仅导致经济体系难以承受，从而使经济恢复与重建成为泡影，而且最终也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统治的经济基础。

第十七章 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之经纬
宋子文是国民党内外公认的财政金融专家，惟当宋氏以行政院长身份登上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并亟思施展抱负之际，却折翼于其所擅长的财政金融领域，终至因此挂冠而去，退出政治中枢，其间之风雨波折，不禁令人感叹时移势易，造化弄人。

第十八章 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
昆明事变以龙云解职离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龙云解职后，云南仍未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现实的妥协，且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第十九章 大陆舆论对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反应
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大陆主要新闻媒体迅速报道并发表了不少评论，《申报》《大公报》与《文汇报》或多或少对国民政府持批评立场，可谓民声的代表；《中央日报》则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立场，可谓官声的代表。

第二十章 战后中间党派的政治抉择
在短暂的和平时期，国共两党都希望通过争取中间党派作为自己的盟友，获得更多的政治砝码，由此造就了中间党派的地位。但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中间党派的地位又是脆弱的，他们没有可靠的实力在国共两党武力相争时独立存在，只能选择非左即右的政治立场，不是投靠国民党，就是亲近共产党。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蒋介石以邀请毛泽东赴渝，作为战后政治因应中共问题的出人意料之举，在国内政治方面得了一分。民间舆论的喉舌《大公报》对蒋之邀请评论为“感到一片祥和之气”，“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毛泽东到重庆后，《大公报》社评的文辞更是激情洋溢：“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争，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最嗜好的！”①但是国共谈判的实际进程却远非社会期待之圆满。在国民党方面，重庆谈判实际是其凸显居于执政之中央政府地位而对中共曲以优容，但在关乎其实际利益的地盘和军队问题上，不会作出实质性让步。国民党在谈判中的基本策略为“军事拿紧，政治放松”，同时“准备破裂”。②蒋介石决定的谈判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即（1）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政府改组问题，（2）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3）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具体方案则是，中共军队最多只能编12个师，承认解放区政权绝对不可行，只能对中共县级行政人员酌予留任，并延引中共人士参与省级行政。③这实际是以对中共之军事收编并要求其放弃所占地盘，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参与的交换，与中共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解放区政权、委任数省主席或副主席、改编军队为16个军48个师的谈判方案相距甚远。④这就注定国共谈判无法取得根本突破，国民党“终求大功之告成，悬案之终了”的设想也无法实现。青年党领导人李璜曾经颇为生动到位地形容战后日本投降而缓和，反有因两党争斗而致内战重起之现实危险。
　　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和占领区的存在，实在是国民党多年焦虑、亟谋解决之中心问题。如潘公展所言，蒋介石“对此顽梗之中共问题，苦心焦虑，非常人所能想像”。①抗战胜利后，中共公开提出一系列政治主张并有对日伪接收之军事行动，令国民党大为恼怒。8月20日，参加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的中执委均对中共表示不满，纽永建、赖琏更主张，对付共产党只有武力，无协商余地；应对共产党的“捣乱行为”以军事力量制裁之。②中执会经研议后认为，中共“企图先发制人，以割据地盘扩张实力，进而自建中央政权，与国民政府对抗”；提出“中央对共党态度应及时改变，在此期间，应以争取主动为最有利，应予打击者打击之，不可再事迁就与过于顾忌。”④但抗战胜利后之受降、接收、复员等诸多急迫问题正等待解决，国民政府军队仍多位于西南之客观实际，社会大众于饱受战争磨难后厌恶战争之心理，以及美苏希望国共争端和平解决之表示，使蒋介石不能决策立即以军事方式“主动打击”中共，而只能“为国相忍”，等待时机。蒋之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曾向蒋建议，邀请“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④国民党内部亦有若干对共温和派人物希望以和平方式软化中共立场，进行谋和尝试。蒋介石考量形势之后，决定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至陪都重庆，以“共定大计”。⑤华政策的总方针仍是支持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双方的矛盾尚处于可控范围内。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席会议决定继续运送国民政府军队去华北和满洲。①但因种种因素，此项运输之完成一直延续到次年春天，国民政府在华北实际仍无足够的军事力量控制局势，遏制中共的发展。
　　国民政府军队通过以接收为名义，在全国范围内的调动，基本完成了战后的重新部署，但因运输问题及中共部队的阻击，未能完全达成其预想目标，而且因顾虑接收之需要，在各个城市留置较多军队，致军队部署较为分散，缺乏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样明确的战略目标及相应之军事部署。时任军政部军务署署长的郭汝瑰评论为：“蒋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弊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②
　　四政治因应——力图遏制中共发展抗战胜利时的中国，政治上仍然处于分裂局面。中共因其在战时的迅速发展，已形成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之势，并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与国民政府截然相反的主张。日本投降之后，中共立即以延安总部命令的形式，提出“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六项政治主张，重点在于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党、解放区政府和军队之合法地位，故国共矛盾立时凸显。

前言/序言

　　1945年9月3日，当时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巡视重庆市街，在当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沿途民众其发乎内心之一种情绪，对余所表示敬慕爱戴之精神，狂欢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他的得意之情跃然纸上。然而，不过短短四年过后，曾经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因为国民党军事失败，而在1949年11月28日即将撤离重庆前夕，又在日记中写道：“时至今日，由余养育完成之党国，而由余之手毁灭之，此境此情将何以堪？”并在其年终感言中自记：“为人唾弃，为世讥刺，其耻辱悲惨于兹为甚。”这两段同为出自蒋介石自己记叙的文字，犹如电影镜头快速切换那般，颇为真实地传达出当时当地蒋介石由志得意满而难堪沮丧的个人心境，却又极富拷问意味，不仅是蒋介石，也是世人曾经反复追问的话题：国民党如何失去了中国？或者，作为一体两面的问题，也就是：共产党如何得到了中国？
　　追问上述问题，自然需要探究晚清至民国的中国历史演进，尤其是1945～1949年的中国历史演进。在有几千年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历史叙述的时间尺度动辄“世纪”或是“年代”，数年的时光实在是太过短暂。即便是对长逾百年的近代中国历史而言，数年也不过是短短一瞬而已。但是，1945～1949年的中国，上承抗日战争的胜利，下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间虽不过短短数年，在后人眼中或许不过是惊鸿一瞥的瞬间，却以其历史演进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波及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影响到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从而在个体生活改变的同时，更在集体意义上改变了中国的走向，实可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演进的关键性年代。抗战胜利的喜悦激发了国人对大国崛起的憧憬，然不旋踵爆发的国共全面内战，则使每个国人又一次在面对近代中国的特有命题——“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时都不得不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次抉择的结果，不仅决定了二十余年国共政争的大结局，也决定了这以后中国的历史命运，决定了延续至今的中国国家的基本格局。
　　什么是历史命运？历史命运无非是在历史中活动的个人和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地集合行为所创造的结果，或亦可谓历史之“势”也。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政治活动力、组织力及创造力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度合作，两度分裂，从化友为敌到化敌为友，从兄弟协力到兵戎相见，从党争政争的文斗到战场厮杀的武斗，他们各自都在以自己的奋斗，塑造着中国历史的命运。1945～1949年的国共政争内战，为20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恩怨交织、纠缠一体的争夺史画上了句号。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使中国的命运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1945～1949年中国历史演进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学的学术意义，同时也具有历史探究的现实意义。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也。
　　虽然如此，对1945～1949年中国历史演进的研究，却不似其所有的意义那般丰富，尤其是对失败一方的国民党而言。资料的不够开放，评价的政治禁忌，近距离的敏感，鉴人知事的困惑，等等，在在影响到研究的开拓与深入。好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史学研究也在不断进步，研究的领域和问题都在不断拓展。尤其是近些年来，大量当年绝密的档案文献相继公开，给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条件，探究历史的真相，解读历史的意义。
　　本人从事1945～194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有年，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此次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之厚爱，得以结集出版，正可以此对1945～1949年的中国历史演进有个人的学术分析和评价。考虑到学界对共产党历史研究的成果丰硕，本书所收入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地集中在国民党历史的研究方面，涉及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历史的方方面面，包括国民党对战后中国政局的把握和掌控，国民党内对如何因应战后政局尤其是国共关系的考量与争论，国共两党对至关重要的东北地方的争夺及其成败得失，国共内战的军事个案探析，以及诸如经济、人事、地方、中间党派等战后中国社会问题，等等。
　　历史研究是对过往发生事实的梳理与探究，每个历史研究者都是处在其所在的当下回望历史，从而也就难以避免所谓后见之明，更兼历史研究者本人的经历、地位、感情、个性等因素，也使得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评价可能难以避免所谓的主观性。惟其如此，本人更推崇叙事的历史，以可靠的历史事实，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本相的历史。虽然叙事的历史可能也难以完全逃脱主观性的表述，但总较那些脱离历史事实的、空洞的、分析的历史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吧。故本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先验性或后验性地给出历史的答案或者结论，更在于从历史事实出发，重建历史的现场，梳理历史的脉络，探究历史的本源，从而为读者了解历史并据此作出自己的判断提供一些基本的出发点。
　　回到前言起始提出的问题，国民党如何失去了中国？本研究引用了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期间提出的《党务革新方案》的表述。该“方案”指出：“官僚资本为全国所痛恨，亦为全党所痛恨”，但为何“坏者欲去而无力以去，好者欲作而无力以作”，追根寻源还在于：国民党既离开民权主义，亦离开民生主义，在建国最基本之经济问题上，思想混乱分歧，政策彷徨暧昧，既未能以减租或土地利益与农民，未能以立法保障与工人，亦未能以经济保护与中产以上之阶级，遂使政府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政府，党即成为不能解决人民问题之党，失去各阶层之同情与拥护。该“方案”不无感叹地言之：党无社会基础，既不代表农民，亦不代表工人，又不代表正常之工商，甚至不代表全体官吏，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就其对国民党执政危机根源之认识而言，此等表述不可谓不深刻，亦不可谓不沉重，何况还出自国民党中央大员的手笔。既然国民党已经从当年号称代表全民实行“三民主义”的政党，沦落为不仅不能代表工、农、商之利益，甚而不能代表维护其政权基础和运作的多数党员和下级官吏的利益，“而只代表少数人之利益”，那么，国民党怎么还能要求哪怕是自己的党员（更不必说党外的广大社会阶层和民众）为维护这“少数人之利益”而不惜奋斗牺牲呢？因此，当国共之争到了最后关头，对国民党而言，不只是社会“人心”已失，即其党内多数“人心”也不再归属于党。党内下层是麻木不仁、得过且过，不少有权有势者则是只图利用权位、谋取个人私利，以至拔一毛而利其“党天下”所不为。以至蒋介石也不禁感叹：“权利是个个人都要享受，责任是没有一个人肯来分担。对于公家的事情，不是袖手旁观，不闻不问，就是争权夺利，互相防范”；“我们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会弄到人人束手无策，人人失去信心”；“本来在很好的环境，具有很好的条件，一到我们的手里，就毫无办法，这真是最耻辱最可痛的问题。”势已至此，夫复何言；一叶知秋，何论其他。难怪非国民党员的著名学者傅斯年近乎沉痛地写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读了这样的表述以及书中所引的其他国民党人自己的表述，对于国民党为何失败，读者诸君完全可以得出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而不必再劳动作者去喋喋不休地强加于人。
　　不过，对历史演进给出一定的解释，建构并回答历史的问题，仍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所以，本研究中也难免有一些作者自己的看法，至于这些看法对不对，是否合乎历史本来的面目，则只能由读者去评判，亦非作者所可自说自话。当然，文责自负，这些看法无论对错，概由作者负其责，而不可推诿于所谓主观能力与客观环境是也。
　　本书各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不少海内外师长、同道、友好乃至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批评、指正、讨论、建议。对本研究作出贡献的人士众多，恕本人不在此一一列名，以免挂一漏万之疏失而致内心无限的歉疚，但他们的贡献本人将永念于心，在此谨致衷心的谢意。本人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历任领导和科研主管、图书典藏部门的负责人，对本人的研究一向持包容激励的态度，并予以不少的支持，借此书出版之机，也对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学术著作出版的积极支持，使得可能并无多少市场销路的如本书这样的学术著作能够顺利出版，也对他们的眼光和贡献表示衷心的谢意。
　　读者诸君是所有学术成品最终和最好的评判人，书既出版，则作者就不必再唠叨什么了，唯有以诚惶诚恐之心，等候读者的评判，但愿他们还能给出及格的分数，那就于愿已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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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当年中国的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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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七支刀是三世纪中叶由百济肖古王进献给日本神功皇后的，与汉委奴国王印并称日本的两大奇迹。自明治以来，这把七支刀引发了无数历史研究者与古代史爱好者的浪漫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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