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新京报·腾讯 2017年度社科类好书

★ 这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会是学术史上的绝响吗？——20世纪上半叶造就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人，这个时局动荡的时期，却成了学术的黄金时代。借由一个个知识人的片断，重新审视大时代下的个体生命。

★ “国学”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存在吗？——王国维、陈寅恪等等如今被视为“国学大师”的民国人物，在当时都是利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开了新风气的现代学者，返视这一百年来的学术转型，观照现在的“国学”，我们或许会发现“国”与“学”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如此简单。

★ 在东西文化、新旧学术的十字路口，知识人该如何选择？——可以是通往现代世界的大道，也可能会带人坠入“背叛传统”的深渊。有的人手足无措、痛苦绝望，也有人徘徊犹豫、摸索前进。数十篇“学术史的别页”，刻画出那一代学人的的挣扎和探索历程。

内容简介

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在这些学者身上，可以看到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

本书收录了葛兆光教授纪念晚清民国以来16位已故学人的随笔。这些人中，有的融入历史的大动脉中，有的成了被遗忘的暗流。作者回顾他们的经历，探寻他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变”与“不变”，捕捉思想史与学术史、时代与个人间那微妙的角力与交融。

作者简介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原籍福建，1950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2006年至2013年担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曾任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9年获选第一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著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目录

序 / i

一个佛教居士的忧思 / 003

世间原未有斯人 / 013

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 / 027

阴晴不定的日子 / 043

佚札留存在异乡 / 055

王国维手稿本《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跋 / 065

最是文人不自由 / 079

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 / 093

万里之外总有人牵挂 / 107

学术的意味 / 113

徘徊到纠结：顾颉刚关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 / 119

吾侪所学关天意 / 131

“刮骨疗毒”的痛苦 / 145

谋万国知识之沟通 / 155

重读潘光旦 / 161

不是旅行季节的旅行 / 165

学问的意义毕竟久远 / 169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 175

重读杨联陞日记 / 189

黄河依旧绕青山 / 201

看人如伊吕 / 217

遥知水远天长外 / 221

师友三十年 / 231

那一道不曾消失的风景 / 237

附录一　运化细推知有味 / 247

附录二　世家考 / 259

精彩书摘

序（节选）

犹豫再三，终于在朋友和编辑的鼓励下，把二十年来纪念已经逝去的学者的二三十篇随笔，重新编辑了这个选集。照例，交出文稿，就该写序和定名，可是，用什么为题，写什么作序，我却很彷徨。原来这些文章，大概有近十篇不曾编入各种集子，但也有十几篇，曾经分别收入前些年出版的《考槃在涧》（1996）、《并不遥远的历史》（2000）、《本无畛域》（2010）几本随笔集里。现在回想，编那几本集子的时候，我对学术界还算有信心，总觉得前辈学者余荫犹在，如果“发潜德之幽光”，沿着余波或许仍可以溯流向上。但编这本集子时，我的心境却很苍凉，觉得前辈的身影，连同一个时代的学风与人格，仿佛在暗黑之雾中渐渐消失，不由得想到的却是“余音”这个多少有些无奈的词语。尽管说，“余音绕梁”也可以“三日不绝”，但是“三日”之后呢？因此现在我想到的，却是“余音”或成“绝响”，总会袅袅远去。

趁着重新编辑出版之际，不妨说几个萦绕心中已久的话题，也算是一个“坦白交代”。这几个话题，第一个是晚清民国学术究竟如何评价？第二个是有关传统中国的文史研究，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叫“国学”？第三个是时代，以及独立与自由的环境，对人文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话题原本太沉重，并不适合在这种文字中表达，而且，下面说出来的话也太学究气，不过骨鲠在喉，只好请读者耐心地听我絮叨。

一

从20世纪90年代起，很多有关晚清民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出来，我也从那时起，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到现在数下来，还不止这二三十篇。在我看来，这些有关学者的随笔，并不算是学术史，最多只能算“学术史别页”。尽管我写了不少有关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文章，但我总觉得，把这些别有怀抱的随笔看成学术史，其实多少有些误会，真正的学术史，应当讨论的是“学”。比如，谈王国维，应当讨论的是他的古史之学、甲骨文字之学、蒙元辽金史地之学，而不是他在颐和园的自沉；谈陈寅恪，应该讨论的是他的那些预流之学问，比如中古历史与宗教研究，而不是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上说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至于周一良，学术史最好讨论他的中古史、佛教史和日本史研究，而不是那本《毕竟是书生》。

不过话说回来，学者也和普通人一样，身处社会，必然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特别是晚清民初以来，中国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原本“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却“瞠目不知时已变”。国家与民族的动荡不安，把所有学者抛进巨浪颠簸之中，且不说帝制王朝与共和政体的交替，民族危亡与思想启蒙的冲突，民族本位与世界主义的抉择，就是业已习惯的旧传统与汹涌而来的新潮流，赖以自负的旧学问与需要追逐的新知识，习惯面对的旧朋友和不得不面对的新贵胄，也已经把那个时代知识人的心灵撕得四分五裂。

因此，在这些学者身上，你也看到了时代的吊诡、潮流的变迁和思想的动荡，这些有关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变”与“不变”的经历，成了我写这些学者随笔的主要内容，用有关沈曾植的那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就是学术史与思想史有些分不开。那个时代，学术和思想在互相刺激，知识与政治在彼此纠缠，理智与情感在相对角力。20 世纪非常特别，充满政治化的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处境也非常特别，这个时代，没有退隐山林，没有袖手旁观，没有骑墙中立，就好像那句著名口号“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一样，时代逼着你不归杨则归墨，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

“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在这两句诗里，最让我看重的就是“无计”二字，仿佛写尽满怀的无可奈何。在《阴晴不定的日子》这篇随笔中，我曾记述了1927 年6 月2 日那天，王国维从容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然后自沉昆明湖的经过，在这里不妨再接着看受命整理王国维后事的陈寅恪和吴宓。十几天之后的6月14日，仍是在清华园，深夜，陈寅恪与吴宓长谈，吴宓觉得，自己面对旧理想和新世界，就像左右双手分牵二马之缰，双足分踏两马之背，“二

马分道而驰，则宓将受车裂之刑”。陈寅恪则安慰他说，这个时代的读书人，必然面临痛苦，“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几个月后，陈寅恪把这层意思写在了纪念王国维的《挽词》里，在小序中他说：“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这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史，却不能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史。

百年知识分子的缩影，可窥见那个时代学人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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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成群的来，也成群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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