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作为新时期思想文化学术的一个总结性工程《跨世纪学人文存》问世后,受到美术界和读者们的重视和欢迎。接续前思,整理编辑近年学界新成果,感到大美纷然,目不暇给。初辑9种,科学与人文兼收,精思与沉潜并重,而主脉不变,在乎平实而富有建设性的研究。9种图书与新世纪同时来临,亦将与新世纪同行,故名之曰《新世纪学人文存》。
作者简介
杨念群,1964年1月出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同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1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1995—1996年和1998年曾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访问研究。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并与友人合作主编系列译丛《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
目录
自序:历史研究与边缘话语
第一编:边缘史论:阐释与论辩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及其“蛮性遗留”
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
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方法及限度
“思想”与“学术”岂能如此二分——就90年代学风质疑于朱学勤、陈少明两先生
唯理主义的社会改造设计与文化传统
第二编:边缘史析:从思想史到社会史
儒学的地域化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二重取向——兼论两个地域文化群落的比较研究
杨度和帝王之学
近代“岭南文化中心说”典型述论
从“五四”到“后五四”——知识群体中心话语的变迁与地方意识的兴起
基层教化的转型:乡约与晚清治道之变迁
第三编:寻找新的历史空间
从知识/权力的互动关系看书院功能的演变——以湖湘书院为例
“社会福音派”与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
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在中国本土的结构性紧张
“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
附录:学术志业如何汇成一条生命体验之流——我的一点省思
主要著述一览表
精彩书摘
第一编:边缘史论:阐释与论辩
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及其“蛮性遗留”
二 蛮性遗留之一:起源神话的迷思
与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关,古代中国和西方不同,没有以契约组成社会的理念,历代的史学基本上都相信历史是远古圣人用其道德理性进行人为设计的结果,设计的内容概而言之可以包括礼仪法度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精神的心理设计两个主要部分。前者后来演化为治道理论和实践中的人伦秩序;后者在近代被新儒家锻造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新儒家的来源分化固然复杂,但是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都奉持由“心性之学”规定的心理主义策略,他们基本上一致认为,儒学所持守的理念是一种道的承诺,具体主要表现为思想形态,而或多或少有意忽略这种思想建构过程中所凭借的制度资源。我们阅读新儒家的著作似乎总有一种感觉,除个别人如牟宗三先生之外,他们讲究的完全是一种思想流变而不谈制度设计。
从中国历史上观察,每逢世道衰变之际,儒学的两大资源就会被交替使用:一是今文经学中的“公羊论”政治历史哲学;二是王学禅宗中的心性革命论。比如第一资源在清初与清末分别出现常州学派的公羊说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论,以为政治鼎革的工具;王学的复兴则体现于明末的个性原则的抒发与新儒家对道统的坚守上。
站在近代中国史学的基点上立论,康有为的公羊论一直为当代史家所称道,所否定者恰恰是其进化论色彩的不彻底,即循环论的倾向,但是公羊论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出的革命性原则实际上一直为当代历史学家所暗暗认同,举其要者大致有二:一是公羊三世说的构成形式可以改造成与现代线性的进化观念相吻合;二是其递进式的阶段论划分可以与当代预言式的“五阶段论”的宏大叙事合拍,制造出与现代化普遍尺度相适应的本土依据。
前言/序言
少时读司马迁的《史记》,常常惊羡于其中历史描写的多彩笔调。如鸿门宴一折中项庄舞剑的凛凛杀气常恍然浮现于眼前,刘邦离宴后惊恐莫名般的马蹄声碎,常恍然撞击于耳鼓,故读之常手不能释卷。这一阶段,历史是感性触摸的对象。年稍长,入学府读史,方知历史非仅个人的低回感伤与浅酌低唱般的感性生活史所能支配,而是近代整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沉重表征。“历史”对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都是无法轻松表达的话题。特别是近代,乱世更迭的刀光剑影中,愈益充满了殖民者施加的屈辱与民族反抗的悲歌,使得你根本无意在似乎宿命式的西方现代化掠夺与自身发展的双重悖论逻辑中,轻飘飘地置入一点个人化的叙事,因为学府的训练恰恰是集体记忆的排练场。私贩个人记忆是颇有走私之嫌的。在这一时期,历史是理性张扬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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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真美,美得一探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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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还好 不过比**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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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关,古代中国和西方不同,没有以契约组成社会的理念,历代的史学基本上都相信历史是远古圣人用其道德理性进行人为设计的结果,设计的内容概而言之可以包括礼仪法度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精神的心理设计两个主要部分。前者后来演化为治道理论和实践中的人伦秩序;后者在近代被新儒家锻造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新儒家的来源分化固然复杂,但是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都奉持由“心性之学”规定的心理主义策略,他们基本上一致认为,儒学所持守的理念是一种道的承诺,具体主要表现为思想形态,而或多或少有意忽略这种思想建构过程中所凭借的制度资源。我们阅读新儒家的著作似乎总有一种感觉,除个别人如牟宗三先生之外,他们讲究的完全是一种思想流变而不谈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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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印刷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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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喜欢,约半价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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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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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真美,美得一探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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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近代中国史学的基点上立论,康有为的公羊论一直为当代史家所称道,所否定者恰恰是其进化论色彩的不彻底,即循环论的倾向,但是公羊论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出的革命性原则实际上一直为当代历史学家所暗暗认同,举其要者大致有二:一是公羊三世说的构成形式可以改造成与现代线性的进化观念相吻合;二是其递进式的阶段论划分可以与当代预言式的“五阶段论”的宏大叙事合拍,制造出与现代化普遍尺度相适应的本土依据。与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念有关,古代中国和西方不同,没有以契约组成社会的理念,历代的史学基本上都相信历史是远古圣人用其道德理性进行人为设计的结果,设计的内容概而言之可以包括礼仪法度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精神的心理设计两个主要部分。前者后来演化为治道理论和实践中的人伦秩序;后者在近代被新儒家锻造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新儒家的来源分化固然复杂,但是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都奉持由“心性之学”规定的心理主义策略,他们基本上一致认为,儒学所持守的理念是一种道的承诺,具体主要表现为思想形态,而或多或少有意忽略这种思想建构过程中所凭借的制度资源。我们阅读新儒家的著作似乎总有一种感觉,除个别人如牟宗三先生之外,他们讲究的完全是一种思想流变而不谈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