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试着去寻找这本书与其他同类著作的区别点,感觉它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文史研究中常见的“割裂感”。很多研究往往将“文”与“史”严格地二分,或者将“经”与“子”区隔开来,导致我们在理解一个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时,往往只能看到其表象或单一维度。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暗示了一种融合的企图,我期待它能在论述中,自然而然地将文献考据的细致与历史演变的宏观视野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浑然一体的认知体系。如果能成功做到这一点,它将不仅仅是一部知识的汇编,更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方法论的展示。我对那种能够将看似无关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并揭示其深层内在逻辑的著作,抱有近乎膜拜的期待。
评分坦白说,这本书的重量让我有些“望而生畏”,它不是那种可以随意丢进背包、在通勤路上快速翻阅的轻松读物。它更像是需要一个专属的阅读空间,一张稳固的书桌,一盏暖黄色的台灯,以及一段完整、不被打扰的时间才能与之相处的“老友”。这种阅读体验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仪式感,将阅读从碎片化的娱乐中抽离出来,回归到一种需要投入心神、进行深度思考的活动。我至今还没来得及完全沉浸进去,但光是它所代表的这种“沉甸甸”的学术分量,就足以让它在我的书架上占据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时刻提醒我,知识的殿堂需要庄重和耐心才能进入。它仿佛在对我说:你必须准备好,才能真正领会其中的奥妙。
评分初拿到手时,我被它目录的宏大叙事结构所吸引,那种试图将浩瀚的文史脉络一网打尽的气魄,着实令人振奋。我粗略浏览了几个章节的小标题,发现其逻辑推进的方式似乎是采用了某种独特的、非线性的梳理手法,不同于我以往接触的那些按时间顺序或流派分类的传统史学著作。这种结构上的创新,预示着作者可能在试图构建一种全新的认知框架,一种能够统摄看似分散的历史现象的理论工具。我猜想,作者一定花费了巨大的心力去打磨这些章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力求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领域之间建立起富有洞察力的桥梁。这种野心勃勃的尝试,本身就值得我给予极高的关注度,因为它挑战了既有的学术范式,迫使读者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图景。我非常好奇,这种“通义”究竟是以何种高屋建瓴的理论为枢纽展开的。
评分我是一个对文字的“体感”非常敏感的读者。这本书的字体排版和行间距拿捏得恰到好处,阅读起来毫无视觉疲劳感。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能找到一本让人愿意慢下来的书是多么奢侈。尤其是在那些长段落的论述中,作者的句法结构显得相当凝练,没有过多的冗余修饰,但每一个词语都像经过了千锤百炼,掷地有声。这种文字的密度感,要求读者必须全神贯注,稍一分神,可能就会错过某个微妙的转折点。我特别留意了它在引用古籍时的标注规范,可以看出其严谨性,这对于严肃的文史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它传递出一种清晰的信号:这不是一本供人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是严肃学人对话的场所。这种文字上的克制与力量并存的风格,让我对其中蕴含的学识储备充满了敬意。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艺术品,厚重的纸张,泛着淡淡的古香,每一次翻阅都像是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我特别喜欢它封面上那种沉稳又不失典雅的字体选择,以及烫金工艺的处理,拿在手里分量十足,让人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知识的厚重。虽然我尚未深入阅读其内容,但仅凭这份对物理形态的精雕细琢,就足以窥见出版方对“文史”二字的尊重与敬畏。它不像市面上那些追求轻薄和时尚的读物,这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文物,那种触感和气味,瞬间将我带入一个更加宁静、更专注于文字本身的氛围中。如果说内容是灵魂,那么这外壳就是盛放灵魂的精美器皿,即便只是将其置于书架之上,也为整个阅读空间增添了一份书卷气和文化底蕴。我期待着,这精美的外包装下,能承载起与其外表相匹配的深刻见解与考据。
评分7、钱币 240
评分虽以文史标题,而于世教民彝,人心风俗,未尝不三致意,往往推演古今,窃附诗人之义焉。”学诚在这里说的“世教”,当然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学说,这正是他的历史局限所在。再次,对考据学以外的其他不良文风进行揭露和抨击。章学诚在《又与朱少白书》一文中说:“鄙著《通义》之书,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不知中多有为之言,不尽为文史计者,关于身世有所枨触,发愤而笔于书,尝谓百年而后,有能许《通义》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是仆身后之桓谭也。《通义》书中《言公》、《说林》诸篇,十余年前旧稿,今急取订正付刊,非市文也,盖以颓风日甚,学者相与离蛴攘臂于桎梏之间,纷争门户,势将不可已也。得吾说而通之,或有以开其枳棘,靖其噬毒,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也,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岁月不居,节序川逝,足下京师困于应酬,仆亦江湖疲于奔走,然仆能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足下岂不可伏箧于经折传单之际!此言并示余村,策以及时勉学,无使白首无成,负其灵秀之钟,而与世俗之人归趣不相远也。如何如何!不宣。
评分他把阐发史意作为《文史通义》一书的最高宗旨,也是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关的。自清初顾炎武开创考据学派之后,由于清政府采取了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至乾嘉时代,考据学者们终日埋头典籍,不问世事,竟为无用的鱼虫之学。章学诚认为,这是从明人无本空谈的一个极端又走到了过分强调征实的另一个极端了,因而对考据学风应当有所矫正,提倡发挥自己的主观见解,他在《与汪龙庄书》一文中说,“今日学者风气, 征实太多, 发挥太少, 有如桑蚕食时, 而不能抽丝。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表明自己撰写《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也有矫正时下考据学风之意。
评分今天收到了这本章学诚的作品,准备好好看看。章学诚,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实斋。汉族,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书院,并为南北方志馆主修地方志。章学诚倡“六经皆史”之论,治经治史,皆有特色。所着《文史通义》共9卷(内篇6卷,外篇3卷),是清中叶著名的学术理论着作。章学诚,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人。章学诚自小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在保定、定州、归德等地书院讲学。 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从27岁起,随父纂修《天门县志》,并着手撰写方志论文。从清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1773~1793年)间,陆续纂修或参修的志书有《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预修有《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志》等。在纂修志书的同时,他注重总结修志的经验,进行志书的理论建设,写出了《方志辨体》、《方志立三书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和《修志十议》等论文。通过长期修志实践和对方志渊源、性质、体例、功用及编纂方法的悉心研讨,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方志理论,对近代方志学研究影响颇大。章学诚关于方志学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第一次提出“志属信史”的观点,对地方志的性质作了科学界定,明确了方志的性质。力排陈说,提出了“志乃史体”、“志乃史裁”、“志属信史”、“方志为国史要删”、“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将方志纳入史书范围,认为史书与志书具有同样的性质和作用。他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开始撰写《文史通义》,20余年从不中断。还应聘纂修过和州、永清县、亳州、常德府和荆州府等地方志,参与《湖北通志》的修订。章学诚一生穷困潦倒,从32岁起,因父亡而靠讲学和修志所得维持生活,十分拮据。他学识渊博,史学理论有独到见识,因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才能和抱负。他刻意编辑12年的《史籍考》也未问世。《文史通义》生前只刻印了篇目,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次子首次刊印了8卷。后有近人叶长青注本。另有《校雠通义》4卷,《方志略例》2卷,《文集》8卷,《外集》2卷﹐《湖北通志检存稿》4卷及《未成稿》1卷,《外编》18卷等,去世120年后由刘承干搜集整理出版了《章氏遗书》。 既然买了书,就好好看看。
评分系列书,还不错,多读书,读好书
评分對於章學誠的思想,梁啟超只是認為“不屑于考證之學,與傳統派異”, 錢穆則在其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首先點出章學誠這一命題是針對當時“道在六經”的經學理論所發,是對當時訓詁考據學的反動。認為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最大意義即是闡明“求道者不當捨身事物、人倫日用,以尋之訓詁考訂,而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章氏六經皆史之論,笨豬通經致用,施之政事” 錢穆弟子余英時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中,則更為系統清晰的梳理了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的內在邏輯,指出其完全是針對東原而發 。梁啟超只是籠統的指出《文史通義》一書是“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 ,並沒有單獨提出“六經皆史說”。錢穆則明確的指出“今文家主張經世致用,就從章實齋六經皆史論衍出,故從章實齋接下到龔定庵”。 “公羊今文之說,其實與六經皆史之意相通疏。” 對於章學誠的學術地位,錢穆更是不吝其褒獎之詞,以為“當兩漢經學極盛之際,而有王仲任;當兩宋理學極盛之際,而有葉水心;當清代漢學計生之際,而有章實齋。”
评分正版好书,物美价廉,送货迅捷,货品保护完美,给力!!
评分非常不错的书,值得一看
评分京东的活动感觉经常让人措手不及,昨天还100返50今天就100返100了,有点让人不敢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