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公益与私利问题，修辞/说服与立法/强制两种方式，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试图以超凡德性者弥合两者，建立修辞与立法的良性循环。——而超凡德性者如何产生的问题，参照前文柏拉图立法者如何产生的难题，作者应该认为亚里士多德是施行教育良好青年为哲学家的计划，等他们成为政治家或立法者……可谓结合政治与哲学。 『柏拉图心目中的王是一个航船上的观星者，是一个将认识类似太阳的善的理念作为最高任务的理智思考者，是一个一度脱离了政治性的洞穴舒服的“自由人”。而亚里士多德明确批评了将普遍性的善的理念作为伦理—政治研究目标的做法，因此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哲学家—王必然是一个深谙人类不可或缺的政治本性，与其他公民共同生活在政治社会之中，并且将哲学理念与经验事实、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最好地结合起来的哲学家。』

##（1）作者的研究思路非常有趣。他将“德性”解释为某种能够将公益与私利统一起来的东西，并试图将亚里士多德呈现为“政治修辞-立法-公道与哲人王的补充-政治修辞”的动态体系。 （2）关于高尔吉亚、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的讨论可供参考。尤其是高尔吉亚的《海伦颂》，很有必要读一读。 （3）作者认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相比，将人理解为“单向度的”，并且使用了过多的“强制”；而贯彻这一原则的《理想国》的失败意味着柏拉图处理公益-私利问题的方案的失败。然而，《理想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部严肃的政治哲学著作似乎是存疑的；它或许只是对“理想型”的阐释（explication）。我认为，《法律篇》才在真正认真地考虑政治问题。而《法律篇》中的精细安排，以及对“法律序曲”的讨论，似乎并不比亚里士多德的处理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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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术与实践理性、政治哲学的关系是一片仍有待不断开采的富矿

##在公益与私利这个持续存在于世界之下的具有张力的疑难，亚里士多德前的哲学家、政治家都给出了围绕公益不同的解决手段，但要不视角过度单一，手段耿直，可信度、实践能力不强。到了亚氏，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给出了自己的完整循环式的解决手段：要把公益与私利相统一协调，互补互立。在政治家用修辞术的同时，用明智理智去指导立法，而最大程度上普及教育，加强对民众各方面知识涵养的提升，使法的精神得以接受贯彻。普遍的法虽普适性强，但其对多变的人缺乏针对性也很致命，故这时又需要修辞术来对法律进行扬弃补充修改，而还需要一个类似哲人王的政治家统治者去把神圣的理智、智慧贯彻，他把理智德性与伦理德行相统一结合，使国家、社会成为其原有的样子，并且向着本身不动的最大的善、幸福而运动。

##（1）作者的研究思路非常有趣。他将“德性”解释为某种能够将公益与私利统一起来的东西，并试图将亚里士多德呈现为“政治修辞-立法-公道与哲人王的补充-政治修辞”的动态体系。 （2）关于高尔吉亚、伯里克利和阿尔西比亚德的讨论可供参考。尤其是高尔吉亚的《海伦颂》，很有必要读一读。 （3）作者认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相比，将人理解为“单向度的”，并且使用了过多的“强制”；而贯彻这一原则的《理想国》的失败意味着柏拉图处理公益-私利问题的方案的失败。然而，《理想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部严肃的政治哲学著作似乎是存疑的；它或许只是对“理想型”的阐释（explication）。我认为，《法律篇》才在真正认真地考虑政治问题。而《法律篇》中的精细安排，以及对“法律序曲”的讨论，似乎并不比亚里士多德的处理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