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18世纪的中国不是“不变”,而是存在着生机勃勃的“变革”,是对于潜在发展成为强大的、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耗羡归公”是财政制度这一改革主要领域的顶点,它不仅解决了前朝遗存的种种问题,而且是对当时各种财政危机的有效的合理化解决方案。各省实施改革,因地制宜,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成效显著,有益于国计吏治民生。然而“耗羡归公”并不能一劳改永逸地解决清朝财政存在的所有问题,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加上集权国家的财政要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后来的“耗羡归公”政策辉煌不再。
这是一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品,是利用档案细致探讨中国历史的代表作。
##火耗归公就是雍正朝的阳光工资和收支两条线改革。其在乾嘉朝的失败,一是乾隆时期中央基于对地方官的不信任,侵夺省级财政自主权。二是王朝后期人口膨胀导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迫使自上而下强化资源汲取,陷入津巴布韦式的恶性循环。 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开支缺口在,地方政府总能找到名目转嫁负担,土地出让金何尝不是一种加派。
评分##“1723年,大多数当权者看到的只是症状而不是疾病,他们想到了腐败正在引发亏短,但没有看到实际上正是亏短使腐败成为必然。” 财政收支与税收息息相关,而税收又与货币这一价值尺度息息相关。在金属货币(货币供给外向)与无现代金融体系(政府无法通过金融市场融资)的前提下,保证税的足额收取就显得更加重要。
评分##帝制中国的行政体系有一个难解的“结”,那就是中央的统一管理和地方的有效治理之间的冲突,而官僚们道德化的思维倾向,以及行政技术手段的缺乏,让这个“结”几乎成为“死结”。在道德化的思维中,地方财政的亏空被认为是官员腐化所致,而非制度问题;“轻徭薄赋”是儒家的政治目标,加赋是不能触碰的红线。于是,出现了一种掩耳盗铃式的状况,非正式地加派和陋规虽提供了各级衙门的行政费用,但不被承认为制度的一部分,难怪康熙会说:“加派之名,朕岂受乎?”“火耗归公”就是把这非正式的经费体系正规化,减轻百姓的负担,雍正要的不是“仁政”的虚名。他利用“奏折制度”保证了改革计划的统一性,不让各省的“火耗”纳入户部用来核算赋税正项的“奏销制度”,保证了地方的自主性。但这种成功也只是行政层面上的成功,而非制度结构上的革新。
评分##精彩极了,译笔也好。
评分##读罢,我认为最值得思考的是古今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连接感”。西方中国学研究通常用“大转折”“大断裂”等范式来看待中国历史,但从财政制度变革看,无疑演变的共性贯穿了中国制度。一是改革推进伴随着信息流转机制的更新,火耗归公之所以可迅速推行,便在于奏折制度改进,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今体制内部际联席机制的设立又何其相似;二是改革推进多采用实验区性质的渐进的方式,从河南肇始,并因地制宜推广到其他省份,如今试验区等何尝不是如此;三是改革推进与人事机制密切相关,河南的改革在于某一官员仕途到头,便可在上厅授意下大刀阔斧,赢得仕途之外的声名,如今不少改革推进又何尝不是某些人仕途最后一搏;四是改革推进与思潮演进密切相关,火耗归公大大冲击了儒家轻徭薄赋观,改革开放更是一场思潮的大辩论。古今连接,俯身都可得。
评分##从《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的引用中跳到此书。作为外行从阅读中能够获得的知识显然是很有限的,但即使如此清中期财政管理(及政府运作)面临的问题的技术细节,仍然留下深刻印象。对于历史存在很多粗糙的开脑洞的解释,原来就觉得根基不牢,现在更觉得没有对技术问题的了解和把握,大而化之的结论大多不可信。
评分##清朝的财政合理性关键之处在简政放权和信息获取,对于今朝或有启示:流通税向财产税过渡、央地财政关系,大数据互联互通……
评分##以为是政治经济学,结果是一本历史流水账
评分##从《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的引用中跳到此书。作为外行从阅读中能够获得的知识显然是很有限的,但即使如此清中期财政管理(及政府运作)面临的问题的技术细节,仍然留下深刻印象。对于历史存在很多粗糙的开脑洞的解释,原来就觉得根基不牢,现在更觉得没有对技术问题的了解和把握,大而化之的结论大多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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