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第一章 不稳定财政的根源
一、晚明财政改革的遗产
二、制度问题的官僚政治解决之道
第二章 非正式经费体系
一、清初的收入分配
二、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
三、清初财政的非正式经费体系
第三章 火耗归公
一、打击政府亏空
二、地方财政改革：火耗归公
第四章 财政合理化改革与各地的实施
一、找出一个模式
二、因地制宜
第五章 地方改革的多样性与基本原则
一、公费
二、公费的分配
三、养廉
四、改革后的陋规
第六章 改革的障碍：基层腐败与江南清查案
一、消除欠赋的措施
二、江南清查的起源
三、清查开始
四、官员内部出现问题
五、基层官僚的破坏活动
六、剖析税收腐败
七、清算
第七章 前瞻：火耗归公改革的失败
一、乾隆初年关于火耗归公的争论
二、乾隆时期的火耗归公
三、嘉庆时期的火耗归公
结语
原始资料的使用说明
征引文献
索引
译后记
· · · · · · (收起)
具体描述
本书写的是“西方到来”之前的中国。18世纪的中国不是“不变”，而是存在着生机勃勃的“变革”，是对于潜在发展成为强大的、近代的中国有重要意义的改革时期。“耗羡归公”是财政制度这一改革主要领域的顶点，它不仅解决了前朝遗存的种种问题，而且是对当时各种财政危机的有效的合理化解决方案。各省实施改革，因地制宜，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成效显著，有益于国计吏治民生。然而“耗羡归公”并不能一劳改永逸地解决清朝财政存在的所有问题，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加上集权国家的财政要求，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传统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后来的“耗羡归公”政策辉煌不再。
这是一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作品，是利用档案细致探讨中国历史的代表作。
用户评价
##曾小萍，1979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历史系教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著作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1984年)、《近代早期中国的契约和产权》(合编，2004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05年）、《中国法律：知识、实践与转变（1530年代至1950年代）》（合编，2015年）等。 译者简介：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译著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2005年）、《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2014年）、《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2017年）、《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
评分##从《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的引用中跳到此书。作为外行从阅读中能够获得的知识显然是很有限的，但即使如此清中期财政管理（及政府运作）面临的问题的技术细节，仍然留下深刻印象。对于历史存在很多粗糙的开脑洞的解释，原来就觉得根基不牢，现在更觉得没有对技术问题的了解和把握，大而化之的结论大多不可信。
评分##读罢，我认为最值得思考的是古今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连接感”。西方中国学研究通常用“大转折”“大断裂”等范式来看待中国历史，但从财政制度变革看，无疑演变的共性贯穿了中国制度。一是改革推进伴随着信息流转机制的更新，火耗归公之所以可迅速推行，便在于奏折制度改进，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今体制内部际联席机制的设立又何其相似；二是改革推进多采用实验区性质的渐进的方式，从河南肇始，并因地制宜推广到其他省份，如今试验区等何尝不是如此；三是改革推进与人事机制密切相关，河南的改革在于某一官员仕途到头，便可在上厅授意下大刀阔斧，赢得仕途之外的声名，如今不少改革推进又何尝不是某些人仕途最后一搏；四是改革推进与思潮演进密切相关，火耗归公大大冲击了儒家轻徭薄赋观，改革开放更是一场思潮的大辩论。古今连接，俯身都可得。
评分##1）一个不提供公共产品的官僚系统（连车马费都不愿意出），居然出现亏空，这得贪婪到什么程度？换言之，四万万国民辛辛苦苦劳动，还是养不起那群官僚，真真让人嗔目结舌。 2）雍正使劲推动火耗归公，促使陋规制度化。乾隆就厉害了，使劲制造新的陋规，高下立判。
评分##“1723年，大多数当权者看到的只是症状而不是疾病，他们想到了腐败正在引发亏短，但没有看到实际上正是亏短使腐败成为必然。” 财政收支与税收息息相关，而税收又与货币这一价值尺度息息相关。在金属货币（货币供给外向）与无现代金融体系（政府无法通过金融市场融资）的前提下，保证税的足额收取就显得更加重要。
评分##继续清之重新认识，抛开成见。火耗归公是帝制时代财政现代化的一种尝试。认可地方政府公共开支，认可官员合理自身开支，试图从制度上而不是单从道德上解决财政以及腐败问题，看起来雍正有一个现代的视野。
评分老四说，治天下莫大于用人和理财，没有大数据，啥都白搭，何况还有个要学习虚伪爷爷的混账儿子……拿不到基层的大数据，越集权，死的越快。
评分##火耗归公就是雍正朝的阳光工资和收支两条线改革。其在乾嘉朝的失败，一是乾隆时期中央基于对地方官的不信任，侵夺省级财政自主权。二是王朝后期人口膨胀导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迫使自上而下强化资源汲取，陷入津巴布韦式的恶性循环。 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开支缺口在，地方政府总能找到名目转嫁负担，土地出让金何尝不是一种加派。
评分##精彩极了，译笔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