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思领衔编著，将经济思维与政治思维融为一体，从更面思考后发国家的转型问题

书名：暴力的阴影：政治、经济与发展问题
定价：78.00元
作者：道格拉斯诺思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8-05
页码：389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ISBN：9787508689999

"●该书将诺思、沃利斯、温加斯特等制度经济学先驱的分析框架应用于九个发展中国家，揭示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秘密，不仅使分析框架变得更加血肉，更凸显出强大的现实解释力。
●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合法垄断暴力的实体，但这一点往往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忽视。无论见与不见，暴力的阴影都始终高悬于转型国家的头顶。该书重新将暴力因素引入对国家经济转型的思考，考察在增长过程中如何达成抑制暴力的平衡，颇具启迪意义。
●从“有限准入秩序”到“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既有的成功范例，也有停滞倒退、一败涂地的情况。开放社会的彼岸看似很近，渡河过程却往往艰辛。该书考察的案例覆盖了整个转型成败的光谱，其中蕴含的正反面教训，包含着丰富的镜鉴意义。
   ●一味用成熟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后发国家的转型表现，常常失之偏颇，若忽视了暴力抑制这一核心要素，便会脱离现实，失去指导意义。该书告诉我们，“有限准入秩序”是一个漫长过程，走渐进路线，在已有秩序内部不断提升民众生活水平，更完善、更具永续性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成长，方为更稳妥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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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领衔的制度经济学家将《暴力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出的分析框架应用于九个发展中国家，揭示为了遏制始终存在的暴力阴影并平衡不同精英群体的利益，政治控制与经济特权如何互动，创造不同的平衡结果，从而决定各国的迥异命运。全书突破了传统思维不重视制度因素的盲点，也超越了把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仅仅归咎于“治理”问题、归咎于精英腐败的误区，迫使我们将经济思维与政治思维融为一体，从更面思考后发国家的转型问题。

"“比较译丛”序

第1章 有限准入秩序:概念框架导论
1.1 经济与政治发展问题
1.2 有限准入秩序的逻辑
1.3 有限准入秩序的光谱
1.4 有限准入秩序内部的发展
1.5 开放准入秩序、转型和临界条件
1.6 作为案例研究的国家

第2章 孟加拉国：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中的经济增长
2.1 分裂与宪政危机：1947—1958年
2.2 军事威权主义：1958—1971年禁卫军式的初级型有限准入秩序
2.3 民粹威权主义初级型有限准入秩序的兴起与衰落：1971—1975年
2.4 威权恩庇主义：1975—1990年
2.5 竞争性恩庇主义和脆弱的准成熟时期：1990年以来

第3章 刚果（金）的脆弱：国家、精英和租金
3.1 导言
3.2 刚果（金）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的发展史
3.3洛朗•卡比拉政府
3.4 约瑟夫•卡比拉
3.5 作为有限准入秩序的刚果（金）
3.6 结语

第4章 寻找难以捉摸的发展优势: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的故事
4.1 导言
4.2 从有限准入秩序角度考察赞比亚
4.3 从有限准入秩序视角考察莫桑比克
4.4 比较评估

第5章 菲律宾：有限准入秩序的变化与连续性
5.1 独立时的状况
5.2 战后时期的民主政府（1946—1972年）
5.3 马科斯的威权统治时期（1972—1986年）
5.4 后马科斯民主时代（1986年至今）
5.5 结论

第6章 马哈拉施特拉邦与西孟加拉邦：印度脆弱的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
6.1 独立以来的印度史
6.2 马哈拉施特拉邦
6.3 西孟加拉邦
6.4 比较与总结

第7章 根深蒂固的内部人：墨西哥的有限准入秩序
7.1 导言
7.2 私人与公共组织的平衡
7.3 有限准入秩序的持续
7.4 暴力阴影中的墨西哥

第8章 从有限准入秩序到开放准入秩序：智利的两次历程
8.1 导言
8.2 皮诺切特之前民主智利的有限准入秩序
8.3 1973—1990年：独裁和新有限准入秩序的基础
8.4 1990—2010年：民主智利从有限准入秩序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
8.5 后皮诺切特时代的民主制度体系
8.6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8.7 选民参与
8.8 结论

第9章 从有限准入秩序向开放准入秩序的转型：以韩国为例
9.1 导言
9.2 历史
9.3 思考有限准入秩序和开放准入秩序的框架与韩国案例
9.4 韩国成功转型的原因
9.5 结论

第10章 教训：暴力的阴影
10.1 分析性洞见
10.2 对发展政策的启示
10.3 进一步的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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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美国经济史学家，新经济史的先驱者，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董事会董事等职务。2015年11月23日逝世于密歇根州家中，享年95岁。
约翰•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
史蒂文•韦布（Steven B. Webb），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与顾问。在世界银行工作21年，主要从事拉丁美洲、加勒比等地区的政策研究、评估和执行。
巴里•温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斯坦福大学政治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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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具体政策的讨论，先从世界银行及其良好治理和反腐的努力直接关心的政策领域开始，然后扩展到相关问题。我们首先讨论租金与竞争限制，然后是组织、选举、民主改革，后是暴力与军队。

租金与竞争限制

如前所述，租金创造与竞争限制的影响有好有坏，这取决于一国的发展水平。因此，现实的政策建议需要更加灵活，而不只是消除对准入和竞争的限制。在有限准入秩序中，首要问题是减少暴力，这是任何经济发展的前提。假如租金被消灭，那么通常会发生的替代状况并不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陷于混乱和暴力。对有限准入秩序的中期发展而言，租金能不能创造激励推动学习、提高效率、积累生产能力，才是问题的关键。在我们考察的很多国家中，租金除了抑制暴力外，也对生产有积极影响，如智利、韩国，以及墨西哥、孟加拉国和印度的部分时期。

在我们的案例中，这些有利于经济生产的租金包含两个特征：它们不会永远存在；它们与租金的企业的表现有一定关系，能够增加其市场回报（也可参见Khan and Jomo，2000）。当租金竞争像在菲律宾和刚果（金）那样变成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时，政府能掌握的总租金就会减少，统治联盟面临的压力持续增大甚至不可承受。为创造租金而设置的一些准入限制，会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如墨西哥和智利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贸易限制及通信业的国家垄断。在考察这些租金时，考虑应该在多大限度内减少租金，不至于破坏维持国家和平的政治均衡。与此相反，韩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缓慢地改变了大企业（财团）享有的租金性质，使之从恩庇转变为对出口表现的鼓励。在墨西哥及其他案例中，尽管出现了显著的经济开放和贸易增长，但租金收集者依然收获颇多，因为尽管租金的百分比较低，但可收取租金的对象大大增多。而且，经济发展可以为租金增长开辟新的领域。在印度，虽然贸易关税税率有所下降，但没有迹象表明租金收集的百分比普遍下降了。围绕着许多政府行为，如通信领域的许可证，腐败现象似乎大大增多，腐败的收益也变高了。

随着社会向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转型，租金分配规则日益非人格化。例如，在1960—1980年的韩国，进口许可证和补贴信贷的分配主要依据企业的出口表现。另外，随着社会向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发展，持续且有组织的租金创造会逐渐被更加个人化且持续性较弱的租金创造取代，如菲律宾、孟加拉国的情况，刚果（金）的情况尤为极端化。

毫不奇怪的是，我们的案例分析表明，生产性财产（及其产生的租金）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配状况，对经济增长以及从特权向非人格化平等公民权的转型，有重大的影响。如果分配状况鼓励企业家和真实资产的创造，影响就更可能是正面的。如果分配状况鼓励政治依赖，则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在土地改革方面，我们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土地改革增加了低收入者的经济机会。菲律宾并未完成土地改革，因为旧的土地拥有模式为太多的强势政治利益集团提供了租金，包括美国人拥有的种植园。在墨西哥，革命之后发生了土地改革，但土地改革并未成功地扩大贫穷农民的机会。相反，它鼓励了低效的土地利用方式，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之上，使他们依赖革命制度党在选举时分配的恩赐。

工商业领域的租金分配也对增进政治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历史表明，工商业租金对积极经济发展的作用好坏参半。在孟加拉国，在韩国企业的支持下，国际纺织品出口配额机制的后阶段创造的租金，造就了成功的纺织品出口产业。在韩国，尽管财团使工业经济控制权操于少数人之手，同时政府保护他们的卖方垄断地位，但财团确实实现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竞争力。后来，韩国政府削减了财团享受的经济特权，不过财团在韩国经济中的强大市场势力仍得以保留。此外，在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强大的国内企业利益集团一直与当政者维持着私人关系，有时也和非法组织维持着私人关系。类似地，如果一国依赖国际企业运营重要的经济部门，如采矿业、银行业，这种关系就需要民粹主义或其他地方性力量（有时是军队）的保护，反过来也会为当权者提供经济收益，如刚果（金）、赞比亚和菲律宾的情况。

组织、政党和人格化

组织在有限准入秩序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一个有限准入秩序究竟是脆弱型、初级型还是成熟型，取决于社会中各类组织的性质。所有类型的组织都有意义，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军事和教育组织。在偏向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的国家，组织与个人身份密切相关，组织的领导人直接与支配性联盟相联系。组织及其领导人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取决于不断变化的环境。

我们的案例对这一分析框架提供了新的教益。刚果（金）、孟加拉国、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1964—1991年的赞比亚，反映了以个人为基础的组织的重要性，这些个人试图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平衡各方利益。在另一些案例中，如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主政的西孟加拉邦和革命制度党主政的墨西哥，主要政治组织的个人导向较弱，似乎让这些有限准入秩序变得更为稳定。

发展政策应该如何对待各种组织？什么样的组织与组织交流规则应该支持？就租金而言，案例分析表明，组织对一个有限准入秩序的政治经济状况的价值，取决于具体国家的环境。如果一个国家努力抑制暴力，那么巩固政治控制、限制经济机会就会是常见的结果。其目标是让分配租金的承诺变得更可信。有时军政府也行之有效，但它在发展方面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作为军事组织本身的自律性。智利和韩国的军政府是有效的，孟加拉国和菲律宾的效率较低，刚果（金）低效。大限度地减弱军队对经济的主导权似乎是有益的。

排他性的一党制政府，如1972—1991年的赞比亚，1980—1990年代的莫桑比克，1965—1990年的刚果（金），1971—1975年的孟加拉国，表现得并不好，在维持稳定与发展方面都存在着问题。但是，过去30年里中国和越南的成功表明，一党执政也能成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孟加拉国和赞比亚的例子显示，有两个原因会导致无所不包的一党制无法恢复秩序：（1）如果支配性联盟（执政党党员身份）无法容纳所有有暴力潜能的组织；（2）如果执政党中有太多的成员组织要求从有限的租金中过多的份额（而且这些组织本身并不从生产性增长中创造租金）。墨西哥和莫桑比克的一党制是支配性的，但在法律上并不是排他性的，它们在一段时期里成功地维持了秩序，了增长。但终，单一或支配性政党会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复杂、非人格化承诺的出现。

随着社会从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转向初级型有限准入秩序，组织的持续性会变强，终一些组织的生命会超越其领导人的寿命。这些组织本身会在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尽管一些组织依然会具有个人的人格化色彩。社会组织会成为长期关系所依附的平台，它们之间也会发展出长期关系。韩国早期的财团、许多案例中的军队、墨西哥的公共与私人组织（如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墨西哥电信公司和革命制度党），尽管都代表着有限准入和租金创造，但同时也是永续组织，为政治与经济交流提供了稳定的平台。这些组织与政府关系密切，也与社会中的利益平衡紧密相关，但其持续时间超越了领导层的个人寿命。

从初级型有限准入秩序转向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涉及实质上独立于政府的组织。柳钟星的论文提出了韩国财团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政府的问题。在智利，即将下台的皮诺切特政权在1989年宪法中设定了一些条款，以巩固保守派的地位。考虑到智利在此前20年里的事态变化，人们或 暴力的阴影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思 中信出版社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