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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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约翰逊是世界久负盛名的葡萄酒名作家,他写就的《世界葡萄酒地图》《葡萄酒的故事》等都是酒迷必收藏的经典巨著。
★《葡萄酒的故事》从世界各地图书馆收录了数百幅与葡萄酒相关的珍贵艺术作品,本书共荣获8项世界酒类图书大奖,风行11种语言版本,是全球畅销、的葡萄酒演进史。
★休·约翰逊笔下纵横千年,呈现恢宏而富有趣味的葡萄酒全历史。全书内容丰富,笔调活泼,从波尔多红酒的诞生到新世界的崛起,章章精彩可期。不论是对于刚进入葡萄酒世界的入门者或是的葡萄酒迷,都是案头必收的一本经典图书!
★全新典藏金简体中文版,光彩夺目的金色护封与西式棉柔质感灰色内封绝美结合,典雅复古,是葡萄酒迷珍藏及作为礼品的经典之作!
《葡萄酒的故事》是全球的葡萄酒历史圣经,也是步入浩瀚酒世界的经典启蒙书;共荣获8项酒类图书大奖,畅销世界近30年,风行11种语言版本。
葡萄酒,这神妙的水滴,从早期的良药和水到现今的佐餐佳品,从古希腊受人祟拜的神祇到中世纪宗教仪式,从的奢华宴会到21世纪的日常饮品,从荷兰商队与丝绸之路的贸易竞争,到帝国战争的导火索,从18世纪的巴黎香槟狂欢夜到美国禁酒令年代,从波尔多的崛起到新世界的黄金年代……通过国王朝臣、炼金术士、海盗、艺术家、教士和农人的一幕幕历史故事,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葡萄酒数千年画卷。《葡萄酒的故事》为我们描绘的不仅仅是酒的诞生与传奇演进,更是交织着酒红色的人类文明倒影!
前 言
章 忘却烦忧的力量
第二章 次踩葡萄
第三章 法老与他们的葡萄酒
第四章 希腊:酒红色的海洋
第五章 饮酒神祇
第六章 《论农业》
第七章 犹太生活与基督教仪式
第八章 绿意盎然的国度
第九章 帝国的继承者
第十章 酿造与品尝中世纪的葡萄酒
第十一章 修道院及其统辖
第十二章 英格兰与加斯科尼:波尔多葡萄酒的诞生
第十三章 威尼斯商人
第十四章 征服者卡斯提尔
第十五章 “灌溉了满腹的雪莉酒”
第十六章 饮料革命
第十七章 海洋上的马车夫
第十八章 酒罐与酒瓶
第十九章 波尔多的重生
第二十章 位完美主义者
第二十一章 什么都行,就是不要波特酒
第二十二章 蜜酿托卡伊
第二十三章 大康斯坦提亚
第二十四章 不朽之岛
第二十五章 大剧院
第二十六章 山丘拼图
第二十七章 巴黎酒馆
第二十八章 密室葡萄酒
第二十九章 一次喝三瓶
第三十章 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期
第三十一章 酒厂与仓库
第三十二章 香槟区酿造法
第三十三章 公牛约翰的葡萄园
第三十四章 东岸·西岸
第三十五章 黄金年代
第三十六章 关税同盟
第三十七章 祸不单行
第三十八章 复兴运动
第三十九章 西班牙再生
第四十章 危机50年
第四十一章 新世界的挑战
第四十二章 旧世界的回应
休·约翰逊(Hugh Johnson)是世界知名的葡萄酒作家。笔下流露出丰富的学识及不凡的智慧,使普罗大众对复杂的葡萄酒论述也能轻松阅读,并拿下数不清的奖项,获得世界一致好评。1966年出版的首部著作《葡萄酒》,随即奠定他的地位。其作品还包括《世界葡萄酒地图》与《葡萄酒指南》。他的代表作《葡萄酒随身宝典》(Hugh Johnson’s Pocket Wine Book)是一部畅销、实用的葡萄酒选购指南,从1997年出版至今,已印行33版,每年销售超过50万本,目前总销量已超过1000万本。2000年休·约翰逊获颁英国勋章(OBE),以表彰其“为酿酒及园艺所做的贡献”,这也是休·约翰逊毕生热爱的两件事物。
休·约翰逊曾说道:“25年来沉浸在葡萄酒的美好世界,当时了解得愈多,愈相信葡萄酒与人类的文明是同步发展且相互交织,可追溯到石器时代。历史上,只有葡萄酒能抚慰人心,排解烦忧,增加勇气。它是千年来的品,也是受人祟拜的神之化身,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跟随着这些踪迹才得以完成本书。”
休·约翰逊的代表作,文学创作、品酒与历史学家的天赋在书中表露无遗。笔调活泼,内容丰富,从波尔多红酒的诞生到新世界的崛起,章章精彩可期。
——蒂姆·阿特金(Tim Atkin),伦敦国际葡萄酒专家协会专家、数届英国年度葡萄酒专栏作家、英国《观察家报》葡萄酒专栏作家
直到现在,葡萄酒错综复杂的神秘历史大多局限于法文书籍。若非笔触生动的休·约翰逊,还有谁能够替非法语系的我们提供直接快速的相关资讯?
——杰西斯·罗宾逊(Jancis Robinson),《世界葡萄酒地图》作者之一、国际葡萄酒专家、大英帝国官佐勋章殊荣
摘录1:波尔多的重生
17世纪末期的欧洲动荡不安,各国赤裸裸地交相攻讦,幼稚的行径如同孩童吵架。君主们只要一言不合,立刻发动战争。
王朝的继承、敌对的宗教与君权神授的论点主导着贸易及关税的价格战,哪一国的船只应该载运什么货品更是国际间争吵不休的焦点。法国、荷兰与英格兰三国的情况尤其严重,钩心斗角、背信忘义,国家之间的互信严重不足。
书中已有许多例子说明了政治对商业产生的影响,而商业决定了葡萄酒的流行趋势。政治的混乱虽然导致贸易停滞,然而,商人自会寻找商机,特别是葡萄酒,恰好符合新兴消费者喜欢的多样选择。
1663年4月10日,英国日记作家佩皮斯在发誓绝不再碰一滴酒三个星期之后,这位时年30岁的年轻作家在伦敦伦巴底街的“皇家橡树餐厅”享受了一个美食佳酿的夜晚。第二天,他以特有的日记写下波尔多历史上重要的品酒笔记:“我尝了点儿名为‘欧布莱恩’(Ho Bryan)的法国酒,令人惊艳,从未有过的美好回忆。”佩皮斯没有出众的品味,只喜欢跟随流行,却误打误撞地为一款全新的葡萄酒留下首篇完整的品酒笔记,并以“令人惊艳”一词,成功地描述了新产品的特色。作家赞不绝口的酒正是奥比昂酒庄(HautBrion)的产品,这是波尔多瓶以酒庄名称
作为产品名称出售的葡萄酒,也是后来酒庄葡萄酒的原型。
1600年以来,英格兰一直是波尔多葡萄酒的主要消费地区。但是所谓的葡萄酒,不过是一桶一桶的商品,质量的好坏要看新鲜程度、季节与所有经手人的诚信。面对着威胁日深的新饮品及荷兰小气鬼,突然间,当地活跃的大理院首长出面自动请缨。1660年起,他将自己的酒庄名字当作“品牌”(此名词尚未问世)名称,以相当便宜的价格对外促销(以现代使用的“促销”一词形容贴切不过),目标不仅限于当时大的买主荷兰人,并且锁定忠诚度高、采购历史悠久的伦敦市场。
彭塔克家族(Pontac)如日中天的权势已超过百年,他们是地主、律师、新兴商贾,也是工匠的后裔,跃升(至)阶层不过是时间问题。1505年,出身彭塔克家族的阿尔诺,通过外销葡萄酒与进口成衣的传统手段当选波尔多市长。
数百年来,经由类似的关系与渠道,彭塔克家族建立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行商获利买来了土地,土地即可换得权利;随着时代更迭,旧时一一陨落,只有他们凭借着敏锐的商业本能,毫不畏惧新阶级的挑战,依旧保持屹立不倒。
1660年,另一位阿尔诺掌管大权,从世袭的乡村房舍出发,骑马往南一小时,抵达其曾祖父创建的奥比昂庄园,石砌的建筑耸立在沙砾遍布、气候干燥的格拉夫地区(Grave,是法语的“沙砾”之意)。由经验得知,这块不毛之地无法耕耘其他农作物,只能种葡萄。数百年来受人景仰的大主教庄园(Archbishop’s Estate)就在附近。但是在17世纪的阿尔诺之前,没有人认为这里值得投资。
公元1647年,就像是呼应阿尔诺一般,波尔多成立专门委员会,依葡萄酒的质量好坏制定售价,这也成为1855年建立的分级制度的先声。价格直接反映出新荷兰的影响力。1635年,荷、法两国缔结为邦交国,至1647年,荷兰已主宰了波尔多市场的走向,售价高的自然是荷兰人喜欢的苏玳甜酒。酒色深浓的沼泽区葡萄酒(palus wines)是用小维尔多葡萄(Petit Verdot)酿制的,多见于多尔多涅河与加伦河汇流的贝斯沙嘴周边。然而,这份售价表并未明列出好的波尔多葡萄酒,仅针对质量粗糙的沼泽区葡萄酒,也不见任何一家酒厂的名字。于是阿尔诺锁定新市场。
除名称之外,佩皮斯笔下“令人惊艳”的“欧布莱恩”与其他产品到底有何差异?我们只能假设,阿尔诺对酿酒的要求与其社会地位一样高,况且,他拥有身为完美主义者需要的优越条件:他的名字就是金钱;他大可以限制葡萄产量,以使香味与香气达到顶点;他可以拒绝接受带有霉味及预后不佳的葡萄;他会利用榨汁加强波尔多葡萄酒的特色与颜色(也可能葡萄浸皮的时间较长,因为书籍记载的彭塔克酒颜色深浓);他使用新木桶酿酒,并总是习惯装满。
到了18世纪,较具规模的酒厂若思推出代表作品,阿尔诺的酿造方法算是标准流程,但在当时,一切都还未知。
没有证据显示阿尔诺特别种植了某一种葡萄,也缺乏老葡萄藤酿出的酒较好喝的相关叙述。虽然在面积辽阔的葡萄园里只种植某一种葡萄有点异常,但论及阿尔诺的丰功伟业,主要应该还是他的销售手法。他将奥比昂列为“一级酒庄”;然后与300年后菲利浦· 罗斯柴尔德的看法如出一辙,他开始以家族姓名作为旗下其他葡萄园的产品名称。出乎意料的,阿尔诺重要的佩兹酒庄(Ch?teau de Pez)竟然不在格拉夫,而在尚未开发的梅多克北部的圣爱斯台夫,那里交通不便,只能依靠河运往来。梅多克(部分来自城市以北的勒达庸)的葡萄酒同样以“彭塔克”之名出售。挟着这两个品牌,阿尔诺在的时机进攻伦敦市场。
1660年,帝制复辟,英格兰国王重新登基,结束了近十年的清教徒统治。五年后,阿尔诺指派儿子弗朗索瓦—奥古斯特,以彭塔克的人像为招牌,创建了英格兰(或许也是法国)有史以来奢华的酒馆,风靡全伦敦。店址就在老监狱的后方,开业近百年,直至1780年才正式歇业。此店也曾被封为伦敦“家餐厅”,消费昂贵,一顿晚餐要价2基尼;一瓶奥比昂葡萄酒7先令(其他品牌的好酒只要2先令)。当时,不论是彭塔克还是奥比昂,皆可零售,对象就是伦敦的与走在时代尖端的文艺界人士。
阿尔诺的销售策略完全成功,只是时间太早。1679年,因关税争议,英格兰禁止出售法国葡萄酒,波尔多陷入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柯尔贝尔打算趁机撤销《葡萄酒管理条例》。1682年,阿尔诺过世,继承人不明,诉讼不断,终走向法国庄园无法避免的宿命,只好分家。1685年,英格兰市场重新开放,波尔多葡萄酒如潮水般大量涌进(从14世纪到20世纪之间,1687年是进口数量多的一年),只是好景不长,三年后光荣革命爆发,极力反法的威廉三世下令再度关闭市场。
1692年至1695年,连续四年气候恶劣,葡萄的收成骤减,无疑是雪上加霜。甚至连波尔多整整一年都不得不点头允许朗格多克的葡萄酒经由米迪运河运销,以弥补不足并提供巴黎(收成一样凄惨)所需;位于拉罗谢尔与布雷斯特的海军对英格兰的禁运心生不满,又无处发泄,只好借酒消愁。由奥比昂那几年的出货单据可知,法国海军或波尔多餐馆究竟喝掉了多少酒。梅多克地区依旧鲜为人知,刚刚才打响知名度的拉图酒庄(Ch?teau Latour)也无法幸免,在1693年之前的整整四年,老板多莱德侯爵连一瓶酒也没有卖出。
到1697年,形势终于好转,就英格兰对法国葡萄酒征收的税款高于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倍的事实,威廉三世与路易十四达成了协议。波尔多葡萄酒缺席已有十年,市面上的低价产品(不仅仅是葡萄酒,还有烈酒、咖啡、茶与其他项目)不断问世,奇怪的是,英格兰人民却独沽一味。如同阿尔诺· 彭塔克当年所料,波尔多葡萄酒再次问鼎英格兰,竟然成为新时代政治人物的地位象征,与奢华画上了等号。
从1699年到1700年波尔多港口的运输数据,即可窥见端倪:出口总量共计86 000吨,运往英格兰的多不超过2000吨(官方统计),与销往爱尔兰的数量相当(都柏林的地位愈显重要,其人口约为英格兰的一半),1000吨送到苏格兰。而剩下的半数以上(白葡萄酒占多数)则供荷兰、波罗的海与以汉堡为中心的日耳曼北部市场所需;另外(以红葡萄酒为主)还运往布列塔尼与法国北部港口。至于走私进入英格兰市场的数目则不明,位于法国沿海的迷你约岛总是挤满了许多小船,当地居民(如果真的饮尽全部的进口酒)每人每年的消耗量约在200升左右。
因自然环境的阻隔,梅多克遗世独立,在波尔多以北、介于吉伦特河口与海洋之间是宛如舌状的森林与沼泽,海岸边遍布沙丘,河岸两旁则是数百万年不变的沙砾“土丘”。北部狭窄的地区(下梅多克)只见沼泽,自远北而来的罗马人只在圣爱斯台夫西边约4.8公里处的小岛(现在的布里昂,当时称作“诺维玛格斯”)定居,养殖牡蛎维生。直到17世纪初期,荷兰人用干燥器排出沼泽积水,肥沃的土壤终于得见天日。
“蛮貊之邦”是16世纪梅多克的佳写照。百年战争期间,吉伦特河沿岸虽然建有零星的城池,但是缺乏陆路交通,只能依赖船只在玛科、玛歌、圣朱利安、波依雅克与圣爱斯台夫等港口与突堤港之间来来去去。只有距离波尔多近的布隆柯弗与勒达庸村,才会在酒馆卖酒。梅多克大多数的地主都是遥领地主,从分散在森林的简陋小屋收取微薄的租金。葡萄只不过是赖以为生的农作物之一。1572年,拉菲庄园即分租给六十几位佃农种植小麦。
然而,就在彭塔克家族在格拉夫辟建葡萄园不到数年的时间,波尔多的律师与大理院成员纷纷在梅多克如法炮制。旧时代的巴不得将这些荒凉地段赶紧脱手,一出出的并购游戏陆续登场。令人惊讶的是,桩被合并的庄园直到今天仍然名列“一级酒庄”。这些野心勃勃的投资客深知,如奥比昂一样,具潜力的就是不起眼的沙砾土地,尤其是梅多克低矮坡地(实在无法将之称作山丘)的高处,也就是拉菲、拉莫特与布里昂等地。
16世纪70年代,皮耶?莱斯托纳克(Pierre de Lestonnac)着手购置拉莫特─玛歌周边的零星土地,成为后来的玛歌庄园(Ch?teau Margaux)。同一时期,彭塔克又买下圣爱斯台夫、勒达庸与下梅多克的土地。1595年的数据完整齐全,出自圣蒙贝尔拉图庄园(Latour de St.Mambert)的庄主德米勒,这个庄园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拉图酒庄。德米勒之德尼从握有小块田地的佃农手中买下附近所有的土地,于17世纪50年代,将原来的封建采邑成功地转型为当代规模的酒庄,并交由职业经理人负责管理。同时,他还将种植小麦的农地改种葡萄,凭借着本身拥有的特权优势,以浅底驳船(gabare)北上,将酿好的葡萄酒运送至波尔多的市场拍卖。
新崛起的从荷兰人(及其水利技术)的遗泽中赚取大量金钱。荷兰人当年在河岸边黝黑的沼泽地里辟建了整齐划一的葡萄园,同一品种的葡萄树笔直排列,以便于耕牛穿梭犁土。反观波尔多的旧式葡萄园,欠缺规划,乱七八糟的葡萄树堆挤成长,层层繁衍,只能由葡萄农拿着铲子辛苦耕耘。
德尼去世后,拉图的产业由早已拥有玛歌庄园的莱斯托纳克继承,按继承顺位,他又可获得奥比昂的部分土地。基本上,所有的继承人都是一家人,或者说是当地政治家紧密的结合,才发展出波尔多的酒庄概念,“一级酒庄”从此形成。
1697年的条约并未带来的和平,英格兰的“一级酒庄”还来不及迈出步伐,战火已经接踵而至。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托斯卡纳装在细颈酒瓶里、以柳条包覆的“佛罗伦萨”葡萄酒,已成为迎合伊比利亚饮食习惯的另一选择。当战事再起,西班牙(变成敌军)葡萄酒被列为禁酒,葡萄牙人则乐不可支。英格兰大众渐渐习惯了里斯本的白葡萄酒与波尔图的红葡萄酒,尤其喜欢马德拉与葡萄牙人民的爱、来自亚速尔群岛的“法雅尔”(Fayall)。另外,从莱茵南下的白葡萄酒也有助于缓解市场所需,对此,阿姆斯特丹商人功不可没,即使在1705年到1709年战事炽热的时候,他们仍有本领拿到波尔多的通行证。至于好的波尔多葡萄酒与其他法国酒,就只能依靠在英吉利海峡及西部游走的各方海盗了。劫掠来的“战利酒”在伦敦、布里斯托与普利茅斯的咖啡馆里拍卖,由记录中不难看出“一级酒庄”的惊人成长,成交价格充分展现出英格兰人民的高度忠诚。只是,在隔绝英法两国、海盗猖獗的狭窄水域上摇晃的宝物,究竟是什么滋味?这个问题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
1703年开战以来,艘落入虎口的是“丹尼尔先知号”,装载着波尔多与“高地”白葡萄酒及未具名的波尔多葡萄酒,一樽白葡萄酒8英镑,波尔多葡萄酒25英镑。“金色珍珠史特汀号”(显而易见是波罗的海籍)上装载的与前述的内容物相仿,但是波尔多葡萄酒的质量不一,后的成交价落在一樽8~60英镑之间。其余倒霉的船只运送的是西班牙酒。
1705年,拍卖市场出现卢瓦河产的酒、白兰地,以及波尔多、“高地”和西班牙质量一般的产品。同年5月,“一级酒庄”连续拍卖会的序幕拉开。首批200桶酒来自奥比昂与彭塔克(一次拍两桶);一个月之后,又有230桶奥比昂与“玛歌兹”(Margose)葡萄酒拍卖(此时的玛歌酒庄与奥比昂为同一人所拥有);两周以后,“圣尚巴提斯特号”带来288桶彭塔克、玛歌与奥比昂葡萄酒,成交价格大约为一樽60英镑。
突然间涌入这么多来自同一个庄主的产品,实在让人心生疑惑。数年前,奥比昂的产量只有50多桶,即使加上佩兹与其他产区多也不过718桶。试问,有哪位老板会这么大胆,同时把所有的货品分装在三条船上?目的地呢?买主又是谁?难道是阿姆斯特丹一位神志不清的商人愿意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我想过各种可能。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彭塔克与多莱德家族决定再次进军伦敦,无论是战云密布还是和平时期,这里都是重要的市场;再者,海盗可拿到大半的拍卖所得(剩余的扣除给付咖啡馆应得的费用后进入政府口袋),也许酒庄庄主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没有人能承受所有的收获年复一年地(事实证明的确如此)落入敌方之手。所以简单的解释就是,通过安排好的买家,在拍卖会上以事先议定的价格买下这些酒,再运回波尔多,当然,付给买家的佣金想必高得惊人。
无论运作方式怎样,波尔多另外两家“一级酒庄”也开始仿效。1707年5月,“整批的新法国波尔多”出现在伦敦塔附近的“酿造商之钥”咖啡馆(Brewer’s Key),“包括拉菲、玛歌与拉图酒庄”,而且全部都是当季的新酒,连“酒渣”都还没沥除呢!但就在同一周,“自由号”又被抢走了200桶奥比昂。谁会相信这一切纯属偶然?如果打开市场的方法就是偷走自己的货品,又不会造成损失,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战争末期,梅多克的酒庄庄主想必深有体会,只有和平才能带来财富。荷兰人在波尔多的影响逐渐减弱。1709年,他们连一张通行证都没有拿到,他们爱的白葡萄酒与沼泽区葡萄酒的价格开始滑落。英格兰人的目光已经转向前景无限的梅多克,“新法国波尔多”一跃成为市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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