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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通校了19个不同版本，吸收了15家前贤校勘成果，其汇校长编，既能反映版本源流，又能反映《尚书注疏》在刊刻过程中文字变化的轨迹，同时也能看到前人校记的递承关系，对我们学习研究或整理使用《尚书注疏》都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内容简介

《尚书注疏汇校》共二十卷，由山东大学杜泽逊先生主持编纂。该书所用底本为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所用校本共18种，即唐开成石经本、宋刻单疏本、宋刻八行本、李盛铎旧藏宋刻本、宋王朋甫刻本、宋刻纂图互注本、宋魏县尉宅刻本、蒙古平水刻本、魏了翁《尚书要义》、元相台岳氏刻本（清乾隆重刻）、元刻明修十行本、明永乐刻本、明嘉靖李元阳刻本、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内府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乾隆内府钞《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清嘉庆阮元南昌府学刻本，同时吸收了15家前人尤其清代学者的校勘成果。出版形式上，《注疏》原文为底本影印，汇校长编则为排印，放在每卷《注疏》原文之后。

作者简介

杜泽逊，生于1963年，山东滕州人，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在版本、目录学领域卓有成就，著有《尚书注疏汇校》《尚书注疏校议》《文献学概要》《四库存目标注》《山东文献集成》等。

内页插图

目录

尚书注疏汇校序

尚书注疏汇校凡例

尚书注疏汇校据校各本目録

尚书注疏汇校引用各家校记目録

尚书正义序

注疏卷一

尚书序

汇校卷一

尚书正义序

尚书序

注疏卷二

尧典第一

汇校卷二

尧典第一

注疏卷三

舜典第二

汇校卷三

舜典第二

注疏卷四

大禹谟第三

皋陶谟第四

汇校卷四

大禹谟第三

皋陶谟第四

注疏卷五

益稷第五

汇校卷五

益稷第五

……

注疏卷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费誓第三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汇校卷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费誓第三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前言/序言

尚书注疏汇校序

《十三经注疏汇校》二○一二年三月正式启动，项目组决定以《尚书注疏》为试验，开展汇校工作。参加汇校工作的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访问学者和在职教师共计四十七人。项目组先后对校了十九个版本：一、唐石经本，二、宋刻单疏本，三、宋刻八行本，四、李盛铎旧藏宋刻经注本，五、宋刻王朋甫本，六、宋刻纂图互注本，七、宋魏县尉宅刻本，八、蒙古平水刻本，九、宋魏了翁《尚书要义》，十、清乾隆仿刻元相台岳氏本，十一、元刊明修十行本，十二、明永乐刻本，十三、明嘉靖李元阳刻本，十四、明万历北监刻本，十五、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本，十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十七、清乾隆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十八、清乾隆钞《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十九、清嘉庆阮元刻本。其中以明万历北监本为底本，其他为校本，每个版本都经过三次对校。又吸收了先贤校勘记十五种：一、清顾炎武《九经误字》，二、日本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三、武英殿刻《尚书注疏》附《考证》，四、清浦镗《十三经注疏正字》，五、清王太岳等《四库全书考证》，六、《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附案语，七、《仿宋相台五经》附《考证》，八、清卢文弨《群书拾补·尚书注疏考正》，九、清阮元主修《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校记甲》），十、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校记乙》），十一、清汪文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十二、清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十三、刘承幹《尚书正义校勘记》，十四、张钧衡《尚书注疏校勘记》，十五、日本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尚书正义校勘记》。通过对《尚书注疏》的汇校，基本掌握了汇校的方法，为全面开展其他各经的汇校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汇校过程中，借工作之便，曾经请崔富章、沈津、刘永翔、刘晓东、徐超、尚永亮、单承彬、李士彪、沙志利、李畅然等专家审阅过部分汇校稿。

二○一四年三月中旬，经过两年的紧张工作，《尚书注疏汇校》初稿完成。根据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学典教授的建议，三月二十九日在山东大学举办了“《尚书注疏汇校》专家审稿会”，邀请崔富章、虞万里、汪少华、徐俊、漆永祥、王锷、桥本秀美、叶纯芳、俞国林、王炜、刘心明、何朝晖等专家对其中的《尧典汇校》进行了评审。刘晓东先生主持会议，赵逵夫先生寄来书面意见。专家评审意见整理发表于二○一四年四月十六日《中华读书报》，引起了广泛关注。

审稿会议之后，我对全部《汇校》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终审，对有疑问的字句逐一复核了原本，到二○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完成了定稿工作，历时十个月。《尚书注疏汇校》的具体办法另撰《凡例》一篇，这里不再详述。在汇校过程中，有许多新的认识，我曾撰写发表了《〈尚书注疏汇校〉札记》（《文史》）、《明永乐本〈尚书注疏〉跋》（《中华文史论丛》）、《论平水本〈尚书注疏〉》（《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十行本〈尚书注疏·君奭〉书后》（《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阮元刻〈尚书注疏校勘记〉“岳本”辨正》（《文献》）等论文札记。这里另举一例：《尚书·盘庚》北监本卷九第八页经文：“乃不畏戎毒于远迩。”伪孔传：“言不欲徙，则是不畏大毒于远近。”疏：“远近，谓徐促。言害至有早晚也。”“徐促”，宋刻单疏本、宋刻八行本、宋魏县尉宅刻本、蒙古平水刻本、明永乐刻本均作“賖促”，阮本作“赊促”。阮元《校记甲》云：“十行本亦作‘赊’。”今检元刊明修十行本（刘盼遂旧藏者），此页版心上刻“正德十二年”，为明修版，作“徐促”。明李元阳刻闽本、明北监本皆从十行修版作“徐促”。明崇祯毛氏汲古阁本改作“赊促”。殿本不从毛，而从监本作“徐促”。按：賖、赊通，南北朝、隋、唐常用之，本义为借贷，引申为缓。赊促，即缓急，即远近。沈约《宋书》引博士司马兴之议云：“人君之大典，今古既异，赊促不同。”“赊促”为魏晋隋唐时期俗语，孔颖达疏偶用俗语，不乏其例。宋元以后这一俗语很少使用，所以许多人不知其义。十行本正德修版改“赊”为“徐”，即是明人不解“赊促”之证。毛本从北监本出，而改“徐”为“赊”，殊为可贵，殆见宋本而据改也。殿本不从毛本，而从北监作“徐促”。浦镗《正字》谓“徐，毛本误賖”，皆不解“赊促”之义。卢文弨《拾补》谓“改‘徐’非”，良是。日本山井鼎《考文》云：“賖字，崇祯本与宋板同，其余注疏本皆作徐。”阮元《校勘记》于“赊促”、“徐促”之是非未下判断。近出点校本《尚书正义》，用宋刻八行本作底本，而改“賖”为“徐”，校记云“徐原误賖”，亦以不误为误也。

从《盘庚》疏文“赊促”到“徐促”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宋元到明初的刻本都没有错误，明正德修版才妄改为“徐促”，李元阳本、北监本、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都沿用了正德修版的错误，毛本和阮元本都没有错。后人的校勘记，浦镗的主张是错误的，卢文弨的主张是正确的，山井鼎、阮元虽然有校勘记，但没有下判断。可以发现卢文弨《群书拾补》的可贵。阮元《校勘记》直接参考了卢文弨的成果，为什么没有接受卢文弨的意见呢？这恐怕和卢文弨没有举出证据有关（卢氏的证据其实是山井鼎《考文》所指的日本足利八行宋本，但卢氏没有明说）。假如他们见到宋刊单疏本、魏县尉宅本、平水本、明永乐本这些早期的刻本，相信他们很容易判断“赊促”的正确性。校勘之学，贵在多见旧本，从这个例子可以得到印证。

我们的《汇校》已经包括了阮元的所有校勘记，经过比较可以发现，阮元《尚书注疏校勘记》所完成的任务大约不足百分之四十。上面的十九个版本，阮元校过的是唐石经、元刊明修十行本、岳本、李元阳本、北监本、汲古阁本等六种，其他大部分版本，尤其是早期的几种宋本，阮元都没有见过。即使他已经校过的版本，也有较多的重要异文漏校。如《缘起》所举《仪礼》脱文五处，仅指出“毛本脱”，实则更早的陈凤梧本、李元阳本、北监本皆脱，而阮元《校勘记》不着一字。读者骤视之，似乎只有毛本脱此五段，其他版本不脱。这对结论有很大的不良影响。

过去学术界已大体弄清了十行本以下注疏本的源流，即元刊明修十行本是明嘉靖李元阳本的底本，李元阳本是万历北监本的底本，崇祯毛氏汲古阁本出于北监本，清乾隆武英殿本亦出于北监本，阮元刻本是元刊明修十行本的重刻本。现在我们通过校勘，认定这些结论是合乎实际的，但又不够精细。李元阳本来自元刊明修十行本，但进行了一定的校勘工作，改正了若干错误。北监本也同样改正了若干李元阳本的错误，作为官版，用字的规范谨严，远超十行本和李元阳本，并且从朱元璋至朱常洛，大部分帝讳都缺笔避讳，在其他明刻本中罕见，讲避讳的专书也未之及。毛本在北监本基础上也进行了校勘，明显的积极表现至少有两点：一是不少改字都与宋魏县尉宅本一致，二是释文部分的校勘显然利用了陆德明《经典释文》原书。殿本所依据的北监本是万历以后的修版，所以《考证》称监本误某，现在看万历北监本并不错。当然殿本文字校勘胜于北监，加上每卷附有《考证》，更是各经注疏刊刻史上的创举。其不能令人苟同之处则是体例的改变，合并注疏，删去起讫语，大失唐宋以来注疏的原貌。库本来自殿本，略有校正，但俗字和减笔的情况明显增加，不可谓善本。阮元本号称“重椠宋本”，当然是来自元刊明修十行本，但相比元刊明修十行本，阮本在文字规范方面有脱胎换骨的进步。元刊明修十行本俗字满纸，减笔少画，似是而非，随处可见，阮本则中规中矩，整齐一新。不过元刊明修十行本的大量讹夺衍倒，阮本一仍其旧，只在校勘记中予以指出，因此，就其正文来说，并不比监本、殿本优越。人们重阮本，更多地在他的校勘记，所谓“读一本如遍读各本”是也。元刊十行本还有一个永乐重刊本，天一阁曾藏一部，误为宋刊，张钧衡得之，请陶子麟影刊，号称影宋刊，缪荃孙代撰《校勘记》附后。经我们校勘，实为元十行本的重刻，而且校勘较差，其可取之处在于部分保留了元刊十行本的旧貌，弥补了元十行本经明代修版大失原貌的遗憾。元代以前的八行本十分显赫，其疏文文字与单疏本相近。魏了翁的《尚书要义》文字接近八行本，只是增加了《经典释文》的内容。魏县尉宅本应是元十行本的前身，而讹误较元十行本为少。至于平水本，没发现关系较近的注疏本，但文字与魏县尉宅本相对较近，而与八行本相对较远，应当源于福建地区的坊本。这些版本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校勘才能体会到，这也是我们汇校的收获之一。

对《尚书注疏》的前人校勘成果，在按撰写先后逐条罗列之后，结合我们对众本的校勘，也可以有一些更切实的认识。日本山井鼎、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三十二册，刊成于享保十六年（清雍正九年），不久传入我国，乾隆修《四库全书》，即与中国学者浙江嘉善浦镗的《十三经注疏正字》一并收入经部。全面校勘《十三经注疏》以山井鼎、浦镗为开辟者。浦镗稍晚于山井鼎，但没有见过山井鼎的《考文》，所以二人算是不约而同。二家的路子有较大差异，山井鼎主要利用日本足利学校收藏的古写本、古活字本、宋刊注疏本进行版本对校，尽可能全面地罗列异文。浦镗没有条件利用早期的刻本，使用的只是明刻闽、监、毛三家及清乾隆殿本，尤以监、毛二本为主，并且监本用的也是修版后印本，所以他的方法主要是“他校法”，即广泛搜集史传旧注，尤其是各经注疏中的引文，进行互校。发掘材料之广，令人钦佩。浦镗还较多利用了“本校法”和“理校法”，即据文义寻绎其是非，结论多为卢文弨、阮元认可。浦镗在版本校勘方面不能与山井鼎比肩，而山井鼎在网罗旁证、寻绎文义、判断是非方面与浦镗不能同日而语，二人各有其长，正可互补。山井鼎《考文》的输入和浦镗《正字》的诞生，正是清代考据学日渐兴盛的时期，二人校勘成果的配合，已可包括后来卢文弨、阮元校经的所有基本方法，而在规模上，则与卢文弨、阮元可以共同构成《十三经注疏》校勘四大家。其他从事《十三经注疏》校勘的学者（如惠栋等），要么成果未尝刊行，要么规模相对较小，终不能与四家相比。卢文弨从事《十三经注疏》校勘，成果正式问世的有《周易》、《尚书》、《仪礼》、《礼记》等。从《尚书》看，他所使用的版本基本上是元刊明修十行本（卢氏称元本）以来的本子，没有多少优越之处，他在版本校勘方面主要采用了山井鼎的成果，而在求旁证和寻绎文义、判断是非方面，大量采用了浦镗的成果。这些承用山井鼎、浦镗的成果，卢氏在《七经孟子考文补遗题辞》、《十三经注疏正字跋》等文中的确说过“两取其长”、“善者兼取之”的话，而在具体行文时，却未能逐一注明，以今观之，仍不能免掠美之嫌。不过卢氏无愧校雠名家，考证判断往往后出转精，其贡献未可低估。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则广泛承用了山井鼎、浦镗、卢文弨的成果，虽在卷前交代了“古本”、“宋板”借用山井鼎《考文》，对于浦镗、卢文弨也频繁称引其名，但未明指之处仍占大半。阮元网罗版本较广，与事学者亦伙，可资借鉴之时人前修成果更非山井鼎、浦镗、卢文弨三家可比，故后来居上，有集其大成之概。后人了解山井鼎、浦镗、卢文弨三家校经成果，大都只是借阮元《校勘记》间接得其一鳞半爪，三家之为阮校所掩，无可避免矣。阮元去卢文弨较近，而校勘方法亦不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阮元的判断与卢氏相左者正复不少，而以今衡之，则互有短长，未必皆后胜于前也。今将山井鼎、浦镗、卢文弨、阮元四家尽数罗列于一处，其因循承袭，增益辨订，轨迹灿然，其余各家固不能望其项背。近人校记，如刘承幹、张钧衡二家，皆缪荃孙代撰，不过就阮元刊本，参其校记，敷衍成文，版本既未广征，考证亦复苟简，宜其佳者无几也。

如上所述，《尚书注疏汇校》既能反映版本源流，又能反映《尚书注疏》在刊刻过程中文字变化的轨迹，同时也能看到前人校记的递承关系，对我们学习研究或整理使用《尚书注疏》都有较好的参考意义。在《尚书注疏汇校》即将付梓之际，我代表《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组的同志向关心支持《汇校》工作的专家师友和领导致以崇高的敬意。鉴于校勘工作的复杂性和我们能力的限制，错误疏漏在所难免，希望读者随时惠予批评指正。

二○一五年二月二日滕州杜泽逊记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校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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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注疏汇校（十三经注疏汇校·全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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