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寄父家书》收录邢福义教授自1955年至1991年寄给父亲的信件,时间跨度37年。其中也穿插进了作者妻子谭漱谷、儿子邢孔亮和女儿邢孔昭所写信件等相关材料。全书信件,按时间顺序排列,每年为一个部分。全书反映了作者及其家人37年间的人生历程和家庭变迁,展示了作者从语言学的入门迷茫,到研究试探,再到寻路前行的学术生涯,同时也折射了我们国家该时期的社会变革。
作者简介
邢福义,1935年生于海南,19岁考入华中师范大学,21岁毕业留校任教。22岁开始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论文,目前发表论文数百篇、著作(包括教材)数十本。主要研究汉语语法,强调植根本土,尊重国际,与时俱进,创建中国特色语言学派。曾任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授予“荆楚社科名家”专名(全省13人),华中师大授予专名(院士待遇,全校2人)。现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核心刊物《汉语学报》主编。
目录
写在前面
一九五五年(20岁)
一九五六年(21岁)
一九五七年(22岁)
一九五八年(23岁)
一九五九年(24岁)
一九六〇年(25岁)
一九六一年(26岁)
一九六二年(27岁)
一九六三年(28岁)
一九六四年(29岁)
一九六五年(30岁)
一九六六年(31岁)
一九六七年(32岁)
一九六八年(33岁)
一九六九年(34岁)
一九七〇年(35岁)
一九七一年(36岁)
一九七二年(37岁)
一九七三年(38岁)
一九七四年(39岁)
一九七五年(40岁)
一九七六年(41岁)
一九七七年(42岁)
一九七八年(43岁)
一九七九年(44岁)
一九八〇年(45岁)
一九八一年(46岁)
一九八二年(47岁)
一九八三年(48岁)
一九八四年(49岁)
一九八五年(50岁)
一九八六年(51岁)
一九八七年(52岁)
一九八八年(53岁)
一九八九年(54岁)
一九九〇年(55岁)
一九九一年(56岁)
一九九二-二〇一七年记事(57-82岁)
后记
精彩书摘
《寄父家书》:
父亲:
您七月二十日的来信,今天上午收到了。久不接您的来信,所以感到特别欣慰。
您信中说,曾在六月问给孩儿寄来一信,但是孩儿没有收到,真是遗失了!
孩儿已把您的信的内容转告给三叔父和仁哥,希望他们设法给您寄一些费用。
三叔父有过一段时间(约一个月)没有在红沙做工,但最近他从家中来信说,红沙方面又写信给他叫他去做工了。所以您要给他写信,就寄“红沙市振兴木工厂”吧。
哥哥很少寄信来,就是来,也很简单。没有告诉孩儿家中的详细情况。但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生活很困难。最近接到他的来信,说他已出门参加“打砖”工作。他的通讯地址是:海南岛崖县三亚港荔枝沟独立三大队打砖工厂。
二月间,曾收到家中寄来的阿弟和阿忠合照的全身相片一张,他俩都很乖。
三叔父和哥哥的信,都说家中大小都安好,请勿念。
七月十二日,考试完毕,考的是心理学、文学概论、马列主义、历代韵文选四科。考试和复习功课的时间一共有四个星期。在这一段时间中,由于能积极地“钻”,所以也能钻通了一些东西,基本上把各门课程的内容比较系统地掌握起来了。考试的结果,孩儿考得还算满意。现在两科成绩已公布,心理学孩儿得5分,文学概论得4分(5分是满分,4分良好,3分及格,2分以下不及格,班中也有人考得2分的),其余两科,大概也是4分以上。
虽然考试已经完毕,但还没有放假。原因是,由十三日起,又接着来一个“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呢?说不定。在运动期间,孩儿很少有时问来做别的方面的工作。因为休息时间,大都是用在画漫画(创作)上面。因此,不但课外书没有时间看,就是写给三叔父和哥哥的信,也拖到最近两天才草草写了一些。孩儿画的漫画贴出以后,颇受人家的欢迎。
关于孩儿的经济问题,这一学期大体上是不依赖家中;再也不需要依赖家中,就可以过得去。原因是,过去在琼台师院专师班时,有一个同学(琼山人),跟我感情很好,现在他已经当了教师,所以差不多每一个月都给孩儿寄一点零用钱。
孩儿的“习作”每次都比以前进步一些,这表现在老师的评语上面。最近两次的评语中,都有“文字洗练,明确,富有表现力”等字样,但缺点是有的,并且很严重,希望在以后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消灭它。至于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很少用错。
本学期孩儿曾写了一些诗、报道文章等,还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也曾寄到报馆、杂志社去,但因不成熟,没有刊登。
……
前言/序言
这本《寄父家书》,收录了1955年至1991年我寄给父亲的信件,时间跨度37年。开头的一封,写于1955年7月28日.之前肯定写过,只是丢失了,我也没印象了;结尾的一封,写于1991年12月6日,之后肯定接着写到他去世那年,只是从1992年起,他已没有精力一封封地整理信件了!
1997年,85岁的父亲把我给他的信件打包成捆,邮寄到华中师大。收到时,因为太厚,我事情又多,没时间看,所以一直没有打开。10多年之后,2014年1月,时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的王泽龙教授打来电话,说他们华中师大中文系77级的同学们合写了一本《我的1977》,要我也写点什么,收入这本书。我没有日记。少年时代写过两三年,但从青年、中年时代起就不写了。怎么办?要写回忆文字,光凭脑子之所记,无法写得准确。正在感到为难,忽然想起父亲邮寄过来的那捆信也许有用。果不其然,我从中查找到了有关记载,写成了散文《1977漫忆》,收入了王泽龙、汪国胜主编《我的1977》一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叭5年出版)。
我是2014年1月5日上午8点半打开这捆信件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包裹里一叠一叠的信,分别装订,分别写了摘要,最上面放着父亲1997年10月3日写的一些话。全录如下。
义儿:
漱谷病现如何?(福义插说:漱谷指我的妻子谭漱谷)
9月份钱已收。
仁哥事已落实,但未知第一个月薪收到否,收多少。(福义插说:仁哥指我的哥哥邢福仁)
这里是你给我的信(1955年至1991年),编号是1-16号,是当时一份份订上,为了放置时的方便,顺手写上摘要,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很好,耳聋得快,尤其是左耳,但右耳还能听广播,电视还能视,其他部分还好。家中一切如常,请勿念。
祝健康进步!
又,漱谷理解能力怎样?比如你对她说我写信来问她的病情,她能理解么?
父亲1997.10.3
翻看这捆纸质很差、字迹模糊的信,我无限感慨,觉得也许可以留给子孙们、学生们、学生的学生们看看,于是决定梳理成为一本小书。作为背景材料,我先说几点情况。
第一,这本小书,主要收入我给父亲的信。也穿插了我的妻子谭漱谷、我的儿子邢孔亮和女儿邢孔昭写给他的几封,并且穿插了几封我请父亲代转的、写给叔父与哥哥等人的。凡是父亲写给我的信,一律未收。一来,是因为搬过几次家,他的信丢失得所剩甚少,剩下的又残缺不全,将其收入,反而不相照应;二来,是因为几十年来,我几乎天天都在极为紧张地“赶路”,追求专业钻研上的进展,没有余力整理信件并将其敲打到电脑上面。总之一句话,如果说我这一生有这样那样的压力,那么,“赶路”便是主流压力。我给父亲的信,主要述说的便是在这一主流压力下我之所思所写所为。
……
第六,讲讲我的老师高庆赐教授(1910-1978年)。高先生是河北遵化人,师从罗常培先生,学问渊博,古今贯通,讲课特别具有吸引力。1955年,他给我们班级讲了将近一年的现代汉语语法,对我来说是接受了启蒙。1956年9月,我留校当助教,领导规定他做我和几个青年教师的指导教师,但没有机会接触,因为他当时是学校副教务长,事情很多,特别是,他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成了“右派”,被劳动改造去了。跟他接触较多,面对面地谈话,应从60年代中期算起。1972年,我和他合写了《现代汉语语法知识》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组编”;此书1976年由加贺美加富翻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再后来,由于我和他都住在华中村,来往就多了起来。“文革”期间,我经济状况不佳,常常向他借钱。1976年,我写成了论文《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他大加赞赏。他说:“福义啊,看了你的文章,我觉得我都不会写文章了!”我知道,先生这是在鼓励我,但是,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令人感慨的事实,这就是,若不是40多岁就开始了坎坷的人生,他会怎么样呢?1978年,他到北京治病,在病房里还时时念叨,答应给湖北人民出版社写作的《古代汉语知识六讲》还有两讲未写。病重之时,提出遗愿,希望让我代为续完。中文系总支杨书记,带着我赶到北京,先生说话已经十分困难了。这本书于1979年7月出版,末尾出版社有个“出版后记”:“《古代汉语知识六讲》是高庆赐教授的遗著。其中‘第五讲虚词用法’‘第六讲特殊结构’,高先生因病重委托邢福义副教授协助整理。”我感到荣幸。做学生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听到古代汉语课(本科班才有这门课)。我把高先生的手写讲稿认真读了一遍,摘录并整理成了第五、第六讲。我后来提出“普方古”三角研究,并且写点靠近国学的文章,跟整理过高先生的讲稿不无关系。
这本《寄父家书》,主要记录一个学子从青年到中年的步履留痕。中华水土,养育了中华文化、中华科技、中华风骨。当今的中国人,重视外国理论的引进,但也懂得,再好的理论,都必须适应中华水土,才能在中国开花结果。中国人有充分的冲劲和自信。“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毛泽东的诗句,果敢刚毅,气势磅礴,代表中国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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