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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敦煌艺术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和突出代表，是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一切艺术都首先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敦煌艺术也不例外。自有敦煌艺术以来，敦煌这颗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璀璨的明珠，这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宏伟瑰丽、举世无双的佛教艺术圣地，一直为世界人类所注目和神往。本世纪初，敦煌发现了震惊世界学术界的藏经洞，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兴的、方兴未艾的学科——敦煌学。敦煌的地位和国际影响进一步提高。它不再仅仅以佛事活动的圣地吸引善男信女，而且以科学研究的阵地出现在世界人类面前。它既是研究我国美术史、建筑史、文学史、书法史以及音乐、舞蹈史的形象博物馆，又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民族、语言、科技、东西文化交流等广泛学科领域的资料库。它还以神奇的魅力成为我国负盛名的旅游胜地之一。因此，每年从世界各地来敦煌进行科学考察、学术研究、旅游观光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中间有专家学者，旅游观光者，也有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当然也混进了一些不光彩的“盗宝者”。仅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十余年间，敦煌就接待了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宾客，中外观众累计达两百多万人次。与此同时，敦煌艺术也走出国门，肩负起“文化大使”的神圣使命，先后赴印度、缅甸、波兰、前捷克斯洛伐克、日本、德国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访问展出，对促进国家与国家，大陆与港台之间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录

方兴未艾的敦煌热
为国争光的敦煌研究院，
敦煌与政要人物
彭德怀总司令下令保护干佛洞
周恩来总理始终关怀着敦煌艺术
邓副主席指示解决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困难
万里副总理关心敦煌基本建设
胡乔木视察敦煌莫高窟
敦煌就是我的家
15000多个日日夜夜
——记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段文杰先生
莫高窟的“活档案”
——记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史苇湘先生
敦煌女杰
——记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樊锦诗女士
莫高窟的“保护神”
——记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孙儒侗先生
机遇使他的生命闪光
——记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宇先生
献身敦煌一巾帼
——记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其琼女士
敦煌来了个“琵琶王”
——记敦煌研究院音乐舞蹈研究室副研究员郑汝中先生
毕生奉献无他求
——记敦煌研究院老工人窦占彪先生
敦煌伤心史
附录

精彩书摘

　　《敦煌今昔：藏经洞百年祭》：
　　1950年冬，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接到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的指示，要他将敦煌艺术研究所历年来完成的壁画摹本带往北京展出。常书鸿所长接到指示后，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成绩的第一次检阅。他和大家一起，都劲头十足地积极进行准备。经过4个多月的不懈努力，到1951年3月底，基本准备就绪。
　　1951年4月初，常书鸿所长根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指示，带着敦煌艺术研究所美术工作人员7年来临摹的敦煌壁画和塑像，在北京中央历史博物馆展出。当时的中央历史博物馆，还只是临时设在北京故宫午门的城楼上。
　　4月8日下午，常书鸿所长忽然接到一个从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有一位中央首长要来会场参观，要他准备接待。过不多时，从天安门开进来一辆小轿车，停在午门下边。一位首长，在一位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健步登上午门城楼。常书鸿所长这时看清了，啊！原来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急忙迎上前去，紧紧地握住总理的手，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周总理边看展览，边同常书鸿所长交谈。
　　当总理看到展出中有关近50年来帝国主义分子在敦煌劫掠和破坏我国文物的罪证时，说：“这很好。这些铁一般的证据，雄辩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如何用各式各样巧取豪夺的方法，来破坏我国的文化，剥夺我们的财富，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工作‘古为今用’，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详细地了解了长年在敦煌石窟工作的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后，总理说：“我们无论有多少困难也不要泄气，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好敦煌。”鼓励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的人员，决心做好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为了防止莫高窟崖体崩塌，敦煌文物研究所于50年代后期，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对崖体和洞窟进行加固维修的具体方案，报国家文化部审批。
　　加固维修莫高窟的报告，辗转到了周总理手中。总理进行了详细审核后，又请专家们对其可行性进行论证。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敦煌莫高窟危崖加固工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科学证论的基础上，总理很快做出了“将莫高窟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100万，对莫高窟进行全面加固”的决定。整个工程，交由铁道部第一工程队施工。
　　1963年铁道部工程队进驻莫高窟，到1966年基本竣工。施工总长度为875米，对莫高窟长达576米的崖面进行了加固，使354个洞窟得到了保护。经过维修加固的洞窟，可以经受7级地震。同时对1409.56米的壁画和215身塑像，进行加固维修，使其达到了修旧如旧、重放异彩的良好状态。
　　吕正操同志，在60年代任铁道部长时，遵照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指示，具体安排了对莫高窟的大规模维修加固工程。他在1984年再次参观莫高窟时，风趣地说：“看来，我们也是供养人，而且是最大的供养人。”说得同行的人都朗朗地笑了起来。
　　……

前言/序言

　　由裴健同志写的《敦煌今昔——藏经洞百年祭》一书，现在即将正式出版了，我谨以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喜悦心情，表示敬意和祝贺。
　　在这本书撰写的过程中，裴健同志早就打过招呼，要我为该书写个序言。我不是敦煌学家，不能从历史的、学术的角度把该书的精妙之处，或者最有价值的东西加以提炼总结，再介绍给读者。让我写序，实在有些“赶着鸭子上架”的感觉。不过，裴健同志以一个老同志的身份，加上与我共事多年，诚心所至，金石为开，既然说了，我实难以推托。于是便有了下面硬着头皮挤出来的文字，权且为序吧。
　　敦煌艺术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和突出代表，是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一切艺术都首先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敦煌艺术也不例外。自有敦煌艺术以来，敦煌这颗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璀璨的明珠，这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形成的宏伟瑰丽、举世无双的佛教艺术圣地，一直为世界人类所注目和神往。本世纪初，敦煌发现了震惊世界学术界的藏经洞，并由此产生了一门新兴的、方兴未艾的学科——敦煌学。敦煌的地位和国际影响进一步提高。它不再仅仅以佛事活动的圣地吸引善男信女，而且以科学研究的阵地出现在世界人类面前。它既是研究我国美术史、建筑史、文学史、书法史以及音乐、舞蹈史的形象博物馆，又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民族、语言、科技、东西文化交流等广泛学科领域的资料库。它还以神奇的魅力成为我国最负盛名的旅游胜地之一。因此，每年从世界各地来敦煌进行科学考察、学术研究、旅游观光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中间有专家学者，旅游观光者，也有政府首脑和高级官员。当然也混进了一些不光彩的“盗宝者”。仅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十余年间，敦煌就接待了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宾客，中外观众累计达两百多万人次。与此同时，敦煌艺术也走出国门，肩负起“文化大使”的神圣使命，先后赴印度、缅甸、波兰、前捷克斯洛伐克、日本、德国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访问展出，对促进国家与国家，大陆与港台之间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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