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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5-2016）》主要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在2014和2015年的新发展状况。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5-2016）》内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总报告和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分报告，主要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现状和新发展趋势做概括性的介绍。第二部分是进一步的延伸介绍，由专题研究、学术访谈、书评和会议综述四个栏目构成。在专题研究方面，本期报告将重点介绍两大前沿问题，一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中所提出来的“现实的抽象”和“抽象的统治问题”。该问题既涉及到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形态的具体分析，也关系到对马克思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思想关系的重解。另一是在激进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所提出来的“思辩实在论”问题。该问题一方面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方面的更新， 另一方面更关系到激进政治哲学的进一步走向。对于每一专题，都采取论文与译文相结合的方式来介绍。

目录

主编的话
资本主义危机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总报告
总报告

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报告
美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俄罗斯
日本
拉丁美洲
意大利
西班牙
东欧

前沿问题
资本主义与“抽象的统治”
真实的抽象及其统治
货币的先验力量：马克思的社会综合理论
联邦战争之血、国家和世界货币的运作
激进哲学与人民话语
什么是人民？抑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民？
——当代西方激进哲学的人民话语
利维坦与比蒙：论人民与大众
“人民”一词用法的24个笔记
平民的事件
无处可寻的民粹主义
……

书评
访谈
会议综述

精彩书摘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5-2016）》：
　　（一）2014年左翼论坛
　　2014年的论坛于5月31日至6月1日召开，来自全球的左翼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行动团体代表、左翼刊物编辑等各色人物在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济济一堂，人数超过4500人。论坛的活动形式包括近400场专题讨论，以及形形色色的艺术活动、工作坊、对话、争论甚至直接行动。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面临的社会背景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在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不可能仅仅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解释，而是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多元决定”的，这些不同领域之间也存在着相对的独立性。此届左翼论坛的专题讨论所显示出的巨大包容性表明，左翼人士的质疑与回应似乎无所不包地涉及生态、媒体、文化、性别、家庭、种族、教育、卫生、住房、食品甚至监狱工业综合体等几乎所有社会层面和包括非洲、美国、中国、东南亚、中东、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在内的可能存在的非正义问题，以及为了实现这些领域中的正义，在一个越来越失控的世界中诉诸立场鲜明的思考和行动。
　　正如本届论坛海报上的文字所勾勒出的，对于全球的左翼人士而言，当下最严峻的社会现实是，世界已经连续七年深陷资本主义危机的泥潭之中。人们所珍视的“复苏”只是让那些制造这场危机的人获益，而无休止的经济衰退则困扰着那些受害者，即最广泛的大众。每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平等都在日益恶化。阶级划分变得尖锐起来。社会不公把我们所有人推向了极限。大公司和富人将保护和维持自身支配地位的社会控制方式最大化。他们和他们的政客到处都在采用财政紧缩的政策，却把保留下来的公共资源用于帮助银行和其他破产的超级公司摆脱困境。对大多数人而言，资本主义的“新常态”意味着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收入前景、不可维持的债务、生态环境恶化以及意在将社会不满引导向那些作为替罪羔羊的右翼分子。所有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激烈地质疑当代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体制的合法性，并召唤关心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永续发展的各界人士为实现有别于现存体制的政治形式，去开辟激进思考和团结行动的可能性空间，而左翼论坛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性空间而做出的尝试和准备。在上述背景中寻求社会正义，意味着左翼人士务必回答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问题，包括：今时今日，当一项改革使我们在某一方面有所前进，却在其他重要的斗争中不得不后退，我们必须如何应对？克服上述挑战需要什么样的运动形式？当正义的转型条件不再是“愤愤不平的人向平息愤怒的人者抱怨”，那么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机构、体制和社会条件？这些议题又是如何提出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急切地需要一个崭新而不同于现在的世界。可我们要如何抵达那个世界，是通过改革、革命还是两者策略性的联合？
　　本届论坛的开幕大会以“当下为什么要革命？当下什么是革命？”为主题，会议的发言人包括美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公共知识分子和美国社会民主党重要成员科耐尔·韦斯特（Cornel West），秘鲁裔美国说唱歌手和街头艺人“不朽技术”（Immortal Technique），《日常的革命：阿根廷的水平主义与自治》一书的作者玛丽娜·斯特林（Marina Sitrin）和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本次论坛的热点专题包括：
　　1.超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在人类历史上，人类也许第一次拥有了高质量地满足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和教育医疗的科技能力。然而，在目前的社会安排中，这种能力仍然只是虚无缥缈的幻想。我们到底是在危如累卵的现状中继续垂首期待自由市场机制来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还是依赖政府的干预能力并制定一系列更加符合分配正义理念的公共政策，抑或自发地团结起来，创造出平等、民主、可持续的新型经济合作形式？
　　在本届论坛中，与上述追问相关的小组讨论分别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答案。譬如，在“超越民主、资本主义和稀缺性：基于自然法则——资源的经济可能性”分会场中，与会者认为，作为个体和社会成员的我们可以选择一条更加人性化的新思路，珍视那些认为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处于不断演进状态的体系。因此，在彼此的互动中，我们建构出的世界体系必须反映出新知识，而这要求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得到持续的更新。在“对，我们要改变体系！可是改变成什么？”与会者认为，虽然改革和革命是重要的，可是他们无法单独创造出通往经济一社会民主新模式的途径，除非我们能够着手解决背后的基本问题：“我们能做得更好吗？如果一个社会的基石是参与和以健康、有效、公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过程，那么这个新社会确实可以有效运转吗？”我们最终必须发展出一套清晰的、和平的政治纲领，这一纲领务必给出某些可行的新型要素，而这些要素意味着根本性的改变和对资本主义、利润、竞争以及狂热扩张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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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回应是贯穿其整个发展历程的一条核心线索，它的每一个思想环节都是对资本主义危机最新性质的把握和对走出危机道路的探索。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发展历程，它大体上从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了明确揭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自觉回应；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条件下的工人意识形态危机的直接应对；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政治危机的深入批判。历经这三个环节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让我们明确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必然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它还会同时导致无产者们陷入意识形态的危机，使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被阻断。更重要的是，当经济危机盛行且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又被阻断之时，它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导致整个民主政治的崩溃，致使法西斯主义登上历史舞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重建现代文明秩序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主题，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已经找到了与资本主义的危机和谐共处的路径。但2008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危机却一直在持续蔓延、不断深化。透过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这场危机的深入批判，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危机的上述三种内涵似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再度出现。在此背景之下，资本的逻辑和阶级斗争的逻辑之间的张力成为《资本论》研究的新焦点，资本主义的逻辑和社会主义的逻辑之间的对立成为国际左翼思想界的新主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第二版的跋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根本差异进行了明确界定。政治经济学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质，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绝对的最后的形式，它在根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已经明确显现、阶级斗争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之首要现实之后，它将立即丧失其科学性质，注定走向衰落。面对着1830年的资本主义危机，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已经获得明确显现，并同时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透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把握住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内在矛盾运动，它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导致经济危机的必然趋势。如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根本上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它在思想上所把握住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走向自我否定的内在趋势只有经由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成为历史的现实。
　　20世纪初期，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再度在欧洲出现，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之下，革命的浪潮也再度在欧洲大陆兴起。在此背景之下，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的危机进行自觉回应，对意识形态危机的批判成为他们的思考重点。透过对物化现象的批判，卢卡奇首先从理性形式与非理性内容之间根本对立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之导致危机的必然趋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存在着普遍的物化现象。它意味着抽象的理性形式成为了规定生活的唯一形式，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成为一个自动的、合理性的体系。如此的理性形式无力容纳内容，无论是来自于人本身的“质”的内容，还是来自“对象”的内容。因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包含着形式理性与“非理性”内容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该矛盾必然导致其周期性地陷入灾难性的危机。卢卡奇同时指出，物化现象还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陷入了直观的态度，他（她）把这个合理化的体系认作是自足的，把资本主义条件之下的生活看作是永恒的事实。这意味着工人陷入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他们即使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参与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也无法自发地突破直观的态度。从这个角度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距离，如果工人们不能突破这种意识形态危机，不能挣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掌控，不能在思想上把握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的趋势，所有的革命运动都将归于无效，我们也将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周期性循环中陷入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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