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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刘尚希研究员紧密结合中国财政改革进程，进行理论思考，笔耕不辍，形成了丰富的文献，创造性地提出并不断完善了以“公共风险论”为基础的财政基础理论。从“公共风险论”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改革充分体现了“民本”思想，坚持改革依靠人民、改革为了人民。中国的财政改革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层次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解人民群众共同体面临的各类公共风险作为改革的出发点。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各种利益的交汇点，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财政具有杠杆效应，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与此类似，财政改革也具有杠杆效应，这一点往往是我们先前理解财政改革时所忽略的。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而财政改革的目的就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化解公共风险。在新时代，现代财政的新使命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新时代面临的公共风险。

作者简介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党委书记，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是国家文化名家“四个一批”人才、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专家。多次参加温家宝、李克强主持的经济形势分析专家座谈会，并应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作为国家“万人计划”专家代表赴北戴河参加暑期研讨活动。
　　其代表作有《收入分配循环论》《财政风险及其防范的研究》《或有负责：隐匿的财政风险》《宏观金融风险与政府财政责任》《公共风险视角下的公共财政》《税收与消费》《税收与民生》《科技与经济融合》等；发表《财政风险：一个分析框架》《论公共风险》《论转移支付的分类》《农民“就业状态”：中国改革发展成败的决定性力量》《公共化与社会化的逻辑》《在不确定性世界寻找确定性》等重要文章。对收入分配、公共风险、财政风险、公共财政、宏观经济、公共治理等问题的研究均有探索和创新性成果。

内页插图

目录

序
第一篇
论不确定性与公共风险
论公共风险
论追求“确定性”
论改革与发展的不确定性
公共化与社会化的逻辑
以公共风险为导向的改革
从整体观和风险观系统认识降成本

第二篇
论公共风险、财政风险和债务风险
论财政风险
财政风险：一个分析框架
论政府的公共主体身份与财政风险的两个层次
中国财政风险的制度特征：“风险大锅饭”
财政风险：防范的路径与方法
财政风险：从经济总量角度的分析
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初步分析
制度主义公共债务管理模式的失灵：基于公共风险视角的反思
宏观金融风险与政府财政责任

第三篇
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财政改革、财政治理与国家治理
财政与国家治理：基于三个维度的认识
财政与国家治理：基于不确定性与风险社会的逻辑
公共风险与财政抉择
公共支出范围：分析与界定
论民生财政
大国财政：理念、实力和路径

第四篇
论财政政策
论中国特色的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注入确定性
稳中求进的关键在稳定预期
基于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的公共服务评估
资源税改革应定位在控制公共风险

前言/序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体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当中。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展光辉灿烂的四十年，是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奋进的四十年。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是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四十年。这四十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这四十年，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从财政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改革充分体现了“民本”思想，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财政改革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层次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解人民群众面临的各类公共风险作为改革的出发点。例如，四十年前，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国面临着“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局面。中国面临着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短缺”，包括物质经济的“短缺”和各方面的“短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通过改革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改革成为经济改革的突破口。财政“放权让利”，一方面通过扩大地方配置资源的权力，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释放创新空间，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多元化市场主体形成。再如，二十年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社会主体和城乡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要素、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原财政体制难以适应新的所有制关系和社会变革的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改革大力度推进，改革重点转向财政支出领域，通过财政改革推动社会改革。在这一时期正式提出了加快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目标任务，强调财政要突出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法治性。财政改革坚持“以民为本”，着力化解面临的各种公共风险，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同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公共风险是不一样的，财政要解决的问题、应对的风险也不一样，这些因素推动了财政的改革和发展。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代财政的新使命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新时代面临的公共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更加自觉地防范各种风险，坚决战胜一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攻坚战，要“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显然，研究风险防范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各种利益的交汇点，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财政改革也具有杠杆效应，这一点往往是我们先前理解财政改革时所忽略的。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而财政改革的目的就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财政改革的杠杆效应和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改革作为总体改革的组成部分，预防和化解经济社会运行过程中内生的公共风险，二是财政改革可以化解总体改革过程中产生的公共风险，为总体改革承担成本，并巩固改革的成果。对于人民群众来说，不同层次的需求并不是先后的关系，而是同时存在的，但在不同的情况下，重要性和需求的具体内容可能存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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