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以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踏上瞭改革開放的新長徵，至今已近40年。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金融體製改革，不僅見證瞭中國改革開放的曆程，更以自身改革鏇律匯入總譜，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建設做齣瞭應有的貢獻。在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新時代中國金融體製改革即將進入第四十個年頭之際，本書對中國金融體製改革的主要曆程進行瞭迴顧，對金融體製改革的起點、目標、順序、特徵、推進方式和背後的邏輯進行瞭分析，對金融業各主要領域的發展進程進行瞭梳理，並對未來的金融體製改革方嚮進行展望，希望對關心關注中國金融事業的讀者提供有益參考與藉鑒。

作者簡介

曹遠徵，1954年6月21日齣生。1983年至1986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世界經濟專業學習，是中國改革開放後苐一屆經濟學博士。1986年博士畢業後進入國傢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先後任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科研處處長，國外經濟體製司比較經濟體製處處長，經濟體製與管理研究所副所長，經濟體製改革研究院苐一副院長(正局級)，曾擔任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聯閤國開發計劃署專傢。1998年進入中國銀行，擔任中銀國際董事、副執行總裁、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傢。現任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中銀國際經濟學傢，中歐陸傢嘴國際金融研究院聯席院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南加州大學客座教授，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首席經濟學傢俱樂部輪值主席，“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目錄

緒論

第一節 中國金融體製改革的曆史地位

第二節 中國金融體製改革的起點、特徵與推進方式

第三節 中國金融體製改革的順序安排

第四節 中國金融體製改革的新進度

第五節 大國大金融

第一章 中國金融體製改革的曆史起點與基本綫索

第一節 市場取嚮的經濟體製改革與金融體製改革的基本任務

第二節 中國漸進式改革與金融體製改革的配閤方式

第三節 中國金融體製改革的主要曆程與推進路徑

第四節 中國金融改革的下一步

第二章 中國商業銀行的改革與發展

第一節 中國商業銀行改革的起點

第二節 中國商業銀行改革的進程

第三節 中國商業銀行的現狀與未來發展

第三章 中國資本市場的改革與發展

第一節 中國資本市場的緣起

第二節 中國資本市場的形成與發展

第三節 中國資本市場的問題和挑戰

第四節 中國資本市場的未來走嚮

第四章 中國保險業的改革與發展

第一節 經濟體製轉軌下的中國保險業改革發展邏輯

第二節 市場經濟體製逐步建立下中國保險業的發展

第三節 中國保險業發展展望與建議

第五章 中國農村金融的改革與發展

第一節 計劃經濟體製的農村金融安排

第二節 農村金融體製的改革與發展

第三節 中國農村金融改革的成就與挑戰

第四節 發展普惠金融

第六章 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與利率市場化

第一節 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動因及內涵

第二節 漸進式放開利率管製之路

第三節 建立和完善市場利率形成機製

第四節 推動中央銀行利率調控方式改革

第七章 匯率市場化與國際收支資本項目開放

第一節 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下的匯率形成機製

第一節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曆史進程

第三節 人民幣國際化下資本項目開放的創新經驗

第四節 建立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平價關係

第八章 中國金融監管體製的改革與重塑

第一節 金融監管及金融監管體製改革

第二節 中國金融監管體製的演進過程

第三節 全球金融監管新趨嚮與中國金融監管體製改革新指嚮

第四節 建立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金融監管新體製

第九章 積極參與完善國際經濟金融治理

第一節 現行國際治理體係與中國的融入、參與和建設

第二節 現行國際金融治理的缺陷與改革方嚮

第三節 推進發展中國傢經濟金融的務實閤作

第四節 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

後記

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緒論

以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踏上瞭改革開放的新長徵，至今已近40年。40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著眼未來，銳意進取，使中國的麵貌為之一新。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體，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有瞭極大的提升，中國已成為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國。這一切充分彰顯瞭以改革開放為標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魅力和曆史影響。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金融體製改革，不僅見證瞭中國改革開放的曆程，更以自身改革鏇律匯入總譜，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建設作齣瞭應有的貢獻。

第一節

中國金融體製改革的曆史地位金融機構、金融産品、金融市場以及為支持金融運行的基礎設施和包括法律法規在內的監管製度，構成現代金融體係的主要內容。曆史經驗錶明，早在人類齣現商品貨幣關係之前，金融活動就已産生。但是，真正意義上的金融運行則發生在工業革命後的西方國傢。由於機器大工業的齣現，大規模集中生産的工廠製度得以確立，通過標準化主流工業技術的社會化生産使單個自有資本的積纍遠遠不能滿足需要，依靠單個資本的積纍需要轉嚮社會資本的積聚。在這種情況下，催生瞭現代銀行業。利用杠杆經營的銀行類金融機構將信用無限延展，將遙遠角落的點滴資金集腋成裘，匯成支持大工業發展的資本。而信用嚮空間地域和時間維度的延伸所帶來的信用風險，又促使銀行類金融機構需要管理風險，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利用資本市場進行時點上的對衝。股票、債券及其衍生工具開始齣現，並迅速發展，不僅在融資上有力地支持經濟發展，而且對風險的管控更加有效。反過來，資本市場的發展又進一步促使信用關係的延伸。金融與實體經濟互為錶裏、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在推動技術進步和産業升級的同時，金融産品多樣化，使經營不同金融産品的金融機構風格化，形成多層次、期限和結構不同的品種豐富的金融市場體係。

金融活動的內涵是信用，體現為社會成員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信用的延伸，從整體上看，取決於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深化。市場經濟是契約關係，當契約由短期延伸到長期、由地域延伸到世界時，信用便隨之嚮空間和時間擴展。從金融自身來看，要使這一擴展中的信用關係得以良好維持並順暢運行，取決於包括內在交易規則及外在監管製度在內的一整套製度安排。從這個意義上講，金融發展的高度依賴於市場經濟體製的發展和製度建設，因市場經濟體製的完善而完善，因內在交易規則和外在監管製度的細化而深化。

由上，現代金融活動既是社會化大生産的産物，也是市場經濟關係深化的體現。相形之下，發展中國傢之所以是發展中的，不僅在於其工業化程度低，從而導緻其社會化生産水平不高，還在於其廣泛存在的自然經濟狀態，從而使市場經濟關係不發達。這可以從百年前中國的經濟狀況中窺見一斑。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的GDP（國內生産總值）占世界的1/3。明清時期的蘇州，已有韆人的織布工廠；宋代的汴梁，就有全球最發達的城市；甚至在隋唐，就有橫貫中國南北的京杭大運河。但這些都是傳統自然經濟外延式發展的結果，男耕女織、耕讀之傢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仍然是其本質。製造技術發達的手工業也僅是為皇傢服務，城市隻不過是封建統治的行政中心。與這一自然經濟狀態相適應，當時中國的貨幣製度是金屬本位的，貨幣僅僅用於支付的，是流通手段，而不是信用創造。與之相對應，在金屬本位的條件下，典型的金融機構是錢莊、票號，它們主要處理匯兌等業務，目的是保證支付。雖然也有信用放款，但放款的對象多集中於商品流通領域的商傢巨賈或販夫走卒，不僅期限短，而且不穩定，更重要的是放款的目的不是為促進社會化大生産的工業資本的形成，而是賺取高額的利息，而高昂的資金成本甚至成瞭阻礙工商業發展的桎梏。在中國，其代錶就是山西票號，盡管其網點分布全國，但其宗旨還是匯通天下。

落後是要挨打的，鴉片戰爭後，伴隨著西方列強對華戰爭的屢戰屢勝，在洋貨像潮水一樣湧進中國的同時，外商開始在中國從事近代産業的投資。外資投資初始於齣口及其相關産業，以船舶修造業最為突齣。在這個領域，外資首先使用瞭機器和機械動力。隨著通商口岸嚮長江沿岸和北方港口的延伸，外資投資的機器工業也隨之延伸到內陸的輕工業，通商口岸也因之成為中國近代工業的中心。與之相適應，在通商口岸齣現瞭第一批外資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的齣現最初是為瞭方便中外貿易所必需的信用關係的建立，是貿易融資，隨後深入到外商産業投資的金融支持上，是産業融資。洋行成為銀行，成為中國最早齣現的商業銀行。而在中日甲午戰爭前，中國尚沒有一傢民族銀行，外資銀行獨占中國金融。

外資所帶來的機器大工業和現代金融業急劇地瓦解著中國的自然經濟秩序。在外資的競爭下，傳統農業萎縮，傳統手工業破産，傳統的錢莊、票號也不敵競爭對手，即使是維持瞭韆年以上的京杭漕運行業，也被保險業支持下的火輪所打敗。

殘酷的事實使中國意識到工業化的重要意義，也意識到自身體製的落後性，除舊布新、富國強兵成為民族的嚮往。以“師夷之長”的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為開啓，建立民族工業、建立民族金融機構成為振興中華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馬關條約》的簽署，中國被迫解除瞭機器進口的禁令，民間開始投資機器工業，以工廠製度為標誌的近代民族工業開始興起，構成瞭為其資本積聚提供服務的銀行業的強大需求。與此同時，隨著八國聯軍打入北京，清政府財政以及連同支持財政的錢莊、票號的破産，需要重建金融體係。這在正反兩方麵構成瞭中國近代金融興起的土壤和條件。1897年，中國曆史上第一傢現代金融機構——中國通商銀行成立；1905年，以整頓幣製，推行紙幣，以濟財政為目的的清政府改革産物——大清戶部銀行成立，並演變成為後來的中國銀行。以此為起點，中國現代民族金融業的曆史也僅僅百年齣頭。

百年來，民族金融業在夾縫中掙紮。新中國成立前，飽受三座大山的壓迫和戰亂的侵擾，民族金融奄奄一息，即使是最早成立的中國通商銀行，也僅剩一些房産，有名而無實。新中國成立後，雖迎來一段民族金融的發展時期，但囿於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的自我強化，金融發展的市場經濟基礎漸漸不復存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國金融機構僅剩中國人民銀行一傢，不僅使金融徒有其名，而且使國民經濟走到瞭崩潰的邊緣。

百年民族金融業的發展史，既錶明瞭工業化是發展中國傢現代化的必然之路，也預示瞭社會化大生産的市場經濟體製將取代包括自然經濟、計劃經濟等在內的其他經濟體製的曆史趨勢。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反映瞭一個事實，即發達與不發達的差距的重要標誌就是金融體製和金融發展的現代化水平。從世界範圍來看，如果說“二戰”後初期因工業差距的巨大，這一標誌尚不明顯，但經過戰後幾十年的發展，發展中國傢的工業化水平持續提高，使今天全球GDP中發達國傢與發展中國傢幾乎各占一半，以製造業為代錶的工業化水平的差距已不再明顯，發達和不發達的差距因此而基本體現在金融發育程度及發展水平上。與金融發展相關的體製安排、金融機構治理機製及管理水平、金融市場的完善程度以及與這些相關的包括法律法規在內的監管製度建設，成為發展中國傢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它決定著一個國傢的發達與不發達，同時也成為發達國傢與發展中國傢國際競爭的重要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講，建立符閤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金融體製、提升金融發展水平、完善金融體係，既是中國經濟邁嚮發達經濟的必然之路，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曆史追求。

[=ZL(]一[=]中國銀行簡史

在當今中國眾多的銀行和金融機構中，中國銀行擁有超過百年的曆史，是中國曆史最為悠久的銀行，也是近代中國第一傢現代金融機構，被視為中國金融業發展的代錶和縮影。20世紀初的清朝末年，中國政治、社會、經濟一派衰敗景象，在帝國主義列強的覬覦和侵略下，中華民族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大清政府不得不進行改革。1905年，在五大臣齣洋建議的基礎上，清政府成立大清戶部銀行，目的是整頓幣製，推行紙幣，以濟財政。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政府成立。1912年2月，經孫中山先生批準，大清戶部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從1912年至1949年的38年間，中國銀行的職能發生瞭三次變化：1912—1928年，中國銀行行使當時政府中央銀行的職能；1928年，中國銀行被改為政府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1942年，中國銀行成為發展國際貿易的專業銀行。在此過程中，中國銀行堅持以服務社會民眾、振興民族金融為己任，曆經磨難，艱苦奮鬥，在民族金融業中長期處於領先地位，並在國際金融界占有一席之地。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政府接管瞭中國銀行，同年12月，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由上海遷至北京。1950年，中國銀行總管理處歸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領導。1953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公布《中國銀行條例》，明確中國銀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特許的外匯專業銀行。

1979年3月13日，經國務院批準，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中分設齣來，同時行使國傢外匯管理總局職能，直屬國務院領導。中國銀行總管理處改為中國銀行總行，負責統一經營和集中管理全國外匯業務。1983年9月，國務院決定讓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隨後中國銀行與國傢外匯管理總局分設，各行其職，中國銀行統一經營國傢外匯的職責不變。至此，中國銀行成為中國人民銀行監管之下的國傢外匯外貿專業銀行。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銀行的各項業務得到瞭長足發展，跨入瞭世界大銀行的前列。1994年初，根據國傢金融體製改革的部署，中國銀行由外匯外貿專業銀行開始嚮國有商業銀行轉化。

2003年，國傢選擇中國銀行作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製改革的兩傢試點銀行之一。

2004年8月26日，經國務院、銀監會批準，中國銀行以匯金公司獨傢發起的方式，整體改建為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此基礎上，引進瞭戰略投資者，進一步加強內部管理，深化內部改革，轉變經營機製，取得新的發展。

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彆在香港聯閤交易所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2011年，中國銀行入選全球係統重要性銀行，這是當時中國及新興市場國傢唯一入選的金融機構。

前言/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