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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春秋>的牢骚与梦想》通俗易懂，娓娓道来，故事性强。回归原典是研究学问和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

内容简介

　　《〈春秋〉的牢骚与梦想》是引导人们品味儒家经典的入门书籍，通过解读作为五经之一的《春秋》，让大家重新品味春秋那个特殊的时代，品味《春秋》这本特殊的历史书。回归原典是研究学问和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通过阅读本书，人们不仅会对《春秋》经传本身有相对全面的认识，而且能够举一反三，逐渐领悟静心品读其他经典的门径，从字句的考究、义理的辨析、意味的体悟等几个层面不断展开，掌握基本的阅读方法，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为自己的学习工作奠定良好的人文素养。

作者简介

　　周萌，男，1977年生，湖南汨罗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出版专著《唐五代僧人诗格研究》《史海传灯照长天——〈资治通鉴〉司马光述评集讲》《决策与抉择——十五朝兴亡启示录》《宋代僧人诗话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若干篇。

目录

引言被误读的原始儒家理想
第一章春秋：时代与经典合一

一“春秋”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二《春秋》是一本怎样的经典？

三《春秋》为什么旨在大一统？

四如何面向未来处理两岸关系？
第二章兄弟阋墙：权力与人性

一郑庄公与太叔段的是非恩怨

二宋宣公兄弟情深引发的祸乱

三鲁隐公与鲁桓公的角色关系

四如何面向未来处理以巴冲突？
第三章为政以正：政治与正义

一为什么陈佗之流没有合法性？

二为什么谴责火攻等战争方式？

三如何判定祭仲权变是否合理？

四如何看待拆迁引发官民矛盾？
第四章身不由己：女性与政治

一宣姜婚姻所折射的政治黑洞

二夏姬性关系引发的政治风波

三息妫为平息政治纷争的婚姻

四如何看待同性恋婚姻的争议？
第五章与邻为善：外交基本法

一齐襄公九世复仇的价值准则

二鲁庄公以弱对强的外交选择

三齐桓公归罪袁涛涂的是与非

四如何面向未来处理中日关系？
第六章伦理困境：法理与人情

一季友毒杀叔牙的法理与人情

二季友缓纵庆父的法理与人情

三曹羁事君的义理与自由尺度

四如何防治网络暴力而又自由？
第七章因信称义：政治向心力

一齐桓公坚守信义的政治能量

二为什么对宋襄公的评价两极分化？

三秦穆公知错能改的示范意义

四如何才能真正建立诚信社会？

第八章礼崩乐坏：秩序与自由

一婚礼不守礼法的现象及流弊

二丧礼不守礼法的现象及流弊

三祭礼不守礼法的现象及流弊

四如何让幸福感与发展相伴随？
第九章乱世正道：现实与理想

一对赵盾于晋灵公之死的定位

二对楚宋两国讲和的理想记叙

三对宋共姬之死的争议性评价

四如何让公益的理念深入人心？
第十章乱世忠良：利益与公义

一孔父嘉忠君行为的典范意义

二仇牧以身殉大节的力量源泉

三对荀息信守诺言的不同态度

四如何让反腐成为真正的利剑？
第十一章爱与信仰：为人与治国

一公子鱄的为人及其政治选择

二季札的为人及对让国的判定

三子产的政治改革理念及影响

四如何让教育成为社会稳定器？
第十二章走向战国：道德的分合

一对许世子止弑君的案例判定

二对伍员助吴灭楚的道义评判

三对卫国父子争国的礼法分析

四如何看待娱乐至上的新文化？
第十三章春秋笔法：历史的力量

一三桓当国与旧有制度的溃败

二大夫擅权与乱世的纵深走向

三新时代与旧道德的无形碰撞

四如何才能真正拯救中国男足？
第十四章圣人之道：孔子的理想

一对孔子政治思想行为的述评

二对孔子文化思想行为的述评

三“西狩获麟”的历史性隐喻

四如何实现文化软实力的重建？
第十五章鉴古知今：历史的智慧

一为什么孔子“志在《春秋》”？

二为什么《春秋》被视作律法？

三为什么今人要重读《春秋》？

四如何通过重新阐释复兴经典？
结语历史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
附录《春秋公羊传》心解

一隐公（前722—前712）

二桓公（前711—前694）

三庄公（前693—前662）

四闵公（前661—前660）

五僖公（前659—前627）

六文公（前626—前609）

七宣公（前608—前591）

八成公（前590—前573）

九襄公（前572—前542）

十昭公（前541—前510）

十一定公（前509—前495）

十二哀公（前494—前468）
边民心记（代后记）

精彩书摘

被误读的原始儒家理想

国学热是近些年来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但在讨论国学，尤其是儒学的过程中，有些问题必须好好澄清，只有这样，才能追源溯流，正本清源地理解儒家。事实上，今人对于儒家，尤其是原始儒家存在诸多误解，这就有必要首先了解儒家的历史阶段。如果从孔子（前551—前479）算起，儒家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儒家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甚至后出的代表性人物相对于前人而言，已有很大的出入。若是笼统地判定儒家好或不好，恐怕无法简单地给出非好即坏的答案。正因如此，只有对儒家发展史做出分段，仔细考察儒家思想的嬗变历程，尤其是转折之处的关键性问题，才能更好地把握儒家的发展脉络，从而真正贴近历史地理解儒家。也只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具体讨论儒家的哪位思想家、哪个观点有哪些可取和不可取之处。一般而言，儒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主阐述时期，指春秋战国，大约三百年。德国雅斯贝尔斯有个著名的概念叫“轴心时代”，认为在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北纬二十五至三十五度地区，东西方出现了一批哲人，他们实现了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也为各自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与此相对应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孔子。可以说，只有回到这个时期，才能更清晰地了解儒家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阐述的。其实，诸子百家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对天道的体察，对人道的理解，以及对自身历史使命义不容辞的担当。换句话说，正因他们处于“礼崩乐坏”的乱世，才有更紧迫的责任感寻找出路。如何才能使这个糟糕的时代重回正轨？人类到底该何去何从？诸子百家都在追问与反思，只是各家所提出的方案和道路不一样而已。当然，他们也有相通之处，那就是诸家都是基于自己的独立理解自主阐述，不仅给这个乱世诊病，还希望开出长期有效的药方。儒家也不例外，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言而喻。

第二个阶段是糅合阐述时期，指秦朝到宋朝，大约一千五百年。从秦朝开始，尤其是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的阐释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糅合他家思想成为主要方式。这是因为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意识形态是柄双刃剑：一方面，儒家固然获得了长足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把思想定于一尊，破坏了自由竞争的环境，也会使这种思想失去迸发创造力的原始动力。因此，儒家只得外寻，通过他家思想激发自身的原创力，例如汉代董仲舒吸收了阴阳家的思想，魏晋玄学即是用道家思想阐释儒家，隋唐在思想史上被称为佛化的时代，宋明理学更是充分吸收了道家、道教和佛教的思想。这个时期较长，著名的思想家也很多。

第三个阶段是依附阐述时期，指元明清，大约六百年。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脉络来说，这是巨大倒退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的专制越来越严苛，读书人被压抑得抬不起头来，儒家思想也完全沦为专制的工具。然而，今天只要打开电视，满眼都是清宫戏，尤其是对康雍乾这些帝王大唱赞歌，这是很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无一不是专制魔王，只要稍微看看这个时代的文字狱就知道，思想控制到了何等严酷的地步，多少人因文字狱而人头落地。在这种文化白色恐怖主义的时代，读书人不敢阐释思想，只能蜷缩起来做考据了。

第四个阶段是反思阐述时期，指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现今，大约一百年。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至关重要，因为任何思想文化若不能进行全面的自我反思，就很可能自我封闭、停滞不前。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反省，回过头看，那时的许多观点可能偏激，未必完全站得住脚，例如鲁迅先生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然而，这场运动本身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自我净化，有着极为深刻的意义，也为它的重新出发提供了新的可能。

从儒家的发展简史不难看出，不同时期儒家学人的阐述很不一样，依附阐述时期的思想观点自然无法与前代相提并论，有些甚至背离了前人的轨道。今人谈论儒家，很容易简单地用后人否定前人，例如有人说，儒家哪里可取，不是提倡裹小脚么？问题在于，孔子虽是儒家的鼻祖，但他得为后学的说法负责么？合理的判断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孔子应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至于后人的阐释，恐怕只能各负其责了。因此，只有回到原始儒家，亦即儒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才能理清来龙去脉，分清各自的责任。当然，原始儒家的理想相当庞杂，但以下四点受到的误会较深：

第一，等级，还是平等？

众所周知，儒家的理论起点是血缘伦理，即以自己为中心，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爱呈不断递减的趋势。推广到社会伦理，便是承认等级的客观存在。大概正因如此，许多人认为儒家与现代社会完全脱节，甚至格格不入，因为如今是追求平等的社会。我们不妨先回到孔子的源初阐述，看看他在这个问题上到底着眼于什么。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
孔子在这里提出的治国方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也成为儒家强调等级的基本证据。诚然，当今社会，父母并不因年龄和辈分而有优先决定权，成年人也未必要唯父母意志是从，而是大家均应服从于“理”。即使如此，等级依然客观存在，社会依然是金字塔结构，要是变成扁平型，恐怕是无政府主义或丛林法则了。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等级本身，而在于承认等级仍无法完全消除的前提之下，还有更合乎人性的追求吗？若是联系有关“正名”的说法，则能更好地体察上述八字背后的深层意蕴。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正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另一种表述，而这段话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当时卫国发生了父子争国的事情。卫灵公的儿子蒯聩与卫灵公夫人南子交恶，刺杀南子失败后出逃晋国，卫灵公去世后，蒯聩的儿子辄被立为国君，而蒯聩借重晋国与自己的儿子争位。这段话里的卫君正是卫出公辄，站在辄的角度，蒯聩是父亲，从道义的角度而言，作为儿子应当主动让位给父亲；站在蒯聩的角度，辄是遵从卫灵公的遗命继位的，等于秉承了父亲的意愿，从法理的角度而言，作为儿子，理应遵守本分，不应与辄争位。当然，这是理想状态，现实恰恰相反，父子争国起因于他俩只是伸张各自的合法性，而完全忽视了彼此的道义和法律义务。孔子通过这种复杂的关系意在说明，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均有不同的身份规定，只有各自尽到身份义务，社会关系和国家治理才有章可循。换句话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威权视野，也不是强调臣子对君主的服从、儿子对父亲的服从，而是等级之下的个体视野，亦即每个人都有应尽的本分。

孔子把父子争国视为恶行，因为他的着眼点在于义务而非权利，但这在后代逐渐跑偏了，尤其是“三纲五常”的提法，使得义务本位朝着服从本位转变。“三纲”一词最早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

《白虎通义·号篇》：“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又《纲纪篇》：“‘三纲’者何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礼纬·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春秋繁露》卷十《深察名号》“三纲五纪”注）
这里讲得很清楚，原先并没有“三纲五常”的说法，孔子只是讲社会分等级，个人有相应的身份义务，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突出了君权、父权和夫权的主导性，这不是义务本位，而是权利本位了。这样一来，尊君抑臣的观念得到了有效发挥。董仲舒的阐述有那个时代的特色，那就是专制帝国在秦始皇时代完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外在形态的构建，在汉武帝时代完成了思想文化等内在形态的构建。董仲舒对儒家的功劳很大，受到的非议也很大，因为他不是纯儒，而从“三纲”的阐释移位可知，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与先秦已有深刻的差别。

与儒家讲等级相反，墨家主张兼爱，即平等无差别的爱：

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墨子·兼爱上》）
墨子的基本推论是，每个人都把别人视同自己，把别的家庭视同自己的家庭，把别的国家视同自己的国家，天下不就太平无事了吗？其实，这是用圣人的标准要求常人，不符合人之常情，注定只能是乌托邦。相反，儒家讲血缘伦理，是基于自然而然的情感，是用常人的标准要求常人。而且，不顾现实地抹平一切差异性，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孟子批评墨子：“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杨朱主张利我，墨子主张兼爱，孟子把他们归为无君无父，等同禽兽。意思是说，文明是需要某种秩序感的，杨朱放大个体的独立性，墨子抹杀个体的差异性，推而广之，会使国家的层级管理丧失合法性，这是开倒车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除了兼爱以外，墨子还有一个核心观点：尚同。即使在抽象层面，每个人爱的心灵与爱的能力也是不同的，那么应当以谁作为标杆呢？墨子的答案是君主。

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
不难看出，所谓尚同，实则是下层同于上层，所有人同于天子，亦即以君主的意志为终极归宿。这似乎是个悖论，初看起来墨子追求平等，为普罗大众说话，但他的理论落脚点竟然是君主，而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这恰恰是最大的不平等。现实地来看，兼爱往往流于乌托邦，而尚同不仅容易实现，而且很有诱惑力，历代统治者无不尽力做到这一点。相对而言，原始儒家努力限制君权，墨家终究与法家沦为同流。

何谓深度平等？时至今日，无论从政治理论还是从政治实践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不顾一切地抹煞所有差异性，恰恰是最大的不平等。换句话说，绝对平等是乌托邦，等级依然客观存在，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相对平等。在现代社会，这表现为权利和义务双重平等。也就是说，拥有这份权利的同时，必须接受相应的约束。其实，在儒家的理想世界里，也有乌托邦的成分，那就是希望天子修身立德，影响身边的大臣，然后在首都建立首善之区，用以引导全国人民。这固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不能忽略的是，儒家承认等级，而且等级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也就是说，君主要有君主的样子，而君主的样子不同于大臣，因为对君主的道德要求更高。正因如此，儒家的基本态度是，对政府和公众人物要求越严越好，对普通百姓反倒可以宽以待之，这是儒家胜过墨家和法家的地方。

当然，儒家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它的着眼点主要是身份义务，而现代社会更注重权利平等。或者可以说，在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平等方面，儒家是缺位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局限性，正是重新阐释儒家思想时尤应在意的。

第二，复古，还是自由？

在一般人印象中，儒家似乎是保守乃至迂腐的形象，而且可以找到很多相应的证据，例如孔子表示自己“述而不作”，即只是整理前代典籍，并没有什么创造。其实这是谦辞，并非事实。又如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这里孔子把“仁”的实现途径分为内外两个方面，即自内克制欲望，自外恢复周礼。就后者而言，《论语·八佾》讲得很清楚：“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想要复兴的显然是西周礼治。

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的主张？这固然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时代非常糟糕，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法先王”而回到西周么？这是明目张胆地复古，难道不能向前看而有新的建构么？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复古是十分常见的口号，但许多人只是利用这个旗帜获得合法性，然后旧瓶装新酒。因为只要稍有理性就知道，除了穿越剧以外，复古真能实现吗？因此，我们必须深究，西周对孔子到底有什么吸引力。

简单而言是自由。孔子处身春秋时期，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最显著的趋势是一步步走向集权，春秋是开端，秦朝是高潮。圣人见微知著，孔子不仅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潮流的变化，而且深刻洞察了它的最大弊端。正因如此，孔子只是以西周作为引子，意在引导大家严肃正视自由日渐远去的残酷现实。相对而言，西周实行分封制和井田制，人们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由。例如诸侯对周天子有纳贡和派军队出征等义务，但在自己的领地里有相当大的裁量权。甚至可以说，西周“天下共主”式的中央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各地均有大小不一的自治权。这种制度的优势是留下了不少自由空间，劣势则是随着几代周天子的胡作非为，中央政府不断被弱化，并被一些大的诸侯反超，造成了权力下移的局面。不过，诸侯的兴起不同于“汤武革命”，不是直线式地以地方取代中央，而是波纹圈式地向外扩展，这注定没有一劳永逸，也就使得它们更加迫切地希望增加土地和人口。在这种背景下，税亩制取代了井田制，意在鼓励大家更多地占有土地，同时大大提升了政府掌控资源和人口的能力，因为弱势政府显然无法争霸，而强势政府必定要让人民让渡出更多的自由。

其实，孔子的老师老子对此早有体察，其以复古之名而弘扬自由的主张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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