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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文化批判与审美乌托邦：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研究》在国内外学者关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新的解读视角即总体性文本学解读法，把“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置于阿多诺的整体思想发展脉络中进行考察，从“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形成、“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前奏、“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文化工业”的救赎及“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等几个方面详细的解读，试图探索如何借用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资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者简介

　　寇瑶，1977年出生，陕西咸阳人。2015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安工业大学思政部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哲学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与编写教材两部，主持和参与省级部级及厅局级项目十余项。

目录

绪论
一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形成的问题意识：启蒙理性的
异化
二 法兰克福学派及阿多诺其人
三 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现状
（二）研究意义
四 研究思路及方法

第一章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形成
一 理论渊源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
（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化批判理论
（三）韦伯的支配理论
（四）本雅明和霍克海默的理论影响
二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历史语境
（一）纳粹德国社会的一体化和极权化
（二）美国大众文化的同质化
（三）消费社会与媒体文化的兴起

第二章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前奏：新音乐哲学
一 从复调音乐向主调音乐的转型
二 不协和音的解放
三 对音乐商品化的批判

第三章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 “文化工业”的深层逻辑：理性同一性的思维方式
（一）源于神话的启蒙
（二）启蒙对神话的否弃
（三）启蒙理性的倒退
（四）启蒙理性批判的矛盾与困境
二 “文化工业”的理论内涵
（一）文化与“大众文化”
（二）“文化工业”的内涵
三 “文化工业”的反文化性：标准化、商品化
（一）“文化工业”产品的标准化及伪个性
（二）“文化工业”的商品性及拜物性
四 “文化工业”的非大众性：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
（一）意识形态概念辨析
（二）“文化工业”：虚假性和欺骗性的意识形态统治工具
（三）“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控制及个体的消除
五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局限性
（一）否定技术在文化创作中的作用
（二）否定大众在文化工业生产中的创造性
（三）对文化精英主义的过度辩护
（四）过度夸大“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功能的负面作用

第四章 “文化工业”的救赎：审美的乌托邦
一 “非同一性”思维方式的建构
（一）对体系哲学的批判
（二）体系哲学的政治与经济基础
（三）“非同一性”哲学的建构
（四）“非同一性”的存在方式
二 “非同一性”逻辑的表现形式：现代艺术
（一）自然美与艺术美
（二）现代艺术的真理性内容
（三）现代艺术的存在样态
三 现代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
（一）艺术的双重属性：自律性与他律性
（二）艺术的社会影响
（三）现代艺术在当代的可能性
四 对阿多诺审美救赎的批判
五 异化扬弃的可能路径：革命的生产力

第五章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产业
一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二 中国文化产业的弊端
（一）商品化
（二）低俗化、媚俗化
三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之启示
结论与展望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文化批判与审美乌托邦：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研究》：
　　（三）韦伯的支配理论
　　韦伯对阿多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其合理化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异化观。合理化即合乎理性。韦伯认为理性精神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精神，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原因时，并没有局限于一般的解释，而是从宗教的角度进行阐释。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及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理性精神，韦伯认为这一理性精神是在天职观念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理性组织所形成的。换言之，这种理性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16、17世纪清教教派和教会的“新教伦理”中产生的。
　　新教表现出一种指向经济理性主义的特定倾向。韦伯认为经济理性主义在16-17世纪的西方占主导地位，经济理性主义的确立不仅以理性技术和理性法律的发展为前提，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们支持某些践行的、理性的生活方式的能力和性向。而这一能力和性向来自新教伦理，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彻底终结了天主教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支配，终结了天主教缺乏理性、缺乏系统性、不讲究方式方法组织自己生活的思想框架，代之以一种严密的有条理、有系统地组织自己生活的思想框架。“16世纪的宗教改革不仅涉及祛除天主教会对信众的全部日常生活的支配，而且还用另一种支配形式取代了这一种支配形式。这意味着，一种令人高度愉悦的支配已经变得仅仅流于形式，几乎不能以一种实践的方式为人们所感知，这种支配被代之以一种对于信众生活的全面组织的无限繁重而严格的管理。”①新教的思想框架力图将工人从最轻松舒适、出力最小的情况下，仍能继续维持已经习惯的工资的休闲社会精神气质中解放出来，它使劳动者产生这样的动机：劳动是一种绝对自在的目的，是一种“天职”。把工作看成是生活的中心，把劳动看成是目的本身，这样的思想框架不是天然自生的，不能凭借高薪或低薪产生，而是长年累月的教育与社会化的结果。韦伯考察了新教的预定论教义同资本主义理性精神之间的重要关系。预定论的教义以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为代表，其核心内容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上帝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是绝对自由的，无须遵从任何法律。上帝不是为了人而存在，相反，人却是为了服务上帝的意志而存在，人类所做的一切只有在荣耀上帝的尊严时才有意义，人世间的所有造物被一条鸿沟与上帝永远地隔离开来，人们从上帝那感受到的只是永恒的死亡。第二，上帝“预定”了只有一部分人能够得救，其余的则会堕入地狱。每个人的命运都被决定了，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在上帝的控制之中，上帝的旨意是明确的，不可更改。因为救赎已经被确定，所以信徒做善事或向神父忏悔都于事无补。通过教会和圣事而获得救赎的方式被废止了。预定论教义从世界中祛除了巫魅，将所有以巫魅的手段对救赎的追求都作为迷信和亵渎加以排除。这就使清教徒对于文化中感性和情感方面的东西予以否定，进而为理性主义精神奠定了基础。
　　韦伯认为预定论教义的非人性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后果，这一宗教信仰使教徒陷入深深的孤独和焦虑之中。在宗教改革的时代，“我是否得救”即我是不是选民成为人们生活中首要关注的问题。尽管神意是双重的（只有少数人成为选民，而大多数则会堕入地狱），但清教徒为了减轻内心的焦虑，被迫寻找他们成为少数选民的身份记号。他们期望自己的行为与上帝的律法和戒律保持一致，克服自然状态，过一种“‘神圣化”的生活，按照上帝的旨意去严格组织自己的生活。他们可以通过这种讲究方式方法的行为确证自己被拣选的身份，这一行为方式导致了清教思想框架的产生，即克制地、有条理一有组织地生活，自然状态完全被驯服。韦伯强调天主教徒所遵循的生活模式：罪恶、悔改、忏悔、缓解，然后是进一步的罪恶，这种救赎的机制在清教徒中不存在。在新教中，“一般信徒的伦理实践丧失了它那无计划的、不系统的特征，而被模塑成一种逻辑一致的、有条理的对他的整个生活的组织”。“这位‘圣徒’的生活取向完全是为了一个目标：救赎。然而，恰恰是出于这一原因，他在现世的实践生活进程被彻底理性化了。”①新教伦理将秩序带人信徒的生活，生活的理性化就形成了。为了使这一理性生活的基础更加坚实，信徒们将他们有系统一有理性的生活转向了工作及对财富的追求，讲究方法的工作被看成是一种天职，在履行天职中，持续和系统地工作被看成是救赎的记号。
　　……

前言/序言

　　寇瑶博士的新著《文化批判与审美乌托邦——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研究》即将面世。基于两个理由，应当予以重视和推介。第一，这本学术著作，所研究和回答的是我们应如何借鉴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资源，调整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致思趋向，对合理建构中国现代性文化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作为青年学者，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学术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还是值得肯定和褒奖的，其著作值得对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及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研究有兴趣的人细读和品味。第二，学术界对于阿多诺的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热潮，对于阿多诺的研究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显学。尤其是随着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性产业后，文化产业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人的异化在当代并没有消除，反而更深了。因此阿多诺的理论就为当代文化合理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国内外许多学者基于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审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正是这种多元观点的交流、碰撞、相互吸纳与借鉴，使关于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相信本书也能为这种深入做出学术上的贡献。
　　20世纪人类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领域通过内在文化维度的变化逐渐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而且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20世纪西方发达社会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科技、资本与文化联姻，催生了以高科技为背景的大众传媒的出现，并导致消费社会的形成。在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生产方式及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具有独一无二性的文化艺术因采用工业化的流水线得以大批量的生产和复制，使得文化艺术走出传统的只为少数人独享的金字塔，而成为普通大众也可以享受的文化资源。另一方面，经济领域的交换原则成为统治社会一切领域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遵循交换规律，所有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被还原为在量上相同的交换价值，据此进行比较，进而进行交换，在市场经济中所有不可比较的特殊商品都通过相同的货币或资本具有了同一性。而这种市场中遵循的交换规律被套用在社会所有的领域，一切领域都遵循交换价值的规律，所有在质上不同的事物都被还原为量的同一性，市场交换原则吞噬了一切。在交换价值规律的支配下，文化、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的传统方面的界限或外在性变得模糊或开始消失，生活世界被殖民化，整个社会呈现出一体化的特征。主体的异化比起马克思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社会陷入社会组织的不断合理化与社会异化的深刻矛盾中。社会的一体化演化为钢铁般坚硬的外壳，成为一种社会控制力量，个体的丰富个性和自由也被这种力量所吞噬。
　　对于人类社会的这种变化，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及文化研究等方面的许多学者都有深刻的体验，并且对这一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20世纪的文化危机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因为它涉及人类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合法性问题．文化危机不同于具体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物质匮乏等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人们可以通过某种手段加以解决，是可以消除的历史现象。但是当人们发现为我们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文化模式出现了问题，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陷入了合法性危机，那种发自人内心的生存焦虑和危机感确乎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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