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东西方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相对稳定地独立发展。直至明清以降，尤其是晚清时期，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东西方在史地知识、科技、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发生交流碰撞，给中国造成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极大程度地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本书中，作者详细爬梳中西文报刊、书信日记手稿、教会学校教科书等大量已刊未刊的史料，对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面向进行探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呈现出作者多年在晚清中西交流史领域的积累与功力，对学术界加深了解近代早期中西交流史有较大助益，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著作。

内容简介

本书稿收录吴义雄教授研究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十四篇论文。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分为四组。首先四篇文章以晚清来华西人与西学输入为主题，作者主要探讨西学输入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即传教士前期比较注重介绍西方科学观念和方法，到20世纪初更重视传播西方社会科学。第二组三篇文章以西人对中国的认识及其背景为主题，作者主要探讨西人对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观察，及其对台湾问题的知识建构过程。第三组四篇文章以较早与西人、西学接触的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作者考察林则徐、徐继畬、梁发、洪秀全、容闳等人与西人交往的诸多细节，挖掘出一些此前尚未被充分注意的史料。第四组三篇文章以传播媒介和语言工具为主题，作者考察马六甲、澳门等地的新式报刊，对其创办背景、内容、特点等方面情况详加评介，一窥彼时的社会状况，还以“广州英语”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流变过程，分析其在近代中西交往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

作者简介

吴义雄，安徽桐城人，现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外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思想文化史。主要学术成果为：《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在华英文报刊与近代早期的中西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等。

目录

导言

一　来华西人与西学输入
双重使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知识结构的演化
鲍留云与西方经济学的初传
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早期传播与本土化
谢卫楼与西方社会科学之传入

二　西人视野里的中国
西人视野里的清朝政治——以《中国丛报》为中心的考察
传教士对晚清改革与革命的反应——基于三种教会出版物的考察
“福摩萨情结”与台湾形象建构——《中国丛报》台湾论述解析

三　中西文化交流中之人物与思想
西人书刊中保存的林则徐佚文
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畬及其著作
梁发与洪秀全的思想关系
新出文献中所见之容闳

四　传播媒介与语言工具
《印中搜闻》与19世纪前期的中西交流
《镜海丛报》反映的晚清澳门历史片段
“广州英语”与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西交往

精彩书摘

传教士眼里的辛亥革命与民国政权
……革命发生了，而清朝则迅速崩溃。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段时间，他们对这场革命并未表现出欢迎的态度。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对中国历史出现的重大转折视若不见。《教务杂志》和《中国传教年鉴》等基督教出版物，对这场革命的过程及其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和评论。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群体对革命和共和的基本态度。
实际上，要宣扬西方文明，不可避免要谈到西方近代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万国公报》发表的关于西方近代史、尤其是西方宪政史的文章，必然要涉及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这样世界史上的大事件。即使是清朝声称要效仿的君主立宪制度，其在英国的建立也与残酷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对此《万国公报》等出版物刊载的文章也是无法回避的。更重要的是，要向中国读者说明西方近代文明的精神，也必然要触及后来导致革命发生的思想基础，即自由、平等的观念。《万国公报》在1905年第199期（乙巳七月）就刊登了中西女塾毕业生陆秀贞之《论自由平等同胞为生人之原理》一文。这篇文章的内容，是对“天赋之自由，天定之平等，天授之同胞，与人类同时而生也。人类存在至何时，则自由、平等、同胞亦将存在至何时，不可须臾离”这种理念的浅白表述。她还指出，“西人常曰：天与人以自由。美哉此语！故凡夺人之自由者，即得罪于天者”。说明了西方近代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经由传教士带来中国，在中国青年中发挥了深刻影响。作为辛亥革命之思想基础的近代西方政治观念，传播者不仅有孙中山、陈天华、朱执信这样的革命领袖，也包括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同一期之《译谭随笔》栏目，还有《俄国革命之源》一文。传教士们并不鼓动革命，但他们宣扬的近代西方文明的精神却包含了革命的逻辑。
《万国公报》没有来得及见证革命的发生便停刊了，而长期出版的《教务杂志》则对革命作了即时报道，虽然是并非正面的报道。该刊1911年11月号社评栏的第一则评论，题目便是《不期而至的革命》（Unexpected Revolution），其中说道：“中国革命的进程印证了我们很熟悉的说法，即始料未及的事情总是会发生的。1900年发生了始料未及之事；今年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带着令人震惊的突发性。中国的整个政治格局被改变了。”编者显然对这不期而至的革命抱有不太正面的感觉，因此把它与庚子事变相提并论。他接着写道：“10月10日礼拜二的晚上，武昌西式训练的军队造反，烧毁总督衙门，屠杀了满洲军队及其家属和仆役。”寥寥数笔，却呈现了一种暴力和恐怖的画面。不过，编者也实事求是地报道：“刻下从宜昌到芜湖西边的扬子谷地已经落入国民军之手，民众极为兴奋而热情地支持新政权，以致除北京外，任何一个巡防营的士兵都可以占领帝国内的一座城市。”
《中国传教年鉴》对辛亥革命的报道和评论则十分详细。《中国传教年鉴》从1910年开始出版，每一期的开篇“总论”（General Survey）都会对中国的政治形势进行叙述和评论，1910和1911年的“总论”对清廷的改革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从其中的评论来看，传教士对于清廷最后十年的改革，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而1912年的年鉴。除总论部分外，尚有三章的篇幅报道和评论辛亥革命及其历史影响。这些报道和评论占用一百多页的篇幅。
……
应该提到的是，同一期由Rev. W. Shelton Ridge所写的《政权易手与民族运动》一文，长达四十余页，对1911年的全国形势、清廷动向和武昌起义与全国光复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记述，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记录1911年中国史事的综合性文字。
但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对革命表现出来的不信任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弱。《教务杂志》编者在1911年11月发表的第二篇评论标题是“革命的轻易成功”，表达的情绪主要是对革命迅速成功的惊讶。该刊此后还对革命的情况以各种方式进行了报道。几个月之后，编者表达出来的便是对革命和共和国建立的认同态度了。当清帝逊位后，《教务杂志》编者在评论中说，“这种变化并非全然因为对于种族上的排斥，虽然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这是与西方观念和现代政府原理长期接触的结果。如此重大的改变却能以很小的生命代价便告实现，这是非凡的事实”。显然，传教士已经从当初的震惊和怀疑中逐渐醒觉过来，而赋予革命及其后的政治变动以积极的意义。当然，就传教士群体而言，他们对于革命和新政权认可的程度，也是与他们个人经历和所处环境相关的，并非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态度转变过程。
1912年的《中国传教年鉴》还发表了一组文章，由4位分别来自华南、华北、华中等地的传教士作者所写的文章构成，总标题是《展望与机会》。这几篇文章主要讨论基督教如何利用共和国的建立谋求新的发展，但其中都不可避免地对辛亥革命有所评论。
……
《中国传教年鉴》对辛亥革命的兴趣持续到次年。1913年的年鉴的开篇文章，是明恩溥（Arthur H. Smith）的长篇评论。生活在北方的明恩溥，对革命缺乏像南方的潘慎文那样的同情，故他在文章中坦言，“世界为中国人能够进行并完成一次理性的、比我们见到的任何在东方发生的类似事件中流血少得多的革命而震惊”。这也许道出了不少传教士的心里话。他还提醒读者注意，这场革命是由孙中山领导下的少数志士通过精心策划而实现的，其指导思想是建立一个“人民的”国家。文章简要回顾了革命发生、民国肇建、清帝逊位、民元建政等一系列事件，对袁世凯和孙中山这两位关键性人物进行了评论。值得注意的是他得出的几点结论：（1）中国的三亿多人民将成为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的力量；（2）革命后的事件显示出，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逐渐团结起来；（3）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会受到世界的影响；（4）中国人对法律和权威的服从，将使中华民国可以建成一种“被动的民主”；（5）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单一种族会永久地统治中国；（6）任何外来势力试图“管制中国”都将不会成功，而中国人则将是获利的一方。在一定意义上，这几点结论可以看作是对辛亥革命以及导致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特征的某种意义上的肯定。
……
以上只是比较简单地考察了辛亥革命后较为短暂的时间内，基督教传教士对于这场革命的反应。这些传教士所发表的相关言论，未必就能代表所有传教士的看法。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窥见传教士群体在中国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这场革命采取的立场及其变化。传教士对清廷改革和共和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其与基督教的关系为考量的重点。他们的态度及其变化，直接关系到他们对于中国基督教之未来的思考。

《中大史学文丛》编辑说明
中山大学历史学科肇始于学校创立之日，近百年来，始终在中国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即在中山大学筹设。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历史系由此兼祧两校史学之学脉。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岑仲勉、梁方仲、朱希祖、刘节、朱谦之、陈序经、罗香林、容肇祖、端木正、戴裔煊、梁钊韬、朱杰勤、金应熙、陈锡祺、蒋湘泽、何肇发等多位大师、名家，先后在历史系任教，为历史系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和优秀的传统。他们的学术事业，构成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精彩篇章，他们创设并发展的诸多学术领域，至今仍为历史系具有特色和优势的学术园地。其教泽绵长，历史系历代学人均受沾溉，濡染浸润，以研求学问为职志，以守护学风为己任。
近数十年来，历史系同仁奋发有为，在继承前辈学术传统基础上，依托新时期不断改善的治学条件，把握当代史学发展趋势，在学术道路上艰辛求索，在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与敦煌学、宋史、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外关系史、历史人类学、东南亚史、国际关系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等学术领域，勤奋治学，作育英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历史系学者的研究既体现了深耕细作、发幽阐微的朴实学风，也突出了跨学科交叉的特色，以及对学术理念和方法执着追求的精神。近年，历史系之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均曾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学科亦被评为广东省重点学科，显示了历史系学术实力整体上的提升。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历史系教师出版、发表了众多学术成果。编辑出版这套《中大史学文丛》的目的，是将各位学者所发表的专题研究论文，按照各自的主题编辑成册，以集中展现他们多年治学的成就，供学界同行参考、指正。此次出版的是这套《文丛》的第一批，仅为历史系部分在职教师的研究成果。收入其中的论文均发表于改革开放时期，是在中国史学迅速发展并与国际史学界频繁交流的背景下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将这些成果结集出版，既可使各位学者得以借此机会对自己多年来的研究进行总结，也可以使我们回顾这一时期历史系学术发展的历程，以更好地筹划未来之大计。由于各位教师治学领域各异，故《文丛》并无统一的主题，但这样也许更能体现历史系作为一个学术集体的风貌。我们希望今后能继续编辑，以将其他同仁的学术作品渐次结集出版，持续地推进历史系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
《中大史学文丛》自2015年开始筹划。这一计划提出后，得到各位作者的积极回应。中华书局对我们这一计划给予大力协助和支持，近代史编辑室主任欧阳红女士进行了悉心策划和组织编辑的工作，各位责任编辑亦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中大史学文丛》编委会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