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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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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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8033589
版次:1
商品编码:12319713
包装:精装
丛书名: 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63
字数:46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未来的呼唤,它涉及中华民族高端人才的整体素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同时,也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有助于把大学生的校园学习生活引导到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极大缩短校园与社会的心理和文化距离,使大学生个体能够更早更好地服务于和融入群体和社会文化体系,增长才干,提升境界,获得更加全面和健康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才能够更好发挥其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为中华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内容简介

本卷收录了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华中科技大学人文讲座的40篇讲演稿,以人文为主体,覆盖众多学科,主题按其内容分为“大学与人生”、“哲学与科学”、“中国与世界”、“经济与社会”、“文学与艺术”等5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精彩的讲演稿。演讲者中有国内外知名学者杨叔子、李培根、严陆光、刘献君、汤一介、李醒民、钟南山、吴玉章、余秋雨、欧阳康、陈来、邱仁宗、张世英、郑杭生等。

作者简介

杨叔子 男,1933年9月生于江西省湖口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代表,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特邀理事,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
先后受聘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30余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和顾问。荣获国家ji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等称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欧阳康 男,1953年生,四川资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知名学者。华中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华中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哲学家协会常务理事,亚太地区学生事务协会主席。
多次获国家、教育部和省级优秀成果奖,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6年荣获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9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

精彩书评

本卷主题覆盖广,内涵丰富,讲座嘉宾都是各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体现了比较高的学术引导价值;研究探讨了当时有关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分享了演讲者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厘清读者的认识,思想性较强;此外讲座内容深入浅出,学术型和阅读性均比较强,对于拓展大学生知识视野、提高文化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目录

目录


大学与人生

刘献君读自己这本书/2

严陆光我的父亲严济慈/12

李培根谈天、说地、做人/23

陈平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37

张汝伦大学之道和现代大学教育的缺失/51

杨福家大学的使命与大学文化内涵/59

廖申白良知与明智/75

许抗生老子与道家智慧/85



哲学与科学

汤一介关于复兴儒学的思考/98

王路哲学与文化/111

张世英美学的新方向/124

黄俊杰21世纪科技时代的人文课题与人文教育的展望/136


李醒民爱因斯坦:伟大的人文的科学主义者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者/146

霍桂桓论哲学、人文科学的读书方法/158

杨叔子科技发展的世纪回眸、当前趋势与若干人文问题的思考/167

钟南山科学研究应当崇尚的五点精神——兼谈对青年科技工作者的
期望/181

邱仁宗研究伦理:科学诚信与不端行为/194



中国与世界

郭齐勇全球化与中国文化/206

成中英现代性与中国文化命运/220

陈来儒家与全球化中的人权对话/233

刘梦溪中国文化的特质及文化传统的重建/248

明安香关于国家形象大传播的思考/256

高恒通往大国之路的国际关系/271



经济与社会

高小康城市文化的美学思考/280

王春芙新闻评论与公共舆论/290

何舟多重话语空间的表述及传播效应/297

孙立平协调利益关系与优化社会结构/305

吴玉章结社现象的法学分析——一种权力的实践/317

郑杭生现代性进程中的现代与传统/326

周大鸣从底层视角看社会的和谐/341

郑功成民生问题与和谐社会/349



文学与艺术

谢泳谈谈钱钟书和他的小说——纪念钱钟书逝世10周年/358

陈思和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创作的趋势/366

刘扬忠诗仙醉太白/378

方方我与文学/390

刘洪一犹太人与世界——一个文化命题及启发/395

张颐武新世纪中国电影的文化想象/407

朱青生现代艺术与现代化/425

刘大椿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433

余秋雨谈文化/445

后记/462

精彩书摘

人的优秀素养,到底是“教”出来的,还是“养”出来的?这里说的“教”是指来自外部的灌输,这里说的“养”就是自我的体验。过去我们比较强调来自外部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引导,现在越来越感到体验的重要性。笔者作为哲学教师,特别重视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因为,真正的优秀很难说是教出来的,而往往是自己悟和养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用同样一套教育体系、同样一套课程、同样的教学方法,去教不同的学生,达到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大学四年结束之时,当年以相似的高分招收进校的大学生,在同样的学校环境中却迅速地发生分化,大多数人保持在一般状态,而优秀的和落后的则向两个极端迅速分化。同样一个体系对于不同人的作用是非常不一样的。而这里大的差距就在于学生对于学校的教育和环境的作用有非常不同的自我领悟与自我内化。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从学校的角度看,就是提供一种氛围和条件,而其作用,则要看不同学生对其的认同与追寻。

前言/序言

文化素质教育要解决好“以什么样的文化来育人”的问题
杨叔子

时隔多年,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成果,影响巨大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又接着出版了,而且一次就推出了四卷,值得热烈祝贺!
文化素质教育涉及高等教育的两个根本,即“育人”和“文化”。对高等教育而言,一方面,牢记“育人”这个根本,就是不忘教育的初心;另一方面,牢记“文化”这个根本,就是不忘教育的内涵。本质上讲,教育就是“文化育人”,就是“以文化人”。而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解决好“以什么样的文化来育人”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如何服务于新时代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内涵的文化素质教育,是我们要承担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
这里有必要重温党的十九大报告有关文化和教育的重要论述。
关于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教育,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可以说,文化很重要,教育很重要,素质教育很重要,而文化素质教育则将文化、教育、素质教育连接成整体。因此,文化素质教育同样也很重要。过去二十多年的文化素质教育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今天,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首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新认识新时代文化的内涵。新时代的文化,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新时代文化的核心和根本;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次,要发展文化素质教育,创造出既符合新时代文化建设要求又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文化在发展,教育在发展,因此,“以什么样的文化来育人”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素质教育将会“经久不衰”。华中科技大学提出“让文化素质教育的旗帜更加鲜艳”,我十分赞成这个口号,也希望华中科技大学在这方面有新的建树、新的成就。我衷心地祝愿,文化素质教育将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新时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及其实践导向本文原载《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现征得作者同意做了部分修改,是为序。

欧阳康

自1995年算起,我国高校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已经开展了20多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方略,既指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对文化素质教育做出了宏观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为更好地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由此,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应强化其实践导向。一方面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践,转化为他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命体验,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另一方面积极引导大学生主动投入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和文化建设,在服务社会和报效祖国的过程中展示人生价值,在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提升思想境界。我们应当从这样的高度明确新时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定位和目标体系,探讨更加科学的价值取向和实施途径,促进当代大学生更加全面健康地发展。
一、明确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通过大学扩招和合校,不仅让更多的适龄青年能够走进大学,也让大学在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方面获得全面发展的强劲动力与必要空间,让大学有可能回归大学本性,塑造大学精神,取得了革命性的跨越式发展。但是来自多方面的对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不太满意,少表明我们教育者包括教育管理者的初衷与社会各界对我们的要求与期盼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在当前大学对于教育的担忧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便是大学生文化素养甚至基本素养的缺失。这当然并不只是大学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教育体系宏观定位和内部协调分工的问题。有人甚至这样描述过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从整个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教育错位问题:幼儿园急着教小学的课,小学急着教初中的课,初中急着教高中的课,高中急着教大学的课,而到了大学却发现还有一些基本的教育缺失,于是不得不去补在幼儿园就应当教的东西,要教大学生们做人行事、接人待物,教他们以基本的礼貌用语和行为规范,要对大学生进行基础性的人性、人格、人品培养。这就是人的基本素养与基本品格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要求努力提高校园文化建设水平,引导高校凝练和培育大学精神;鼓励师生员工特别是青年学生参与基层文化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从本文讨论的话题来看,就是要对文化素质教育做一个恰当的功能定位。这里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定位。文化素质教育应纳入全面素质教育的视野来加以考察。全面素质教育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文化素质教育只是全面素质教育体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1994 年起,时任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杨叔子院士和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文化素质教育。当时有很明确的针对性,就是由于高考文理分科所带来的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局限和培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由此以来,我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经历了从“三注”(注重素质教育,注视创新能力培养,注意个性发展)和“三个提高”(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大学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大学的文化品位与格调)到“三个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与提高教师素养相结合,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与科学教育相结合)的过程。当前,文化素质教育面对诸多挑战,需要我们的积极谋划与创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内容,既指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也对文化素质教育做出了宏观的战略定位。我们应当在这样的双重意义和二维高度上来思考文化素质教育。
第二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在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定位。课程是教育教学的基本形式。文化素质教育只有纳入规范化的课程教育体系才有可靠的载体,才能得到具体的实现。多年来,我国高校普遍开设了文化素质教育课,有的学校还推出了一批精品课程,对拓展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知识体系、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现在看来,要把文化素质课真正开好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一是拓展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学科内容开设为素质教育的课程;二是扩展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内涵,使之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三是提升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质量,使之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魅力;四是增加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数量,使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有机会选修该类课程,受到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五是把文化素质的精神与价值灌注到各种专业课程之中,使之都能提升文化品格,发挥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等等。
第三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在大学生成人成才中的地位。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过程,在人的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实践性文化素质教育在大学生全面素质培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根本的功能在于帮助大学生更早更好地走进社会和参与社会实践,促进大学生在实践中增强其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提升其文化品格,促进其全面发展。
二、构建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
我国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自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素质教育何去何从则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体系。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党中央提出两个核心问题——办什么样的大学和怎样办好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育好人。按照这样的思路,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搞什么样的文化素质教育,怎样更好地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或者我们也可以把问题转化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目标何在,如何实现它的核心目标,这就是在多元价值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履行“立德树人”的神圣使命。由此,构建文化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应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尽快从涉及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些概念争论中超脱出来。近年来,围绕文化素质教育的概念界定和内涵存在着一些争论,需要我们加以正视。从教育部的官方文件来看,使用的是文化素质教育概念,并将其看作素质教育的内在组成部分。我国绝大部分高校也都是使用的这个概念,在文化素质教育的旗帜下开展相应的活动。近年来也有学校把类似的活动叫作“通识教育”,与国外所说的“General Education”相比照;有的则叫作“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来源于国外一些高校的“Lib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Arts Education”;国外还有高校将其称为全人教育,即英文的“Whole�睵erson Education”。有的高校既讲文化素质教育,又讲通识教育,也用博雅教育,想把多方面的内容都容纳进去。也有的学者不赞成诸多提法并存,认为它们是与文化素质教育有区别甚至对立的,主张用文化素质教育来加以统一或统摄。笔者认为,这种争论,一方面反映了素质教育尤其文化素质教育可能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多样形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力图从不同的侧面来开展活动,强化其不同的侧面。从总体来看,这些概念方面的讨论如果能够形成共识,对于澄清问题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一时无法达成共识也不要紧,因为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名目,而在于实质,在于我们的总体教育理念和实施方略。不管以什么名目来展开,只要有利于大学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大学生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有利于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就应当允许和鼓励。
第二,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和相关单位应当拓展自己的工作边界。就拓展文化素质教育的工作边界而言,过去我们关心得比较多的是人文知识的拓展,希望能够开设更多的选修课,后来发展到了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设计了多种形式的活动,现在又提升到了高端素养的培育和养成,这就需要更加丰富多样的载体和手段。就文化素质教育深化和发展的方向而言,则需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创新的思路、更加开拓的精神,着眼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们主张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这里的实践包含大学生本身的学习生活实践和中国社会的生产与发展实践。我们一方面应当努力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实践,转化为他们的生存活动和生命体验,增强大学生校园生命活动的实践特性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应当积极引导大学生主动投身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服务社会和报效人民的过程中展示人生价值、提升思想境界。这就给文化素质教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大的活动与发展空间。如果我国各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相关机构都能把工作边界再拓展一点,工作思路再细致一点,活动内容再丰富一点,那么我们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就会在整体上有更大的拓展,拓展的目标就是促进大学生的全面的高素质的培养。
第三,关注文化素质教育的三种内涵或者三个层面。文化素质教育包含着三个基本的层面:一是知识层面;二是能力层面;三是境界层面。我们过去对前两个层面更为关注,也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在知识层面,我们强调人文与科学并重,要求理工科学生加强人文知识和修养,人文社科的学生要加强科学精神教育,实际上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既有科学素养又有人文素养。现实情况是学理工科的学生不一定都有很好的科学素养,而学人文的也不一定必然有很好的人文素养,我们需要一种整体性的教育。在能力层面,我们强调感性与理性能力、动脑与动手能力、批判与建构能力、服务与创新能力等的统一。今天我们更看重的是第三个层面:境界层面。当代大学生缺失的是思想境界,而境界提升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生有四种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人的境界提升是一个从自然到功利到道德到天地的过程。马克思的墓志铭上写的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向哪个方向去改变?自然是向理想的方向,而理想则在人的心中,这个理想的生成需要在人的全部生命体验中去感悟。
从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提升境界,另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去面对消沉、面对堕落、面对沉沦。过去我们的文化素质教育往往关注人性和人心的高端方面,这是应当继承、保持和发扬的。而同样应当引起关注的,恰恰还有低端的东西。如果人生没有一个高的境界,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大学生活是没有目标的,甚至会出现消沉与堕落。所以,我们不仅要问一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还应该问一下“钢铁是怎样锈蚀的?”从人性的基础性假说来看,西方文化是原罪说和性恶论,中国文化是性善说。不管是性善性恶,在现实社会中,不管由善变恶,还是由恶变善,关键在于自我意识和自我规范,才有可能在行动中获得自由。
大学生们追求自由,但对自由也有很多的误解。例如,不少人把自由简单地理解为随心所欲。其实真正的自由不仅仅是随心所欲,首先是在认识和超越限定。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把自由分为两种:一种叫作积极自由,即自由地做想做的事情(Freedom to do what you want to do);另一种叫作消极自由,即超越限定的自由(Freedom from the limitation)。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限定中,只有把握和消除了限定,才有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积极自由。每一个大学生都生活在受到各种限定的环境中,从他们进大学那一天起,就要遵守校规,要去学习,要去上课,要做作业,要做实验,完成论文等。这些限定已经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了,他们如何去实现自由,达到真正的自由?如果对于自由理解得不正确,他们所追求的自由就可能变成没有前提的随心所欲,成为一种放纵,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
三、探讨文化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文化素质教育目标的达成需要有科学有效的路径支撑。多年来,我国高校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应当继续保持和发扬。但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面对全新的大学生群体,有更高的要求,要使其更加行之有效,还需要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情况做具体分析,尤其是从实践导向的高度回答一些有关教育途径的基础性问题。这里主要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人的优秀素养,到底是“教”出来的,还是“养”出来的?这里说的“教”是指来自外部的灌输,这里说的“养”就是自我的体验。过去我们比较强调来自外部的环境影响和教育引导,现在越来越感到体验的重要性。笔者作为哲学教师,特别重视人生的体验与感悟。因为,真正的优秀很难说是教出来的,而往往是自己悟和养出来的,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现实的情况是,我们用同样一套教育体系、同样一套课程、同样的教学方法,去教不同的学生,达到的效果却大不相同。大学四年结束之时,当年以相似的高分招收进校的大学生,在同样的学校环境中却迅速地发生分化,大多数人保持在一般状态,而优秀的和落后的则向两个极端迅速分化。同样一个体系对于不同人的作用是非常不一样的。而这里大的差距就在于学生对于学校的教育和环境的作用有非常不同的自我领悟与自我内化。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从学校的角度看,就是提供一种氛围和条件,而其作用,则要看不同学生对其的认同与追寻。
第二,学生如何才能由被教育者转化为自我教育者?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全员育人”,但笔者认为更应注重“全员自育”。只有当每一个大学生都能够自觉地进行自我教育的时候,我们的育人体系才可能发挥作用,否则再好的教育体系对同学们来说无非是一些外在性、强制性和框架性的东西,难以对他们的内在因素发挥实质性的积极作用。这正是实践性文化素质教育体系的关键因素。华中科技大学的172 名同学,以王艾甫先生无意中发现的没有发出的84 张阵亡通知书为线索,为太原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湖北籍烈士寻找亲属,开展“烈士寻亲”活动,在履行国家责任的过程中迅速成长,变得更加成熟。这项活动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表彰。后来我们继续开展红色寻访,为赤壁市羊楼洞野战医院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寻找亲友,寻访改革开放30 年,寻访新中国成立60 年,等等。这些活动把同学们引入到中国社会实践的历史与现实,促进了外部信息向同学们内在心理和社会要素的转换,引领了他们的思想进步,加速了他们的成长过程。这表明充分认识历史的现代意义,发挥历史事实的教育作用,促进历史意识的现代塑造,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更为直接和重要的意义。
第三,教师如何才能由演员变成导演或教练?课程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给大学生上文化素质教育课,教师好像是个演员,在课堂上演讲,学生是听众,二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主动与被动的巨大反差。即便教师表演得再好,得到了同学们的好评,但如何实现课程内容的内化,把课堂的教育教学变成大学生所特有的实践性活动,仍然是件值得探讨的事情。因此,文化素质教育的作用应当是让同学们成为演员或者运动员,教会他们自己去表演、去提高素养、去创造好的成绩,而教师的角色应当由演员向导演和教练转换。在文化素质教育的课堂或者活动中,教师不应当冲到第一线,而应当在第二线甚至第三线,让学生冲到第一线去实践、去学习、去探索,并从中获得进步。
第四,学校的各种教育资源如何在素质教育的统摄下更好整合?各个学校都有很多资源,分散在学校的各个方面,由各种职能部门管理,如何将它们汇聚起来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投入到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将各方面的力量汇聚成为一种合力,从不同方面推动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这是当前特别值得研究也需要努力去做的事情。很多学校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这里的一个重要办学理念在于,素质教育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战略性选择,文化素质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不仅是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事情,也是全校的事情,学校的各个职能部门都应当把文化素质教育作为自己的工作来抓紧抓好,使学校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四、确立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
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化素质教育本身的发展方向,只有确立了科学的价值取向,才能保证文化素质教育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强调新时代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就是要将文化素质教育融入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转化为他们的自觉实践,同时要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素质教育活动,把大学生引导到火热的中国社会发展与建设实践,让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实现价值,增长才干。为此,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应当也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坚持全员育人与全员自育相结合。谁是高校教育教学的主体?对此,高等教育界一直存在争论。有人主张教师是主体,也有人主张学生是主体,由此形成了教师主体论和学生主体论。在我们看来,教和学是一个过程的两个基本方面,教师作为教育者,是教育教学的主体,教师对整个教育教学过程起着引领、把关的主导作用,教师的主体性对教育教学的质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他们是客体,但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因为他们同时也是学习、研究、思考的主体,掌握着学习的进度和质量,决定着学习的效果和水平。一个优秀的教学过程是教师的主体性和学生的主体性都很好发挥并有机结合的过程。没有教师主体性的发挥,则不可能按照预期的目标来培养人;没有学生主体性的发挥,则再好的教师和教育体系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就是教和学的辩证法,也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辩证法。在文化素质教育中也要特别注意处理好这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让教师和学生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从学校管理的角度看,教师是主导的,优秀的教师应当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向着更加积极主动和健康的方向全面发展,以提升大学生的基本素养,实现对于大学生全面自由发展的有效引领,从而使大学期间的人生为未来人生积累更多的经验和财富,这就是我们说的全员育人指导下的全员自育。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对于教师的素质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强化素质教育,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全体教师文化素质的一种重塑,要求每一个人都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大学教师的教师资格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获得的,而是需要不断充实和提升,不断考核和监督。
第二,坚持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在社会高度分工的条件下,一般来说,大学生终要通过从事一定的专业工作或在一定的行业中服务于社会,所有的素质都要在专业性的工作中得到表现和应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素质不是脱离专业而存在的,文化素质教育是专业教育的补充。相应地,素质教育不可能脱离专业教育而孤立地存在,只能依托和贯穿于专业教育和专业学习之中。如果没有了专业,再好的素质也难以发挥作用。文化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专业教育之中,使专业知识与素养的训练变得更加扎实和丰富。这就要求专业教师具有更高的文化素养,使专业学习具有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使专业训练具有更高的文化品位。
第三,坚持“教练式的教”与“学生自主性的练”相结合。文化素质教育不应当仅仅传授知识,更要求身体力行。因此,文化素质教育不能采取满堂灌式的教,它应该是教练式地教,激发和引导学生自主性地练;不仅在课堂上练,也在实践中练,让师生在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良性和健康的互动,让学生在练习中体会到进步、成就与快乐。做一个好的教练对于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实践性的教学也对学生不断提高自我素养提出了要求,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有助于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第四,坚持规范式教育与个性化学习相结合。今天的中国高校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强调教育的整体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以便保证高等教育的基本质量,这是必要的。但如何在此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教育,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则尤为需要探讨。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走向了大众型,但这仅仅是从招生比例来说的,并不能成为降低高等教育质量的口实。从高等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它仍然承担着培养高端人才的任务,并且仍然应当是精英教育,或者至少应当保持精英品格。精英教育的核心是个性化教育,让每个受教育者能够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个性,文化素质教育也应当成为个性化教育的内在组成部分和重要途径。
在新时代拓展和深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未来的呼唤,它涉及中华民族高端人才的整体素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同时,也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强化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实践导向,有助于把大学生的校园学习生活引导到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极大缩短校园与社会的心理和文化距离,使大学生个体能够更早更好地服务于和融入群体和社会文化体系,增长才干,提升境界,获得更加全面和健康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才能够更好发挥其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为中华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中华文脉·求索集》 历史长河中的智慧回响,时代潮头上的思想激荡 《中华文脉·求索集》并非一本固定的、一次性的出版物,而是一个持续生长、不断汇聚、旨在勾勒中国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在时代洪流中进行的深刻反思、不懈探索和精神求索的系列丛书。本书系第七卷,在继承前六卷既有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视野,深化了议题,力图呈现更为立体、鲜活的人文思想图景。它不是对某一学科的系统论述,也不是某个特定事件的史料堆叠,而是以一种更具穿透力的目光,审视个体生命经验如何与宏大的历史进程交织,在变动不居的社会土壤中孕育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思想火花。 本书系每一卷的构成,都力求体现一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它汇集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教育家乃至一些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实践者,他们以各自独特的语言和视角,对中国近现代以来遇到的诸多文化、社会、哲学、美学、历史、教育等层面的问题,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对话。这种对话,有时是理论层面的碰撞,有时是经验层面的分享,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共鸣与回响。 《中华文脉·求索集》第七卷,尤其关注那些在时代转型期,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个体价值与集体命运之间的张力。它不是简单地复述过往的辉煌,也不是全然否定当下的挑战,而是试图在历史的纵深中,寻找那些能够启迪当下、预示未来的思想资源。本书卷的编纂,侧重于那些那些虽不至“显学”之列,却在个体生命体验中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片断,那些在默默耕耘中,为中华文脉的延续和发展注入新活力的努力。 内容导览: 本卷的编排,遵循着一种内在的逻辑线索,从个体经验的微观审视,逐渐延展至社会文化的宏观关照,最终指向对未来发展方向的理性思考。 一、个体生命与时代印记: 本部分收录的文章,多以个体生命历程为切入点,展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心灵轨迹与思想嬗变。有对少年时代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学习与成长的回忆,其中穿插着对童蒙时期所受教育的体悟,以及这种教育如何塑造了其日后的学术路径与人生选择。有对中年时期,在经历政治风波、社会变革后,如何重新审视自我价值,并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学术良知与思想尊严的讲述。还有对老年时期,回望一生,对生命、知识、以及为社会所做的贡献进行反思,并试图从中提炼出能够传递给下一代的宝贵经验。这些叙述,或细腻如丝,或厚重如碑,都饱含着个体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考,折射出时代变迁在个人命运上的烙印。 二、传统文化的新生: 在现代化浪潮席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始终是知识分子绕不开的议题。本卷在此部分,着重收录了那些对传统经典、艺术形式、哲学思想进行创新性解读的文章。这些解读,并非是僵化的复古,而是立足当下,试图发掘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普适性、启发性、能够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价值内核。例如,有对儒家思想中“仁”与“礼”在现代社会人际交往中的意义的再阐释;有对中国古典诗词,如何在当代语境下,依然能触动人们心灵深处情感的分析;有对中国传统绘画、书法,如何通过新的表现手法,展现其独特的审美韵味的文章。这些探讨,旨在证明中华文明并非故纸堆中的遗迹,而是可以生生不息,焕发新生的活态文化。 三、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近现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与西方思想体系的对话、借鉴与碰撞之中。本卷的这一部分,关注知识分子如何在这种复杂的思想互动中,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并努力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思想体系。收录的文章,可能涉及对某个西方哲学流派的深入研究,并探讨其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可能分析不同学术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批判的关系;也可能记录了作者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所思所感,以及如何在这种交流中,找到平衡点,既不盲目西化,也不固步自封。这种思想上的求索,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时代,力图保持文化独立性,同时又积极拥抱世界文明成果的努力。 四、教育的理想与现实: 教育是民族的未来,也是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本卷在这一部分,聚焦于对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内容以及教育者自身素养的深刻反思。有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优劣势的辩证分析,以及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如何借鉴其精髓,摒弃其糟粕的探索。有对当下教育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的思考,例如,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而非仅仅传授知识。有对大学精神的追问,探讨在功利化、应试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守护大学的净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还有对教师职业伦克的坚守与反思,以及如何让教师成为学生心灵的引领者。 五、人文关怀与社会担当: 本卷最后一部分,着重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以及在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与担当。文章可能涉及对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文化失落等,进行深刻的剖析,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思考。可能记录了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为社会公正、民生改善而进行的努力与付出。也可能探讨了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在凝聚社会共识、提升民族精神、引导社会风尚方面的独特作用。这部分内容,力图展现知识分子并非脱离现实的象牙塔中人,而是积极投身于社会发展,以人文的力量,温暖和照亮社会前进的道路。 《中华文脉·求索集》第七卷,正是一部这样的思想史的缩影。它以一种温和而坚定的力量,邀请读者一同走进那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想世界。在这里,没有宏大叙事的强制灌输,只有个人经验的真挚呈现;没有绝对的真理判决,只有不断追问与探索的勇气。每一篇文章,都像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那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得以感受他们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脉搏。 本书系 VII,期望能够为那些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知识分子命运、以及中华文化发展轨迹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份丰富而深刻的阅读体验。它不仅是一次思想的旅程,更是一次心灵的启迪,一次对我们自身所处时代的深刻反思。阅读《中华文脉·求索集》,就是在与那些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富足和文化传承而默默奋斗过的先辈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从中汲取力量,点亮前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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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并非科班出身,起初有些担心这些关于“人文”的论述会过于晦涩难懂,充斥着只有专业人士才能领会的术语。但这本书的编排结构,展现出了一种令人赞叹的包容性。它似乎深谙如何搭建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学术殿堂与普通读者的心灵。例如,在解释某个西方哲学流派的核心观点时,作者并没有直接抛出定义,而是通过讲述一个极具画面感的历史小故事作为引子,瞬间拉近了距离。这种“叙事性论证”的风格,让我在阅读中保持了极高的兴趣和专注度。我惊喜地发现,很多我原本以为是“天生如此”的固有观念,在经过作者的解构与重塑后,展现出了新的生命力。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直接的感受是“豁然开朗”,仿佛被点亮了一盏灯,照亮了过去那些模糊不清的思维角落。它不是那种读完就束之高阁的书,而是会激发你去主动查阅更多相关资料,进行自我延伸学习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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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常对这类强调“启思”的学术著作抱持着一种审慎的期待,因为很多时候,启示变成了一种空泛的口号,最终沦为辞藻的堆砌。然而,这部作品却以其独特的叙事角度,成功地避免了这一陷阱。它没有空谈宏大的理论,而是将焦点落在了具体的情境分析上,比如在探讨美学教育时,作者巧妙地结合了当下大学社团活动的实际案例,对“审美功利化”现象进行了辛辣而精准的批判。这种“小中见大”的写作手法,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和代入感。阅读过程中,我感觉作者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授,坐在我身边,循循善诱,而非居高临下的说教。他的文字充满了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没有激烈的煽情,却在不动声色间,将读者的情感与理智同时调动起来。尤其是关于批判性思维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应用那几章,提供了许多极具操作性的思考框架,对于正在经历信息爆炸时代的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是及时雨。总而言之,它提供了一种扎根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思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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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排版和装帧设计也值得称道,虽然这是次要的,但优秀的载体确实能提升阅读体验。纸张的质感温润,字体选择恰到好处,使得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视觉疲劳。更重要的是,其内容的广度令人印象深刻。它不局限于单一学科的钻研,而是采取了一种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视野。从历史的纵深探讨到社会学的横向比较,再到文学的审美解读,各个领域之间的观照与对话,构建了一个宏大而精妙的知识网络。这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人文素养,绝不是孤立的知识点堆砌,而是一种融会贯通的思维模式。特别是关于如何将人文精神融入到理工科教育中的探讨,视角新颖,论述得体,为当前教育改革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参考。它成功地示范了,学术的深度可以与阅读的愉悦性并行不悖,这在当前浮躁的出版环境中,实属难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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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最后一页,我合上书,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带给我的震动,更多的是一种对自身认知局限性的反思。它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我在思考方式上的惰性和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倾向。作者的文字中蕴含着一种近乎于克制的激情,对真理的探求毫不妥协,对肤浅的批判毫不留情,但整体基调又是充满希望和建设性的。它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提供了一套精良的“提问工具箱”,教会读者如何提出更有深度、更有价值的问题。这种“授人以渔”的教育哲学,比直接灌输结论更具价值。我尤其欣赏它在结尾处对未来社会个体责任的呼唤,这种对时代精神的关切,使得整本书的立意得到了升华,不再仅仅停留在象牙塔内的理论探讨,而是与我们每一个身处社会之中的人息息相关。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常读常新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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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厚重的文集,初翻阅时便被其深邃的学术气息所吸引。它不像那些轻飘飘的畅销书,读来更多是一种对知识边界的不断拓展与挑战。作者在引言中对现代高等教育中人文精神缺失的深刻反思,让人不禁拍案叫绝。尤其是关于古典哲学在当代语境下重塑个体价值体系的论述,逻辑严密,论据翔实。我特别欣赏他那种抽丝剥茧般的分析能力,将复杂的思想脉络梳理得井井有条,即便是对某些晦涩的文本,也能通过精妙的阐释变得豁然开朗。这种阅读体验,与其说是吸收知识,不如说是一场与先贤智慧的深度对话。全书的行文风格古朴而不失灵动,大量的引文和注释,体现了作者扎实的学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读完一个章节,我常常需要停下来,在书桌前踱步良久,消化其中蕴含的思辨力量。这绝不是可以用来消磨时间的读物,而是需要沉下心来,细细品味的案头之宝。它强迫你跳出日常的琐碎,去思考那些关乎“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命题,对提升一个人的思想深度和人文素养,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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