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乡土与现代之间》内容简介：作者对内地某小山村做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并以散文的风格，白描了这个小山村三十年来的变化。举凡地方人口的聚散、土地的经营、现代观念的渗透、城市化与边缘化、经济社会的货币化、地方社会秩序、权力与财富的运作、妇女地位的发展等，一一娓娓道来，没有生僻的学术名词，生动形象而不失深度。乡土社会在急剧的变迁中，呈现形形色色的复杂画面，这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走出乡土，是否意味着顺利进入现代社会？这正是本书所思考的问题。

作者简介

?作者：王君柏

王君柏，男，1972年12月出生于湖南石门，土家族，1996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199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200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社会心理学，尤其是经济心理的研究，并且在结合中国实践的研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社会思想史也略有涉猎，先后在《社会科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目前就职于江南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

目录

一、吾乡的人才

时间考验锋芒

自觉与不自觉的奉献者

那些过早飘零的希望

一去不复返的游子

希望不能说没有

二、人口裂痕

回望计划生育

那些在婚姻市场上就败下阵来的人们

独生子女一代的婚姻

人口逆淘汰在这里也存在

职业新旧交替之际不免纷扰

第一批直接受伤者：老无所养

那些正在消失的户

世道之变与人心之变

要来的终归要来

三、现代性的渗透与走样

两次大规模的建房潮

农业：走向市场过程中的荆棘

现代平等精神与自治意识

是否存在不逝的乡愁？

四、中心化与边缘化

关于人口流动的争论

大城市的吸引力

中心化与边缘化的趋势

地方积极性如何发挥？

中心的作用：消耗还是辐射？

城镇是否做好接纳人口的准备？

道德说教与生态平衡

五、货币化的山村

钞票就是最好的礼物

当以钞票的眼光打量生产

一切都有个价格

钞票作为财产

内地有所谓农村金融吗？

开弓没有回头箭

六、土地

传说中的“老业”

责任制一度激发热情

变局：种地落伍了

山区的土地：穷乡僻壤还是宝山？

土地的制度性困惑

七、静中有动的秩序

道德公义：内心的秩序

行政力量的进退：权威、权力及平等主体

村民自治与村级行政

家族：尚有利用价值

八、权力与财富

财富的创造及其不足

简单粗暴的侵占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津路

真假之间：连哄带骗

地方精英的作用：寄生还是创造？

坐享理念下的教育

我们已经走出乡土了吗？

九、妇女的世界

女性的定位：属于家庭不属于自己

娘家的势力

以辛劳维持地位

其它影响妇女地位的补充因素

“时代不同了”

家庭之外

十、展望

人的问题是一切的根本

积蓄村庄自身的力量

顺势而为发展新农村

尽量减少过渡中的阵痛

未来的乡村

附录：

2015回乡散记

行政的最后一公里

直面乡村的失落：理性派抑或乡愁派

后记

前言/序言

繁华的小津市：

这小镇是个什么所在，让贺龙一干人等如此着迷，花几年的时间在此周旋？并且从此以后，随着贺龙革命的几起几落，他还将反复在这小镇上出现，他手下的得力师长贺锦斋，也就在小镇后面的山坡上陨落，在突围战中，以身殉职。小镇此时的名字还是宜沙，虽然地处偏远的大山之中，却正有小津市的美名。

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津市是个什么所在，可能也并没有什么概念，不妨多说两句。津市是洞庭湖西边的一个小城市，湖南四大河流之一的澧水，奔流到此就从容驯服了，直至缓缓注入洞庭湖。在运输全靠骡马和水流的时代，整个澧水流域的物产，诸如杉木、桐油、茶叶、棉花、山货等等，都顺水而下，从这里转大船运往长沙武汉，再散向更远的地方，而在农村很金贵的一些外来物品，如煤油、食盐、铁器等等，都从这里逆水而上，最终分散到家家户户中去。所以津市就成为一大口岸、地方枢纽，五方杂处，物阜民丰，在当日的澧水流域，正相当于今日中国之上海。

而泥沙这个小地方，要沿澧水上溯，一直到一条叫作碟水的支流，再靠老练水手撑篙，壮汉拉纤，越过无数激流险滩，河面越来越窄，河水也越来越清澈，经过几天筋疲力尽的跋涉之后，突然一个拐弯，一个小镇就出现在眼前。小镇在河岸的石头之上，依山顺势而建，鳞次栉比，与环境完全协调一致，像自然生长在这左岸山坡上一样，虽然都是木板房，倒也别有韵味，各色居民都随着自然的节奏，按照自己的章法，有条不紊做着自己分内的那点事情，身心都很安宁。镇上做生意的，大多都是江西人，追溯起来，可能还是江西填湖广的结果。这是一个崇山峻岭的所在，放眼望去，都是奇峰怪石，既秀且险，山下略平坦处，梯田错落有致，房舍星布其间。从此地再翻过一个山就是湖北地盘了，湘鄂交界处，百里之内这是唯一一个通道。湖南的最高峰，也正在此地，大山巍峨，溪水湍急，交通不便的时代，这就是个彻底的世外桃源。

贺龙缴枪在1916年，《年谱》准确的记载，是1月21日，不知道是阴历还是阳历，若是阳历，这一天就是1915年的腊月17日，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寒，若是阴历，这一天就是1916年元宵节后的一个礼拜。此时的泥沙小镇，正是鼎盛时期，人口达到五万[1]，水路上下的船只，每天在百余左右，陆路过往的商旅，每天在万余上下，镇上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商业信用与诚实之风，为各地之冠，所以得了小津市之美称。小镇的南端，有一座青砖白墙的巍峨建筑，高高的风火墙，与街上的木板建筑截然不同，格外显眼，高高的正门上，一块长约四尺的横额，“海国流芬”赫然映入眼帘，通过此大门，每日有大量人员与财物进进出出，这就是著名的泰和合茶号，小镇的繁荣，实靠它来支撑，流芳海国的，正是这里做出来的红茶。此时通过这个门送出去的茶叶，已经占整个中国红茶出口总量的百分之四十。而茶号的主人，并不追求财富的个人积累，却主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于是有各种长远规划，修了七百里的骡马驿道，一律青石板铺就，宽可容两匹骡马并行，如今大多都保留了下来，当地人叫作“骡马路”或“大路”；浚通河道，减少水运事故；劝说地方顽劣不吸鸦片，扶助老幼，甚至搜集编辑地方传说，形成了有模有样的地方戏剧。以往普通的茶叶，终于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一时真正物阜民丰，家给人足，小津市之名随之而起。

给小镇带来二十年繁华的香山人：

长话短说，1887年的时候，有一帮广东香山人，都是二三十岁的年纪，带了湖南官厅的矿物开采证，以及各色勘测器，奔湘西北淘金，风尘仆仆来到泥沙小镇，暂时安置下来，因为他们的目的地就在小镇三十公里外的大山里，名叫九台山。在小镇上雇了人工，就向山里进发，在与各种困难做斗争之后，终于大功告成，很快就提炼出上千吨的优良黄铜。杀猪宰羊一番庆祝之后，形势却急转直下，湖北人出面干涉，因为铜矿的矿洞在湖南，矿脉却在湖北，一方的心花怒放，另一方却是怒火万丈，先是直接持械阻止，后是官方出面打官司，各种折腾的结果，就是广东人耗不起，退出。

当其他伙伴都离去后，却有一人在小镇上逗留，不舍这里如画的美景，淳朴的民风，总认为可以在此做点什么。此人名卢次伦（1858——1929），一生习儒而不愿做官，务农而自赡自给，行医而不取其酬，经营宏大产业而不自居其功。一年多的走访调查后，此地的茶叶品质上乘，引起了他的注意，毅然决然地决定再次做一番事业。1889年春买棹南下，回广东家乡筹资，接着是一系列的创新，从安徽祁门请来红茶技术人员，劝说当地茶农改变千百年来一贯的制茶习惯，改制红茶，以出口为导向，瞄准国际市场，三五年间，就有所起色，盈利颇丰，十年之后，品牌响当当，“宜红”成为国际红茶界的佼佼者，到1915年达到顶峰，占中国红茶出口的百分之四十，仅茶厂员工就近万名。（泥沙原名宜沙，又称宜市，故茶叶名“宜红”。民国时期改为泥沙，又称泥市，1995年又合并周围三乡，改名壶瓶山镇，取境内湖南最高峰壶瓶山之名。）

既受国际茶业市场变动的影响，又因国内局势的动荡，动荡直接的后果，就是国际市场不断萎缩，现存的财富又成为各种力量觊觎的目标，小镇兴盛二十年后，终于急转直下，1917年，卢次伦将产业托付给当地人，在万人的送别之下，登一叶扁舟，挥手告别在此奋斗三十年的美丽小镇。时至今日，老人们都能一一指出，这里那里的田是覃家人的，也就是他离开时，将大量田产委托给当时一覃姓人家代管的。

查香山相关资料，卢氏并无其名，再略一思考，也很正常，因为与他上下年纪的香山人，都是郑观应、徐润、唐廷枢、唐绍仪、马应彪、孙中山等等这些人，查权威的《辞海》名人录，全部收录不过两千余人，而小小一个香山就有三十余人。香山因其地理位置，率先与西洋文化接触，开风气之先，勇于睁眼看世界，既明事理，又重实践，更有长远眼光、造福社会、强大国家的抱负，这一股强大的创造性力量，竟然能够辐射到湘鄂交界的大山之中，并且能够在如此偏远之地，开花结果，使地方受益几十年。一代开拓者的胸襟与韬略，终归没有经受住时代的簸弄，令人扼腕叹息，更让人无限敬仰。

那一方水土

一百年以前，卢次伦所修的七百里骡马石板道，就有一条蜿蜒伸展，穿过一条长长的山岭下沿，此处稀疏的分布着几户人家，绿树掩映中，偶有炊烟升起，表示是有人居住。那时，骡马道靠近村子的一个拐弯处，有骡马店，便于来往商旅住宿，给骡马添加草料。骡马驮出去的是茶叶与山货，驮回来的是煤油、海带、食盐等，村子里的人，其他的消费不起，但盐总是要吃的，于是就有盐放在骡马店里代销，久而久之，盐铺就成为当地一个地名。店旁边就是一个大溶洞，冬暖夏凉，父母总是要叮嘱孩子们，天热不要进洞，会生病的，毕竟，炎热的夏天，突然进入一个寒气逼人的地方，冷热失度，生病是十有八九的事。此处在山腰，往下就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往上就是散布在树林与竹林中的几户人家。人烟稀少，时光几乎是凝固的，偶有鸡犬之声，表示还有人在此居住。放眼所及，是连绵的大山，春夏秋冬，大山的颜色随之发生变化，山大林密，往往是空山不见人的，倒是飞禽走兽品种繁多。

村子的历史应该并不长，估计不超过两百年，仅有的墓碑，也大概都是泰和合茶号生意兴隆的时候的，老人们能够对自己的家世口口相传，一般也只能追索到130多年之前。而距今一百年的时候，村中不超过十户人家，各家有各家的田地，勤勤恳恳，也能勉强糊口。毕竟，这里是山，旱地居多，水田较少，过去的稻谷产量很低，要维持一年的生计，必然要用玉米红薯之类的来凑数补足。从老年人的各种口头禅来看，开始到此落脚的，应该是汉族人，甚至可能是有点文化的汉族人，比如对坚守原则、克己为人的人，被他们定性为“天理人”，毫无疑问，这个天理是宋代以后的天理，赌咒发誓说自己已经作了足够的让步与体谅，就会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诸如此类，从没有文化的老农嘴中脱口而出，应该都是口口相传的结果，很是有几分古风。

20世纪80年代初，应该是村子的鼎盛时期，因为解放初到八十年代初，三十年的时间内大都在折腾，初级社、高级社、大集体，统一的指挥虽然整齐划一，但地里能够出多少庄稼，却是另外一回事了，饭总是不够吃，青黄不接的时候总是很长。村子里的老人讲，当年地里的种子如何被偷吃，人饿得如何的浮肿，说起来都是泪。在饥饿的威胁下，有人自开自留地，但往往被铲除得干干净净，甚至栽种两棵南瓜，也被连根拔起，扔得远远的。老实人在这个时代流尽了汗水，狡猾的人虽然付出不多，但也还是一起挨饿。八十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大家一下子看到了希望，自己的劳动可以自己享受了，于是热情爆发，很多人晚上打了火把还在劳作，尤其是水田太少，就出大力气，将旱地改造为水田，但这里并没有随叫随到的水源，只能等到老天爷下雨，所以只要下大雨，无论白天黑夜，勤劳的人们都会去改造水田，在泥水中把自己最后的一点力气使完为止，造就了城里人当作景观的梯田。无论怎样的辛苦，他们都认为是值得的，毕竟，这是为自己干活。

但随着人口的繁衍，村中已经是一百多号人了，虽然克勤克俭，无非还是向土地求生活，而土地是有限的，到处开荒拓展土地，也还是只能求一温饱，不过一亩三分地，还能指望更多吗？经济作物，就指望烟草了。烟农从开春育苗，到移栽，施肥，再到一批批采摘回来烤干，整个过程烦琐无比，有一个环节失误，满盘皆输。虽然成品的香烟价格不菲，但作为原料的烟草，那时候却并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太多的收入，毕竟，烟草专卖，独家生意，只能到一家去卖，烟叶定了各种不同的级别，上下相差十多倍，买卖双方力量不对称的时候，利润就严重偏向了收购方，被动的一方，只好拐弯抹角找关系，或是径直送礼给收购人员，以期得一公道的价格，心性耿直的，或者找不到关系的，只好接受收购员的一言九鼎，到完全不能接受时，要么愤怒中将自己的烟草挑到桥上，往河中心一倒，虽然彻底白忙了，倒也解了胸中的一口恶气，要么就发挥一点反抗精神，轻则恶语相向，重则拳脚相加，更有放火焚烧收购站的。但总体的结果是，大半年的费神劳形，换来的回报，也就勉强应付孩子学费、家庭日常开销，加上每年的上缴提留、农业税，更是让他们难以张罗，闹到不可开交处，不免矛盾纷纷，若有超生罚款之类，就更是无处设法，一方面是一无所有，一方面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牵猪赶羊，拆屋背粮，也就闹到势同水火，日子自然就彻底无法过了，懦弱点的往往一病不起，刚烈点的，或者抱刀讲理，终归身陷囹圄，或者一瓶农药、一根绳子，就了结自己的一生，将对这个世界的憎恨一起带走。

在与外在世界交流不多的时代，村子就是整个世界，因为家家户户都只有有限的一亩三分地，为了增加自己的机会，就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地盘，为了田地和山林的边界，就始终有各种恩恩怨怨上演，甚至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也有很多通不过去的隔阂。淳朴归淳朴，但在生存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并认为这点有限的资源就是整个世界的时候，淳朴之情也会被挤压得奇形怪状，难以辨认哪些是美的，哪些是丑的。庄子说，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其实，人们往往是难以相濡以沫的，倒是相忘于江湖，更容易一些，只要世界给他们敞开，他们往往就自然而然地相忘于江湖了。当然，敞开的世界使人们相忘容易，但是否能够有江湖之丰饶，也还是个问题。

在世纪之交的当口，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终于成为劳动的主力，但一阵狂风吹过山岭，年轻人丢下家里那点薄地，留下年幼的孩子，纷纷奔向广东、上海，“打工”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人们不是出去打工，就是在为打工做准备，或是数着日子等待打工的人归来。从此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封闭的乡土社会，开始土崩瓦解，而这些出去的人，又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一切都事起仓促，在外面城市世界里摸爬滚打，任凭时代洪流的裹挟、簸弄、上下沉浮，自己却很难左右自己的去留，大部分最终又像江中浮渣一样，被拍上岸来。我们这里所描绘的，就是新世纪以来的这一波大潮，希望看看大潮中，乡土社会是如何渐行渐远，新的社会又将走向何方。

[1] 根据卢次伦茶号总管的儿子所描述，但是否能够达到五万，还是表示疑问，因为当前该镇在合并其它两乡的情况下，全部人口仅三万。新中国成立前夕，泰和合茶号总管的儿子在国民政府服务，旋即退到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据带往台湾的大量茶号资料，写了《卢次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