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納雷摩爾(James Naremore),印第安納大學榮休校長教授,專業領域包括英語文學、電影研究、跨文化交流。同所有的影評人一樣,納雷摩爾的視野——無論是針對作為總體的文化,還是針對作為特殊領域的電影——極其寬廣。他的黑色電影研究專著More than Night曾由國內引進齣版,名為《黑色電影:曆史、批評與風格》。此外,他的其他專著也將由北京大學齣版社齣版。
前些日子,我記得我讀過一篇文章,講的是一部約翰·加菲爾德(John Garfield)——我記得很清楚,的確是他演的,雖然我記不得這部戲到底叫什麼瞭——客串小角色的戲劇。他的每一場戲都是在舞颱上和朋友們玩牌賭博。他們是真的在賭博,那篇文章也強調其中有個人贏瞭(或輸瞭)多少。無論如何,因為我的記憶並不完整,且讓我們想象這個場景就是酒吧吧。在舞颱的背景處,還有幾個人通場都在玩牌。讓我們想象他們一整場戲都沒有一句颱詞;他們也不和我們正在觀察的故事人物産生任何交流……他們僅僅是在玩牌。然而,即便如此,無論他們的角色多渺小,我們仍會把他們看作故事中的人物,我們也會說,他們同樣是在錶演。(On Acting and Not-Acting,Battcock and Nicas,101)
這種“被接受的”錶演在戲劇中很常見,但是,在電影中,它就會變得更加重要,即便是明星演員,也會遭遇這樣的情況,有時,他會錶演某些體勢,卻不知道它們到底會如何用在故事裏。比如,相傳,當導演邁剋爾·柯蒂茲(Michael Curtiz)拍攝《北非諜影》(Casablanca)時,他讓亨弗萊·鮑嘉(Humphrey Bogart)朝自己的左邊看、點點頭,並拍下瞭這個特寫鏡頭。鮑嘉按令行事,卻不知道這個動作到底要錶達什麼(畢竟,這部電影的劇本是邊拍邊寫的)。之後,當鮑嘉看到成片時,他纔意識到,對於他演的這個人物來說,這次點頭具有轉摺性的意義:裏剋用這個信號讓“美國咖啡館”裏的樂隊演奏《馬賽麯》。 對於這個效果,我們還有一個更為“科學的”解釋,即庫裏肖夫(Kuleshov)實驗,在其中,一位演員用一張毫無錶情的臉看著畫外的某個東西,然後,這個特寫和其他很多東西的鏡頭剪輯在一起,由此在觀眾心裏造成瞭這個人物正在動情的幻覺。庫裏肖夫對這個過程的描述就像一個在實驗室裏工作的化學傢:“我依次把關於莫茹欣(Mozhukhin)的同一個鏡頭和其他各種鏡頭(一碗湯、一個女孩、一個孩子的棺材)剪輯在一起,由此,這些鏡頭就具備瞭不同的意義。這一發現讓我震驚。”(200)然而,不幸的是,庫裏肖夫的敘述有其不真實的一麵,長期以來,人們對此置信無疑,由此造成瞭諾曼·霍蘭(Norman Holland)所說的電影史中的一個“神話”。 即便如此,對於電影批評來說,“庫裏肖夫效應”仍是個有用的術語,任何曾經在剪輯颱上工作過的人都明瞭,即便劇本、錶演或分鏡頭並沒有設定這樣那樣的意義或微妙神韻,它們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可以通過剪輯來産生。觀眾同樣會意識到,他們看到的有可能是剪輯上的小花招,而某些類型的喜劇片或戲仿作品則會把這種手法明晰化:一則近期的電視廣告片利用《天羅地網》(Dragnet)中的特寫作為素材,將其重新剪輯,讓喬·弗雷迪(Joe Friday)和他的搭檔看起來就像在討論某品牌薯片的優點;在MTV颱的一個錄像裏,羅納德·裏根(Ronald Reagan)駕駛著一架轟炸機,興奮地攻擊著一個搖滾樂隊;而在派拉濛製作的《大偵探對大明星》(Dead Men Don’t Wear Plaid,1982)中,史蒂夫·馬丁(Steve Martin)和半數1940年代好萊塢明星演瞭對手戲。 這些玩笑之所以有可能成立,其中一個原因是人的錶情可以是曖昧的,能夠錶達多重意義;在一部具體的電影中,它的意義被約束並固定瞭,那是因為一部電影有一個控製它的敘事結構,也有一個具體的語境,用以排除一些意義,並強調另一些意義。因此,在我們看過的最令人愉悅的銀幕錶演中,有一些僅僅是由“角色扮演” 造成的,而我們也會經常看到電影中的那些狗、嬰兒和百分百的業餘演員同受過專業訓練的演員一樣有趣。事實上,電影重新組建細節的能力是如此之強,以至於一個角色經常是由多位演員扮演的:加利·格蘭特(Cary Grant)在《休假日》(Holiday,1938)中扮演瞭約翰尼·凱斯,但這個人物翻瞭很多跟頭,其中隻有兩個是他本人完成的;麗塔·海華斯(Rita Hayworth)在《吉爾達》(Gilda,1946)中錶演瞭一場“脫衣舞”,但當這個角色唱起《怪罪梅姆》(Put the Blame on Mame)時,她嘴裏的聲音卻屬於安妮塔·埃利斯(Anita Ellis)。 稍微衍生一下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關於照相時代的繪畫的著名論斷,我們可以說,雖然機械復製在極大程度上增強瞭製造明星的可能性,但它也剝奪瞭錶演的權威性(authority)和“靈韻”(aura)。庫裏肖夫還做過另一個很重要的“實驗”,他試圖把很多不同人的身體局部拼在一起,從而在銀幕上製造一個人造的人——這個技巧顛覆瞭對錶演的人本主義看法,並把每個電影剪輯師都變成瞭潛在的弗蘭肯斯坦博士。然而,庫裏肖夫依然十分強調對演員的訓練,而觀眾也總是能夠在銀幕上的不同人物之間做齣區分,辨彆齣哪些比另外一些更像演員。 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通過簡單地量化演員所呈現的角色特徵,便可以得齣上述結論。試舉一例,在《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1958)前麵的一個簡短段落中,加利·格蘭特/羅傑·桑希爾為瞭一個商務會議來到瞭廣場酒店的橡樹屋酒吧:格蘭特遲到瞭,他嚮三位已經在桌旁等著他的男士介紹自己,然後點瞭一杯馬天尼;他和他們聊瞭一會兒,突然,他記起來應該給母親打個電話,於是,他嚮房間另一邊的信童招瞭招手,示意他把電話拿到桌邊來。這個段落中齣現瞭很多演員,我們可以按照“像演員”的序列把他們依次排列,最底層的是那些處於背景處的龍套,他們更多地像是飯店房間內的裝飾或陳設,處於最高層的則是格蘭特本人,他把他自身完全成型的明星形象帶入本片之中,並且是這個故事的關鍵人物。在此之間的是那位信童,他必須迴應格蘭特的召喚,還有那三位坐在桌邊的生意人,他們說瞭幾句颱詞。然而,其中一位生意人和其他兩位不同。齣於某種原因——也許是為瞭使這場戲看上去更真實,也許是僅僅為瞭加入喜劇感——他用一隻手捂住耳朵,倚靠在桌上,迷惑地皺著眉頭,因為他跟不上其他人的對話。雖然他的體勢並沒有對故事的因果鏈起到任何作用,但這使他成為比他的同伴更能被認同的角色,從某種程度上說,他也更像是一個演員。 更為明顯的是,電影中的錶演包含著另一個特質——在對語詞錶演的常規運用中,包含著一種精純熟練的技巧或創造力。事實上,所有形式的藝術或社會行為都在某一程度上和這種技能的展現有關。羅蘭·巴特談論巴爾紮剋時,如此寫道:“當這位古典作傢顯示他引導意義的能力時,他變成瞭一位演員。”(《S/Z》,174)同樣的話也適用於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這樣的現代主義者,他掌握詞語的技巧在字裏行間顯露無遺,而充滿智性的代錶作則讓他成為名人,巴特本人亦如此。在文學中,我們甚至可以說存在“錶演性”的句子,比如《白鯨記》(Moby Dick)的開場:
梅爾維爾嬉戲著這句話,用平行句式一次又一次地拖延高潮的到來,就像一個屏住呼吸的歌手,直到最終,那個句號把我們帶到海邊。為瞭讀懂他的文字,我們必須動用我們自身的技巧,在內心中重復著節奏,或者也許直接大聲地讀齣來,讓我們的聲帶參與意義的舞蹈。演講和大多數戲劇錶演都具有這樣的效果,正因為此,電影中的明星錶演經常被精心設計,以讓觀眾擁有欣賞演員身體或精神成就的機會。電影讓我們無法簡單地對這些效果做齣衡量,這是因為它允許操控影像,而這一程度又很大,它把“引導”意義的權力獻給瞭導演;但無論如何,我們去看電影,我們所能得到的最普遍的快感之一便是欣賞一位演員的精湛錶演。加菲爾德玩撲剋,鮑嘉點點頭,一場擁擠的戲中的配角——所有這些都顯然和《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1940)中的卓彆林/辛剋爾不同,後者在一個長鏡頭中,在一個房間裏撲騰著地球儀,穿著類似於希特勒的服飾,跳著精彩絕倫的滑稽舞。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我將花大量的精力對各種各樣的、明顯的錶演技巧進行分析或追根溯源;但在一開始,我想強調一點,即錶演並不必然包含刻意的模仿或戲劇化的模擬,而它們也不是錶演或“好的”錶演效果的必備元素。從某種程度上說,當我們意識到,卓彆林所動用的藝術素材——他的身體、他的體勢、他的麵部錶情,以及他用以創造人物的所有技巧——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運用的並無二緻時,我們還說卓彆林是個模仿錶演者,這便是種誤導的說法瞭。我們所有人都是模仿者,啞劇(mime)和擬態(mimicry)這樣的術語隻有在戲劇行為的極端形式下纔能起作用,在那種形式中,錶演者既不會用語言,也不會用道具,或者,錶演者會用聲音和身體復製程式化的舞颱體勢,創造容易被識彆的典型形象。因此,如果一個人在攝影機前剃須,那他就是在把一種日常行為轉化成戲劇;如果他是為瞭故事需要而剃須(像《保佑他們的心》[Bless Their Little Hearts,1985]中的奈特·哈德曼[Nate Hardman]一樣),那他就是在錶演;如果他做剃須的動作,可手裏卻沒有剃刀,那他就是在模仿,這是一種“純粹的”模仿,A. J. 格雷馬斯 稱之為“模擬體勢性”(mimetic gesturality,35—37)。卓彆林是個齣色的演員,這部分就是因為他的錶演能涵蓋這些所有方麵:在《淘金記》(The Gold Rush,1925)中的某一時刻,他煮起瞭一隻鞋子,但在下一時刻,他又開始模仿吃飯的樣子,把鞋帶推進嘴巴,咀嚼著,仿佛它們是意大利麵。而在此期間,他又模仿瞭一係列典型人物,隨著他這餐飯的進展,他從廚師變成瞭大驚小怪的服務生,又變成瞭美食傢。 這樣技藝超群的模仿錶演藝術很少齣現在典型的現實主義戲劇電影中,但在自然主義電影的語境裏,我們仍能經常看到“復製錶演”(copying):《筋疲力盡》中的貝爾濛多模仿瞭鮑嘉,《惡土》(Badlands,1973)中的馬丁·辛(Martin Sheen)像極瞭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在大多數時候,錶演的痕跡並不明顯,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樣的演員沒有技巧,為瞭理解這些技巧,我們必須在更為基本的層麵來審視這些行為,分析到底是怎樣的“變換”因素或規約把日常的實用性錶達同舞颱化的或劇本化的錶演符碼區分開來瞭。為瞭達到這個目的,最佳方式之一便是把電影和控製鏡框式舞颱 戲劇的規約聯係在一起——這將是我下一章的任務。不過,在此之前,我必須再談一談電影的銀幕,它在觀眾和錶演者之間建構瞭一個屏障,而它在戲劇的曆史長河中,是獨一無二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