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作为工业革命重要的成果之一,铁路一度是维多利亚社会的时代特征和核心标志。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引发了世人持久的争论、怀疑、排斥或追捧、迷恋。
《火车的文化政治学》将铁路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日常生活现象,思考其对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权力关系、阶层结构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
第一章,全面梳理中、西学界关于火车文化现象的既有研究。在此基础上,第二章立足于中国的话语背景,探讨晚清社会对铁路的接受态度及其变化,这其中包括晚清政府与官员、民众对火车的不同文化想象与认知;铁路在帝国主义殖民过程中的重要媒介作用;中央集权政府与地方政府、民众之间的冲突。第三章,探讨火车与现代经验之间的关系,分为火车与时间、火车与空间、火车与规训、火车与民主、火车与创伤、火车与速度等六节,每节内容均从西方经验过渡到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第四章,思考铁路与汽车、飞机、互联网、手机等现代移动方式的差异。
可以说,铁路早已超出作为交通工具的单纯能指,而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社会文化氛围、国民性等问题的象征性指数,其文化影响至今仍广泛体现在各类文学艺术影视作品中。总之,《火车的文化政治学》以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社会学等理论为指导,以小说、诗歌、历史文献、游记、电影等各类体裁的铁路文本为案例,希望能理清火车和铁路对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文化影响。
作者简介
张杰(1980-),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现被聘为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文化研究与西方文论研究。在Social&Cultural Geography,《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等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承担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化诗学视域下的21世纪西方文论思潮研究”之子课题;参与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重大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等在内的多项科研项目:另有部分译作、编著类作品。
目录
第1章 绪论:为什么是火车?
1.1 火车的双面形象
1.2 西方关于火车现象的研究
1.3 国内关于火车现象的研究
1.4 研究思路、目标与框架
第2章 铁路的政治经济学:以晚清为例
2.1 拆铁路:国家控制与民间暴力
2.2 铁路:殖民的媒介
2.3 国家与地方之关系:保路运动
2.4 西方与中国:对现代性的抵抗与服从
第3章 火车与现代经验
3.1 火车与时间
3.2 火车与空间
3.3 火车与规训
3.4 火车与民主
3.5 火车与创伤
3.6 火车与速度
第4章 多样的移动性
4.1 “移动性”之概念
4.2 多样的移动性
4.3 结论:火车会越来越快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火车的文化政治学》:
保路运动的领导者蒲殿俊、罗纶、张澜等人都是一群有功名在身的绅士,这群绅士们要借铁路一事来展示、维护他们的话语权和经济利益。李劫人的《大波》三部曲以纪实性笔法完整地展现了保路运动这段复杂曲折的历史,也略带嘲讽和贬义地将这些声名显赫的绅士们塑造成胆小怕事、空发议论、缺少头脑的弱势形象(张澜除外),他们在会议上经常群体性地大哭起来,相互间还容易发生吵闹,与地方官僚一样拘泥于各种烦琐礼节,临危有惧,不堪大任,在有“屠户”之称的赵尔丰面前表现出各种软弱与妥协。这种描述与历史上对他们的记载颇有差异,尤其是蒲殿俊,在小说中他的声望主要源自其社会地位,而非其具体的言行。但这批软弱的绅士的确促成并领导、发展了保路运动。
绅士与绅权古已有之,只在晚清中西交冲时期与“潜扶民权”连在一起,因此“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义”。因预备立宪而倡地方自治,因地方自治而立咨议局,而“自从咨议局开办以来,绅权是大大伸张了,国家的事,地方的事,无大无小,都要过问的”①。当咨议局被中央政府视为无物,尤其是铁路国有政策撼动了地方绅士和民众的切身利益时,他们就积极引导民众“以主权为名义向外人争矿权,以地方为名义向朝廷争路权,并由此~路搅动天下”②。在办铁路、保铁路的过程中,绅士们形成了晚清政府内部一股强大的反抗性力量。《大波》中写道,四川绅士除了发起保路同志会之外,还派代表刘声元进京,设法向摄政王请愿,陈明其公意“只在反对盛宣怀,并不是反对大清朝廷;反对盛宣怀,也只反对他妄改先皇诏旨,不顾法律手续,欺君罔上,媚外营私”。因此,要求自办铁路的四川绅士,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所谓借债修路派就构成了尖锐的冲突两方。这种关于铁路的冲突正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对抗的集中体现。
《大波》中,盛宣怀指示赵尔丰和端方,“用严重手段直接对付那些少数绅士”,而绅士们的对策则是,“多派一些代表出去,把四川争路真像告诉大家”。同时请求两湖广东的咨议局和地方各法团起而声援,不要使四川陷于孤掌难鸣。由此可见,在冲突日渐激化的过程中,绅士原本具有的极强的地方性、乡土性特征逐渐分解,迅速成为具有国家性、全局意识的现代主体。“铁路成了一个把地方性的绅权连为一体的题目。”①他们并且将政治目的与经济目的合在一起,他们不只是要为地方争回本有的经济利益,还将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这可从“铁路准归商办”和“庶政公诸舆论”等口号中得到证明。这些口号取自1898年光绪帝的变法上谕。蒲殿俊和张澜等人都曾留学日本,接受了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张澜在留学期间甚至曾因为倡议慈禧退朝而被遣送回国。他们希望用先进的思想和立宪体制来改良中国,以促进国家富强。保路运动正是他们希望变革中国的努力之体现,因此这种地方与中央之经济冲突被上升为民权与专制的政治斗争:“须知川人之争,实民权与专制之争,川人不幸而失败,行见专制淫威泛滥国内,则身受其殃者,岂独川人而已哉!”②这就使四川绅士们领导的保路运动超越一省、一地之范围,超越经济、利益之偏狭,而成为所有身受专制之苦的民众都应该认可并参与的正义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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