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农业体系从萌芽到形成的重要的时期,《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是在过去工作基础上补充搜集先秦两汉农业考古资料,分析和解释这些材料,来系统考察该时期农业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乡村聚落和农民的生活。《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的体系表现在相互关联的七个专题章节中,表现在从考古学的视角对农业生产过程到农民生活状况的分析和解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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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绪论
一 既往研究和简单述评
二 选题依据和基本思路
第一章 先秦两汉时期的农具体系
第一节 夏商周时期的农具
一 从甲骨文“农”字说起
二 考古发现的石、蚌、骨农具
三 关于商周青铜农具的讨论
四 从木农具认识青铜手工工具的意义
五 商周农业生产中的农具体系
第二节 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农具
一 铁农具的普及和利用
二 以铁农具为主的农具类型
第三节 先秦两汉农具的发展与传统农业的形成
一 铁农具的推广及其意义
二 农具的发展和传统农业农具体系的定型
第二章 牛耕的起源和汉代的牛耕
第一节 牛耕的起源与早期的牛耕
一 牛耕的起源
二 早期的牛耕
第二节 汉代犁耕中的驾牛方式和用具
一 汉画像所见的牛耕方式
二 二牛抬杠中耕牛的颈索系衡套驾法
三 单牛独辕的偏系套驾法
四 套驾用具的发展
第三节 汉代铁犁及安装使用中的相关问题
一 汉代以前犁的形式及发展趋势
二 考古发现的汉代铁犁的类型
三 汉代铁犁的安装和使用
四 汉代铁犁与汉代的耕作方式
第四节 从《盐铁论》“大器”说到汉代的牛耕
一 《盐铁论》所说的“大器”问题
二 从汉代铁犁的制造看“大器”
三 汉代牛耕普及和在农业生产中的意义
第三章 农田形态和作亩形式
第一节 农田考古的发端
第二节 先秦田亩的演变
一 先秦时期的田亩
二 田亩形式和畎亩法
第三节 “南亩”“东亩”与田亩方向的意义
一 关于“南亩”“东亩”
二 亩的方向决定道路的方向
三 道路的方向关系到国家安全
第四节 汉代的农田形式
一 汉代的旱田
二 汉代的宅田
二 汉代的水田
四 关于梯田的一点看法
第四章 农田灌溉和水利技术
第一节 水井灌溉
一 水井的演变
二 井灌的发展
第二节 龙首渠的开凿和井渠的起源
一 龙首渠与井渠问题
二 秦始皇帝陵的排水暗渠
三 春秋战国井渠法的应用
四 井渠法源于中国
第三节 陂塘灌溉
第五章 作物品种的演变与时空分布
第一节 考古发现的作物信息来源
一 直观的作物遗存
二 出土文字所见作物
三 画像材料
四 农田遗迹和田地模型
五 其他待开发的信息来源
第二节 农田杂草研究的前景和意义
一 作物有基本稳定的伴生杂草
二 杂草和作物有相同的生长环境
三 杂草也曾是人们的食物来源
第三节 先秦两汉时期主要作物的起源和发现
一 粟
二 黍
三 稻
四 麦
五 大豆
六 麻
七 高粱
附:关于汉代“玉米”问题的讨论
第四节 作物遗存的时空分布与组合演变
一 作物遗存的时空分布与作物的推广
二 作物组合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三 五谷考述
第五节 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物选择
一 作物的种类选择
二 作物内部的品种选育
第六章 粮食的储存和消费过程中的粮罐
第一节 考古发现的储粮设施
一 考古发现的仓储遗址
二 东周至汉代墓葬中的仓困模型
第二节 储粮设施的性质和分类
一 公有粮仓
二 私有粮仓
第三节 储粮方式和粮食消费过程中的粮罐
一 私有粮仓的储粮方式
二 容器类存粮器具及其使用
三 从仓储到食用过程的其他方式
第七章 乡村聚落和农民的生活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的乡村聚落
一 基层聚落的主要名称
二 里与聚的关系
第二节 乡村聚落的多种形式
一 大城中带有围墙的里居
二 有围墙的邑里
三 没有围墙的相对集中的里居
四 散居形式的自然聚落
第三节 里居与田舍(庐)
一 田庐辨析
二 田宅及其空间布局
第四节 农业人口和农民的生活
一 农业人口和城市中的农民
二 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协作
结语
一 农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二 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和传统农业的形成
三 余论
主要参考文献
一 工具书、资料集
二 基本古籍
三 著作
四 发掘报告
五 论文
附:甲骨文字形及辞例引书简称
后记
前言/序言
农业,不仅是古代社会的两大生产部门之一、三大经济领域之一,而且“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6页)。古代中国更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因此,古代农业及相关问题研究在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农业史研究更是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课题。
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学科,是根据实物资料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因此,古代农业的研究无疑也是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之一。尽管以1981年《农业考古》创刊为标志,“农业考古”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但以史前农具的发现与研究等为主要内容的与古代农业相关的考古学研究,实际上伴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就已经开始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有关古代农业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多,相关个案研究逐步展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农业的考古学研究全面展开,既有大量有关古代农业的专题性、个案性研究,也有农业考古资料的系统收集和分类整理,还有关于中国古代农业的综合性、通论性著述,尤其是以水田稻作和旱地粟作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起源研究,更是高潮迭起,成果丰硕。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全面进展相比,历史时期农业的考古学研究,不能不说是相对迟滞的;相对于大量的专题性、个案性研究来说,综合性研究则远远不够。就先秦两汉时期来说,《中国考古学》的《夏商卷》和《两周卷》中,有关于夏商和两周时期农业的简要叙述;《秦汉卷》专门设有一章,从考古学上就秦汉时期的农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刘兴林同志的新著《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以下简称《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则是先秦两汉时期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且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形成了其独有的学术特色。
一般认为,在我国古代农业发展史上,夏商和西周时期是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渡期,或日传统农业的萌芽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的形成期;而秦汉时期是传统农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第75、119页)。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势上看,先秦两汉时期经历了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和大变革——夏商和西周时期的王国时代,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和社会转型,秦汉时期进入到帝国时代并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峰(白云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纲》,《东方考古》第1集第290·300页,2004年)。《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就先秦两汉时期两千多年的农业和乡村聚落进行系‘统的考古学研究,无论对于揭示我国古代传统农业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及其动因,还是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认识我国历史上的王国时代、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的转型和帝国时代的形成及早期发展,都颇多助益,其重要的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在我看来,综合性研究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体系的建立;一个是研究材料的再挖掘和再整合,并据此提出新认识。
作为综合性研究来说,研究体系的构建是首要的,并且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体系是“纲”,体系是“魂”,只有构建起一个科学的研究体系,才能把庞杂的资料系统地梳理出来、科学地利用起来,才能把事物的各个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整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事物的全貌及其内在和外在的动因描绘和揭示出来。《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其研究体系的构建上。该书没有把农业简单地限定为农业生产,而是基于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农”之间的相互关联,基于从农业生产到生活消费的经济生活的过程,着眼于古代农业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初步构建起了从生产工具、劳动方式(牛耕)、田地形态、田间管理(灌溉)、农作物构成到农作物储藏、加工、消费直至乡村聚落和农民生活等关于农业与乡村聚落的一个研究体系,并以考古发现的农具、农作物遗存、农田遗迹、田间管理、仓储设施、乡村聚落等实物资料及有关的图像资料为主,再结合文献记载分别加以说明和论述。这一体系基本上能够满足从整体上揭示当时农业和乡村发展进程的需要,也符合考古材料和考古学研究的实际,因而是比较科学和行之有效的。尤其是将农业生产和乡村聚落及农民生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是值得提倡的。
作为综合性研究来说,不可能不大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仅仅是吸收又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通过研究资料的再挖掘和再整合,或就以往少有沦及的问题做深入探讨,或在若干有争论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在某些问题上提出新的观点,形成所谓的“突破点”或“亮点”,这同样是综合性研究的创新所必需的。《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同样是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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