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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近代以降，日本官方派遣來華的“留華學生”，在中日關係史上扮演瞭復雜的角色，發揮瞭特殊的作用，與兩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及教育等諸多領域産生聯係，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和研究價值。本書以1871～1931年為研究時段，依據中日雙方原始檔案史料，並與時人日記、遊記、迴憶錄等個人記錄互補互證，嘗試考訂史實，鈎沉梳理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製度的曆史脈絡，並力求對人物史事做齣客觀公允的評判。

作者簡介

譚皓，遼寜撫順人，1983年生，2014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曆史學係專門史專業，獲曆史學博士學位。讀書期間曾先後赴日本大分大學（2004～2005年）、東京大學（2011～2012年）交換留學，獲“北京市優秀畢業生”“北京大學優秀畢業生”“孫平化日本學學術奬勵基金論文奬”等奬項。現為遼寜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暨田傢炳教育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近現代中日關係史、中外教育交流史。

目錄

緒　論／1
第一章　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之背景／21
　　第一節　17～19世紀中葉的日本與世界／21
　　第二節　西力東漸與日本嚮海外派遣留學生的開始／25
　　第三節　日本幕末期對華派遣留學生的嘗試／29
第二章　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之開端／33
　　第一節　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華學生／33
　　第二節　陸軍省首批留華學生／58
　　第三節　外務省對華派遣留學生之始／77
第三章　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之發展／96
　　第一節　參謀本部“清國語學生”派遣／97
　　第二節　外務省對華派遣留學生的製度建設與實施／109
　　第三節　大藏省留華學生派遣／157
　　第四節　海軍省留華學生派遣／172
第四章　世紀之交的新動嚮／187
　　第一節　外務省新製度框架下的留華學生派遣／187
　　第二節　農商務省留華學生派遣／199
　　第三節　文部省留華學生登場／218
第五章　侵華戰爭前留華學生派遣的走嚮／249
　　第一節　外務省留華學生的委托培養／250
　　第二節　文部省“在外研究員”製度問世／277
結　論／300
參考文獻／311
附錄1　近代日本對華官派留學生名錄（1871～1931）／340
附錄2　中日對照年錶（1840～1931）／348
人名索引／350
後　記／359


圖錶目錄
圖2-1　伊達使團來華締約檔案／37
圖2-2　李鴻章為伊達使團進京頒發之護照／43
圖2-3　日本馬關春帆樓（時稱藤野樓）首次談判記錄／94
圖3-1　《就北京留學生增員一事之建議》／110
圖3-2　瀨川淺之進作《邀人納涼》試捲／133
圖3-3　仁禮敬之手繪中法兩軍海戰地圖／176
圖4-1　外務省錄取漢語留學生人數與留學生總人數關係（1894～1918）／198
圖4-2　服部宇之吉／225
圖4-3　狩野直喜／227
圖4-4　《北京籠城日記》書影／230
圖4-5　庚子之際文部省請求外務省保護在北京留學生之函／231
圖4-6　鹽榖溫留學期限變更申請／238
圖4-7　葉德輝照片及贈鹽榖溫親筆詩文／243
圖5-1　東亞同文書院委托生成績單／255
圖5-2　杉原韆畝在哈爾濱時期照片／274
圖5-3　實藤惠秀誓約書／276
圖5-4　《在外研究始末書》書影／282
圖5-5　倉石武四郎285錶2-1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華學生一覽／39
錶2-2　1873年陸軍省首批留華學生一覽／61
錶2-3　外務省第一、二批留華學生一覽／87
錶3-1　1879年參謀本部首批“清國語學生”一覽／102
錶3-2　1879年參謀本部首批“清國語學生”留學補助明細／103
錶3-3　1883年外務省“第一期清國留學生”一覽／122
錶3-4　1884年外務省“第二期清國留學生”一覽／128
錶3-5　1883年選拔考試情況／129
錶3-6　1886年9月18日、20日官費留學生考試成績／137
錶3-7　大河平隆則和足立忠八郎考試成績（1887年2月）／139
錶4-1　外務省錄取漢語留學生一覽（1894～1918）／196
錶4-2　農商務省“實業練習生”一覽／207
錶4-3　“實業練習生”已刊行對華調查報告一覽／209
錶4-4　“實業練習生”在華留學地分布／211
錶4-5　“實業練習生”調查地域分布／212
錶4-6　“實業練習生”調查行業分類／213
錶4-7　“實業練習生”個人調查報告刊行份數／214
錶4-8　未來八年間留學生歸國後分配計劃／222
錶4-9　文部省留華學生一覽（1899～1920）／223
錶5-1　東亞同文書院商務科一年級成績單（大正9年10月27日）／256
錶5-2　東亞同文書院商務科二年級第一學期成績單（大正10年3月10日）／257
錶5-3　東亞同文書院商務科一年級第一學期成績單（大正10年3月10日）／257
錶5-4　日俄協會學校課程錶／266
錶5-5　日俄協會學校學生高杉登第三學年成績單（大正15年4月）／267
錶5-6　外務省留華學生一覽（1919～1931）／270

前言/序言

序　　一
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教授　王曉鞦

派遣留學生是各國之間進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這些留學生往往能發揮國際文化交流的橋梁和骨乾作用，甚至對本國政治、經濟、文化、科學的發展和國際關係的變化，起到重要的推動或影響作用。
近代中國留日學生的曆史，不僅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具體體現，而且深深影響瞭中國近代曆史的發展進程和近代中日關係的麯摺變化，因此受到中日兩國學者和國際學術界的關注，甚至一度成為中國史學研究的一個熱點。
迴顧近代中國留日學生的研究史，最早的開拓者、奠基者應屬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實藤惠秀教授，他早在1939年就寫齣瞭《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稿》，1960年齣版瞭《中國人留學日本史》，1970年又齣瞭增補本，1982年齣瞭中譯本，成為這個研究領域的奠基之作和經典之作。1975年，黃福慶先生齣版瞭《清末留日學生》。中國改革開放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齣現瞭研究中國留日學生史的熱潮，發錶瞭許多論文和著作。到21世紀初研究進一步深化，又湧現許多新的成果。
但是文化交流總是雙嚮的，既有中國人赴日本留學，也有日本人來中國留學。雖然對古代隨遣唐使來華的日本留學生如阿倍仲麻呂等有一些個案研究，然而對於近代以來為數不少、情況復雜、影響頗大的日本留華學生群體，研究卻十分薄弱，幾乎長期處於空白狀態。1999年中山大學桑兵教授在《近代史研究》上發錶瞭《近代日本留華學生》一文，可謂開啓瞭近代日本人留學中國史研究的先河。該文初步梳理瞭近代日本留華學生的沿革和概貌，但由於論文篇幅有限與未能充分利用日文檔案史料，很多問題尚未深入展開。以後日本學者大裏浩鞦、孫安石等教授也對近代日本外務省對華派遣留學生的曆史進行瞭具體探討（見日本《中國研究月報》2007年9月號）。但相對於對中國留日學生的研究，日本留華學生的研究還是遠遠落後的。
中日學術界對近代日本留學中國的曆史研究薄弱的原因，正如譚皓在本書緒論中分析的，日本學界對日本人海外留學史的研究，基本上聚焦於留學歐美者，而忽視留華學生。而中國學界對留學生史的研究，則大多集中於中國留美、留歐、留日學生，而很少關注外國人包括日本人來華留學的問題。加上此項研究難度很大，需要搜集查閱大量日文檔案和各種史料，還有對日本留華學生身份的界定及其復雜錶現如何評價等等，因此造成瞭這個研究領域“鮮有人問津”。
我在多年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和留日學生史的過程中常常想，當年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先生能用畢生精力開拓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的研究領域，寫齣那樣的開山之作，那麼今天我們中國學者有沒有可能去開拓日本人留學中國史的研究領域，寫齣一部日本留華學生史的有分量的著作來呢？我感到自己的精力和能力已經無法完成這個任務瞭，因此寄希望於年輕一代。正好2010年譚皓來到北京大學曆史學係考上我的博士生，我發現他學習勤奮刻苦，肯鑽研，悟性強，日語程度很好，能翻譯明治時代日文檔案文書，還寫過關於日本留華學生倉石武四郎的碩士論文，這不正是我要找的做這項課題的閤適人纔嗎！因此入學不久在談及博士論文選題時，我就試探性地嚮他提齣當年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寫瞭《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開拓瞭中國留日學生研究領域，現在你願不願意、有沒有勇氣去寫一部《日本人留學中國史》，進行這項開拓性研究呢？他稍加考慮後，便勇敢地接受瞭這個有很大難度和挑戰性的博士論文選題。
譚皓經過四年辛勤努力，還到日本東京大學進修半年多，搜集瞭大量中日文史料，特彆是日本外務省、文部省、農商務省、陸軍省、海軍省等機構派遣留華學生的日文原始檔案資料，還有大批日本留華學生個人的日記、遊記、迴憶錄以及當年的各種中日文報刊、傳記資料，為撰寫博士論文積纍瞭豐富的資料和素材。我們認為這項日本留華學生史的研究不僅要寫齣日本派遣留華學生的背景、製度變遷及作用影響，而且要關注日本留華學生們個體的經曆體驗，並把兩者進行互補互證，纔能使研究更為全麵生動。
在近代日本人留學中國史研究中麵臨的一個睏難是對日本留華學生身份的界定和鑒定以及確定課題研究對象與內容的問題。近代日本來華留學者的學習形式和活動方式與中國留日學生有很大不同。由於清末民初中國的多數大學尚未建立起接納外國留學生的製度，以至日本留華學生的求學方式呈現多樣化。如其中有的在北大等學校正式注冊在籍學習，也有的未注冊而交費旁聽，還有聘請私人教師教授或入某位中國老師門下學習者，甚至還有遊學中國各地學習者。後來還增加瞭委托日本人在華開辦的東亞同文書院等學校培養的模式。而且近代日本來華留學者動機、目的復雜，身份界限模糊，有的除學習漢語漢文外，還兼有搜集軍事情報和進行商業調查等特殊任務，有的甚至就是以留學為掩護的間諜人員。那麼如何界定這項研究的對象呢？如果從廣義上可以說隻要是來中國求學或以學習為主要任務的，都可稱為留華學生。但是為瞭突齣重點，譚皓的博士論文對象確定為集中研究官派留學，即由日本中央政府各部門如外務省、文部省、農商務省、大藏省、陸軍省、參謀本部、海軍省等，有組織有計劃地派遣、資助來華，以各種形式進行學習的官派留華學生。而不包括那些齣於私人目的來華，或由地方政府、企業、社團派遣的行蹤不定難以把握的自費與公費留華學生。而在時間上限定從1871年中日建交到1931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著重論述日本官派留華製度的背景、開創與變遷，留華學生的選拔和派遣，培養模式的變化，留華學生的活動、去嚮和所起作用，等等，最後還整理瞭一份近代日本官派留學生名錄。
日本人留學中國史研究中另一個難題是人物評價問題。對日本留華學生，我們既不能籠統肯定，也不應一概否定，更不能簡單地均以間諜推定。而應該實事求是地從曆史事實和當時的曆史環境齣發，客觀地給予具體的分析。比如當時日本外務省派遣的留華學生中，培養瞭不少外交人纔，充當瞭外務省和駐華使領館的各級外交官和翻譯官，在對華外交或對華侵略中扮演瞭重要的角色。而軍方派遣的留華學生，則大多參與瞭對中國的侵略行動或殖民統治活動。如搜集中國軍事與國情情報，進行間諜活動，充當侵華軍隊軍官、翻譯官或颱灣等殖民地長官。但是文部省派遣的留華學生中的確有一部分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認真鑽研中國學問，成為漢學傢或漢語教師，推動瞭日本漢學的發展和中日文化的交流。至於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委托培養的留華學生中，既有侵華反華分子，也有日中友好和反戰運動的積極分子。因此必須根據曆史事實，對具體人物作具體分析和評價。
總之，這個領域的研究是極具艱巨性、復雜性和挑戰性的。譚皓的這個研究成果具有一定開拓創新意義，但尚有繼續深入發展的空間和潛力。如檔案和史料還可以進一步挖掘豐富，論述和分析還可以進一步探討推敲，曆史事實和細節還有待進一步考證核對，而最後名錄可能還不是完全窮盡的，尚可進一步補充完善。譚皓的博士論文經過兩年多修改打磨後，有幸納入“東方曆史學術文庫”，值此將由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齣版之際，我希望他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在此基礎上繼續努力，並與更多中日兩國學者交流閤作，把日本人留學中國史這個領域的研究再深入開展下去，做齣更多豐碩成果。

2017年6月於北京大學藍旗營公寓史海遨遊齋


序　　二
日本神奈川大學名譽教授　大裏浩鞦

多年以來，我對中國近代史和近代中日關係史抱有濃厚的興趣。著手研究之初尤為感興趣的，是調查發起辛亥革命的過程中起到積極作用的光復會革命誌士的經曆。從事這一研究的契機是閱讀魯迅的作品，瞭解他留學期間的體驗，瞭解他周邊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徐锡麟、鞦瑾等人。我花瞭數年時間盡力收集中國和日本的資料，調查這些人的經曆，撰寫瞭論文。
此後，我的研究重心轉移到中日關係史上，開始調查華僑史和大陸浪人等問題；同時，仍以魯迅為切入點，開展以“中國人留學日本史”為主題的研究。我入職神奈川大學不久，得到瞭成為同僚的孫安石教授的協助，創辦瞭相同主題的研究會。我們號召校內外研究者，並邀請研究生和在日留學的中國青年學生參加。研究會每年提供數次研究發錶的平颱，召集中國大陸和颱灣地區的研究人員舉辦研討會，並齣版瞭三冊共同研究成果報告，即《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研究的新階段》、《從留學生派遣看近代中日關係史》和《近代中國人日本留學生的諸相——以“管理”與“交流”為中心》。我們的研究仍在繼續中。
在上述研究期間，受到參加研究會諸位同人的多方啓發，我的興趣點漸漸從清末（明治時期）擴展到辛亥革命及其後日本的大正、昭和時期，甚至還收集瞭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的資料，記錄瞭當事人的談話，並匯總起來。眾所周知，日本關於這一主題的研究範本，可追溯至20世紀30年代的實藤惠秀。他於1939年齣版瞭《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戰後又經修改，齣版瞭《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麵對這些開拓性的研究成果，我們開展共同研究的目的在於研究其未曾提及之處，或補其論述不充分之處。盡管現在尚有諸多不足，但如今日本關於中國人留學日本的研究已經從清末的留學起始期一直延續到改革開放後的留學重啓期，達到瞭貫通始終的研究地步。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感受，也是研究會同人的共同想法。
然而，關於與之相對的“日本人留學中國史”問題，是包括我們研究會在內的整個日本學界平素沒有充分研究的題目。關於近代以來到中國留學的日本人，日本學界以前雖不乏以個彆人物的留學體驗為主題的研究，但至今尚未齣現像“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領域實藤先生及我們所努力的將個體之留學整閤在一起的通史性研究著作。有鑒於此，先有中山大學桑兵教授的研究《近代日本留華學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後有以本書為集大成之譚皓君的一係列論文。
初識譚君，是在2011年神奈川大學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辛亥革命與亞洲”學術研討會上。參加研討會的王曉鞦教授嚮我介紹瞭譚君，當時譚君正在日本東京大學留學，我記得他曾說我和孫安石教授以前發錶的日本人留學中國的論文和桑兵的論文，對他很有啓發。此後，我拜讀過他的幾篇論文，也在北京大學和遼寜師範大學舉辦的研究會上聽過他的研究報告。我感覺他想要闡釋的研究範圍，已遠遠超齣瞭我們在日本研究的框架，而且他的研究工作正在順利地開展中。
不僅如此，此次閱讀書稿，我有瞭更為切身的體會，即譚君關於“日本人留學中國史”的研究具有非常強的問題意識。他一方麵指齣日本關於這一主題的研究不充分，另一方麵強調這一研究更應由中國研究人員來完成。關於研究的意義，他在緒論的第一節中總結瞭四點，耐人尋味。另外，正文從第一章至第五章，涉及明治時代之前到七七事變前日本各官廳、軍隊派往中國的留學生，以及派遣的動機和派遣後的情況。書中發掘瞭大量日本資料，並對其加以縝密的分析，這一點以往日本的研究未曾做到。運用不易理解的日語資料並對其加以解讀，這一點也值得佩服。
本書的研究對象“官派來華學生”，可以說相當於中國留日學生中的“官費生”。中國嚮日本派遣的留學生，各省多於中央政府。與此不同的是，日本嚮中國派遣的學生，則以中央的官廳和軍方為主。而且，若考慮到官廳和軍方因各自情況並非一齊嚮中國派遣留學生，那麼譚君從主乾上把握日本嚮中國派遣留學生狀況的論述方式便是妥當的，有的放矢地提齣瞭問題。最終，作者在運用復雜難懂的日語資料闡明瞭日本人留華的史實之後得齣瞭結論，我認為結論公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最後，我想談一談嚮讀者推薦此書的理由。其一，內容可信。本書基於翔實的資料分析，自始至終以冷靜的態度從各種角度闡明近代日本人留學中國的史實及其相互關係，其內容可信。其二，範圍較廣。本書運用大量日語資料進行論述，其內容之厚重給包括我在內的研究未及這一程度的日本研究者以巨大的刺激。此外，本書的內容並不局限於留學領域，也從多個角度為近代中日關係研究提供瞭思考空間。其三，研究方法上，譚君的留學史研究方法不僅對中日兩國之間的互派留學史，也對兩國以其他國傢為對象的留學史研究具有參考意義。
以本書齣版為契機，願譚君研究更加精進，願中日雙方可以毫無顧忌地進行研究交流。

2017年6月於日本神奈川寓所


序　　三
遼寜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楊曉

學生的著作就要齣版瞭，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話不知不覺地在頭腦中浮現，“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頭，他們所要創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師的成功是創造齣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樂，是創造齣值得自己崇拜的學生”。
大學本科時，譚皓以全國大學生英語競賽一等奬及全校同年級英語第一名的成績，獲得瞭到日本大分大學做交換學生的資格，於大三時到日本學習瞭一年。迴國後，我看到瞭一個比以前沉默淡然，時常若有所思的不太一樣的譚皓。他找到我說：“雖然，去日本讀碩士並不難，但是，經過慎重思考，還是想迴母校攻讀教育史專業的碩士學位。”我是一個責任心過重，且做事過於認真的人。學生的信任，就是一種最大的鞭策，我生怕辜負瞭這種期望。從指導他的本科論文開始，我與他建立起瞭一對一的師生關係。本科論文《淺談唐代進士行捲的興衰及啓示》獲得瞭學校優秀本科論文，發錶在《教育與考試》上。又指導他寫作碩士論文《倉石武四郎中國語教育思想研究》，獲得學校優秀碩士論文，發錶在《日本學》第18輯上。畢業後，他考上瞭北京大學曆史學係，成為王曉鞦教授的博士生，攻讀近現代中日關係史專業，一晃七年過去瞭，我們現在是同事。今年，他第一次申請國傢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就獲得瞭成功，我欣然地品嘗著“青齣於藍而勝於藍”的滋味，睡夢裏都在笑。
寫齣瞭中國第一部近代日本人留學中國史，是天賦還是刻苦？是毅力還是勇氣？是追求理想的壯誌還是自我挑戰的魄力？或者是兼而有之？體會著兩種文化之間那種神秘莫測的差異，掙紮於信念與現實的衝突之間，陷落在不同評價帶來的睏惑之中……，凡此種種，一次次考驗著這個想做“第一個吃螃蟹人”的毅力與心性。是的，剋服瞭所有睏難，纔有今天這部著作的問世。
雖說萬事開頭難，但是堅持下去也不易。我期望譚皓能堅守這種學術研究的初衷，保持著一種高度的研究自覺性和曆史使命感，在這一新的研究領域裏，勤奮地耕耘，去突破一個又一個難關，去奪取更大的成績。

2017年6月於大連新華同仁軒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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