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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近代以降，日本官方派遣来华的“留华学生”，在中日关系史上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与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本书以1871～1931年为研究时段，依据中日双方原始档案史料，并与时人日记、游记、回忆录等个人记录互补互证，尝试考订史实，钩沉梳理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制度的历史脉络，并力求对人物史事做出客观公允的评判。

作者简介

谭皓，辽宁抚顺人，1983年生，201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专门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读书期间曾先后赴日本大分大学（2004～2005年）、东京大学（2011～2012年）交换留学，获“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论文奖”等奖项。现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暨田家炳教育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中外教育交流史。

目录

绪　论／1
第一章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之背景／21
　　第一节　17～19世纪中叶的日本与世界／21
　　第二节　西力东渐与日本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开始／25
　　第三节　日本幕末期对华派遣留学生的尝试／29
第二章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之开端／33
　　第一节　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华学生／33
　　第二节　陆军省首批留华学生／58
　　第三节　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之始／77
第三章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之发展／96
　　第一节　参谋本部“清国语学生”派遣／97
　　第二节　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的制度建设与实施／109
　　第三节　大藏省留华学生派遣／157
　　第四节　海军省留华学生派遣／172
第四章　世纪之交的新动向／187
　　第一节　外务省新制度框架下的留华学生派遣／187
　　第二节　农商务省留华学生派遣／199
　　第三节　文部省留华学生登场／218
第五章　侵华战争前留华学生派遣的走向／249
　　第一节　外务省留华学生的委托培养／250
　　第二节　文部省“在外研究员”制度问世／277
结　论／300
参考文献／311
附录1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生名录（1871～1931）／340
附录2　中日对照年表（1840～1931）／348
人名索引／350
后　记／359


图表目录
图2-1　伊达使团来华缔约档案／37
图2-2　李鸿章为伊达使团进京颁发之护照／43
图2-3　日本马关春帆楼（时称藤野楼）首次谈判记录／94
图3-1　《就北京留学生增员一事之建议》／110
图3-2　濑川浅之进作《邀人纳凉》试卷／133
图3-3　仁礼敬之手绘中法两军海战地图／176
图4-1　外务省录取汉语留学生人数与留学生总人数关系（1894～1918）／198
图4-2　服部宇之吉／225
图4-3　狩野直喜／227
图4-4　《北京笼城日记》书影／230
图4-5　庚子之际文部省请求外务省保护在北京留学生之函／231
图4-6　盐谷温留学期限变更申请／238
图4-7　叶德辉照片及赠盐谷温亲笔诗文／243
图5-1　东亚同文书院委托生成绩单／255
图5-2　杉原千畝在哈尔滨时期照片／274
图5-3　实藤惠秀誓约书／276
图5-4　《在外研究始末书》书影／282
图5-5　仓石武四郎285表2-1近代日本首批官派留华学生一览／39
表2-2　1873年陆军省首批留华学生一览／61
表2-3　外务省第一、二批留华学生一览／87
表3-1　1879年参谋本部首批“清国语学生”一览／102
表3-2　1879年参谋本部首批“清国语学生”留学补助明细／103
表3-3　1883年外务省“第一期清国留学生”一览／122
表3-4　1884年外务省“第二期清国留学生”一览／128
表3-5　1883年选拔考试情况／129
表3-6　1886年9月18日、20日官费留学生考试成绩／137
表3-7　大河平隆则和足立忠八郎考试成绩（1887年2月）／139
表4-1　外务省录取汉语留学生一览（1894～1918）／196
表4-2　农商务省“实业练习生”一览／207
表4-3　“实业练习生”已刊行对华调查报告一览／209
表4-4　“实业练习生”在华留学地分布／211
表4-5　“实业练习生”调查地域分布／212
表4-6　“实业练习生”调查行业分类／213
表4-7　“实业练习生”个人调查报告刊行份数／214
表4-8　未来八年间留学生归国后分配计划／222
表4-9　文部省留华学生一览（1899～1920）／223
表5-1　东亚同文书院商务科一年级成绩单（大正9年10月27日）／256
表5-2　东亚同文书院商务科二年级第一学期成绩单（大正10年3月10日）／257
表5-3　东亚同文书院商务科一年级第一学期成绩单（大正10年3月10日）／257
表5-4　日俄协会学校课程表／266
表5-5　日俄协会学校学生高杉登第三学年成绩单（大正15年4月）／267
表5-6　外务省留华学生一览（1919～1931）／270

前言/序言

序　　一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王晓秋

派遣留学生是各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这些留学生往往能发挥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和骨干作用，甚至对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起到重要的推动或影响作用。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历史，不仅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而且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近代中日关系的曲折变化，因此受到中日两国学者和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回顾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研究史，最早的开拓者、奠基者应属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实藤惠秀教授，他早在1939年就写出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稿》，1960年出版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1970年又出了增补本，1982年出了中译本，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和经典之作。1975年，黄福庆先生出版了《清末留日学生》。中国改革开放后，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研究中国留日学生史的热潮，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到21世纪初研究进一步深化，又涌现许多新的成果。
但是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既有中国人赴日本留学，也有日本人来中国留学。虽然对古代随遣唐使来华的日本留学生如阿倍仲麻吕等有一些个案研究，然而对于近代以来为数不少、情况复杂、影响颇大的日本留华学生群体，研究却十分薄弱，几乎长期处于空白状态。1999年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了《近代日本留华学生》一文，可谓开启了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研究的先河。该文初步梳理了近代日本留华学生的沿革和概貌，但由于论文篇幅有限与未能充分利用日文档案史料，很多问题尚未深入展开。以后日本学者大里浩秋、孙安石等教授也对近代日本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生的历史进行了具体探讨（见日本《中国研究月报》2007年9月号）。但相对于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研究，日本留华学生的研究还是远远落后的。
中日学术界对近代日本留学中国的历史研究薄弱的原因，正如谭皓在本书绪论中分析的，日本学界对日本人海外留学史的研究，基本上聚焦于留学欧美者，而忽视留华学生。而中国学界对留学生史的研究，则大多集中于中国留美、留欧、留日学生，而很少关注外国人包括日本人来华留学的问题。加上此项研究难度很大，需要搜集查阅大量日文档案和各种史料，还有对日本留华学生身份的界定及其复杂表现如何评价等等，因此造成了这个研究领域“鲜有人问津”。
我在多年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和留日学生史的过程中常常想，当年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先生能用毕生精力开拓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研究领域，写出那样的开山之作，那么今天我们中国学者有没有可能去开拓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写出一部日本留华学生史的有分量的著作来呢？我感到自己的精力和能力已经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了，因此寄希望于年轻一代。正好2010年谭皓来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上我的博士生，我发现他学习勤奋刻苦，肯钻研，悟性强，日语程度很好，能翻译明治时代日文档案文书，还写过关于日本留华学生仓石武四郎的硕士论文，这不正是我要找的做这项课题的合适人才吗！因此入学不久在谈及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就试探性地向他提出当年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写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开拓了中国留日学生研究领域，现在你愿不愿意、有没有勇气去写一部《日本人留学中国史》，进行这项开拓性研究呢？他稍加考虑后，便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有很大难度和挑战性的博士论文选题。
谭皓经过四年辛勤努力，还到日本东京大学进修半年多，搜集了大量中日文史料，特别是日本外务省、文部省、农商务省、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派遣留华学生的日文原始档案资料，还有大批日本留华学生个人的日记、游记、回忆录以及当年的各种中日文报刊、传记资料，为撰写博士论文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素材。我们认为这项日本留华学生史的研究不仅要写出日本派遣留华学生的背景、制度变迁及作用影响，而且要关注日本留华学生们个体的经历体验，并把两者进行互补互证，才能使研究更为全面生动。
在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研究中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对日本留华学生身份的界定和鉴定以及确定课题研究对象与内容的问题。近代日本来华留学者的学习形式和活动方式与中国留日学生有很大不同。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的多数大学尚未建立起接纳外国留学生的制度，以至日本留华学生的求学方式呈现多样化。如其中有的在北大等学校正式注册在籍学习，也有的未注册而交费旁听，还有聘请私人教师教授或入某位中国老师门下学习者，甚至还有游学中国各地学习者。后来还增加了委托日本人在华开办的东亚同文书院等学校培养的模式。而且近代日本来华留学者动机、目的复杂，身份界限模糊，有的除学习汉语汉文外，还兼有搜集军事情报和进行商业调查等特殊任务，有的甚至就是以留学为掩护的间谍人员。那么如何界定这项研究的对象呢？如果从广义上可以说只要是来中国求学或以学习为主要任务的，都可称为留华学生。但是为了突出重点，谭皓的博士论文对象确定为集中研究官派留学，即由日本中央政府各部门如外务省、文部省、农商务省、大藏省、陆军省、参谋本部、海军省等，有组织有计划地派遣、资助来华，以各种形式进行学习的官派留华学生。而不包括那些出于私人目的来华，或由地方政府、企业、社团派遣的行踪不定难以把握的自费与公费留华学生。而在时间上限定从1871年中日建交到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着重论述日本官派留华制度的背景、开创与变迁，留华学生的选拔和派遣，培养模式的变化，留华学生的活动、去向和所起作用，等等，最后还整理了一份近代日本官派留学生名录。
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研究中另一个难题是人物评价问题。对日本留华学生，我们既不能笼统肯定，也不应一概否定，更不能简单地均以间谍推定。而应该实事求是地从历史事实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客观地给予具体的分析。比如当时日本外务省派遣的留华学生中，培养了不少外交人才，充当了外务省和驻华使领馆的各级外交官和翻译官，在对华外交或对华侵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军方派遣的留华学生，则大多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行动或殖民统治活动。如搜集中国军事与国情情报，进行间谍活动，充当侵华军队军官、翻译官或台湾等殖民地长官。但是文部省派遣的留华学生中的确有一部分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认真钻研中国学问，成为汉学家或汉语教师，推动了日本汉学的发展和中日文化的交流。至于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委托培养的留华学生中，既有侵华反华分子，也有日中友好和反战运动的积极分子。因此必须根据历史事实，对具体人物作具体分析和评价。
总之，这个领域的研究是极具艰巨性、复杂性和挑战性的。谭皓的这个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开拓创新意义，但尚有继续深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如档案和史料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丰富，论述和分析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推敲，历史事实和细节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核对，而最后名录可能还不是完全穷尽的，尚可进一步补充完善。谭皓的博士论文经过两年多修改打磨后，有幸纳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值此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之际，我希望他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并与更多中日两国学者交流合作，把日本人留学中国史这个领域的研究再深入开展下去，做出更多丰硕成果。

2017年6月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公寓史海遨游斋


序　　二
日本神奈川大学名誉教授　大里浩秋

多年以来，我对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抱有浓厚的兴趣。着手研究之初尤为感兴趣的，是调查发起辛亥革命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光复会革命志士的经历。从事这一研究的契机是阅读鲁迅的作品，了解他留学期间的体验，了解他周边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我花了数年时间尽力收集中国和日本的资料，调查这些人的经历，撰写了论文。
此后，我的研究重心转移到中日关系史上，开始调查华侨史和大陆浪人等问题；同时，仍以鲁迅为切入点，开展以“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为主题的研究。我入职神奈川大学不久，得到了成为同僚的孙安石教授的协助，创办了相同主题的研究会。我们号召校内外研究者，并邀请研究生和在日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参加。研究会每年提供数次研究发表的平台，召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研究人员举办研讨会，并出版了三册共同研究成果报告，即《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的新阶段》、《从留学生派遣看近代中日关系史》和《近代中国人日本留学生的诸相——以“管理”与“交流”为中心》。我们的研究仍在继续中。
在上述研究期间，受到参加研究会诸位同人的多方启发，我的兴趣点渐渐从清末（明治时期）扩展到辛亥革命及其后日本的大正、昭和时期，甚至还收集了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的资料，记录了当事人的谈话，并汇总起来。众所周知，日本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范本，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实藤惠秀。他于1939年出版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战后又经修改，出版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面对这些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我们开展共同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其未曾提及之处，或补其论述不充分之处。尽管现在尚有诸多不足，但如今日本关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研究已经从清末的留学起始期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的留学重启期，达到了贯通始终的研究地步。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也是研究会同人的共同想法。
然而，关于与之相对的“日本人留学中国史”问题，是包括我们研究会在内的整个日本学界平素没有充分研究的题目。关于近代以来到中国留学的日本人，日本学界以前虽不乏以个别人物的留学体验为主题的研究，但至今尚未出现像“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领域实藤先生及我们所努力的将个体之留学整合在一起的通史性研究著作。有鉴于此，先有中山大学桑兵教授的研究《近代日本留华学生》（《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后有以本书为集大成之谭皓君的一系列论文。
初识谭君，是在2011年神奈川大学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辛亥革命与亚洲”学术研讨会上。参加研讨会的王晓秋教授向我介绍了谭君，当时谭君正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我记得他曾说我和孙安石教授以前发表的日本人留学中国的论文和桑兵的论文，对他很有启发。此后，我拜读过他的几篇论文，也在北京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举办的研究会上听过他的研究报告。我感觉他想要阐释的研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在日本研究的框架，而且他的研究工作正在顺利地开展中。
不仅如此，此次阅读书稿，我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即谭君关于“日本人留学中国史”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问题意识。他一方面指出日本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不充分，另一方面强调这一研究更应由中国研究人员来完成。关于研究的意义，他在绪论的第一节中总结了四点，耐人寻味。另外，正文从第一章至第五章，涉及明治时代之前到七七事变前日本各官厅、军队派往中国的留学生，以及派遣的动机和派遣后的情况。书中发掘了大量日本资料，并对其加以缜密的分析，这一点以往日本的研究未曾做到。运用不易理解的日语资料并对其加以解读，这一点也值得佩服。
本书的研究对象“官派来华学生”，可以说相当于中国留日学生中的“官费生”。中国向日本派遣的留学生，各省多于中央政府。与此不同的是，日本向中国派遣的学生，则以中央的官厅和军方为主。而且，若考虑到官厅和军方因各自情况并非一齐向中国派遣留学生，那么谭君从主干上把握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状况的论述方式便是妥当的，有的放矢地提出了问题。最终，作者在运用复杂难懂的日语资料阐明了日本人留华的史实之后得出了结论，我认为结论公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最后，我想谈一谈向读者推荐此书的理由。其一，内容可信。本书基于翔实的资料分析，自始至终以冷静的态度从各种角度阐明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的史实及其相互关系，其内容可信。其二，范围较广。本书运用大量日语资料进行论述，其内容之厚重给包括我在内的研究未及这一程度的日本研究者以巨大的刺激。此外，本书的内容并不局限于留学领域，也从多个角度为近代中日关系研究提供了思考空间。其三，研究方法上，谭君的留学史研究方法不仅对中日两国之间的互派留学史，也对两国以其他国家为对象的留学史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以本书出版为契机，愿谭君研究更加精进，愿中日双方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研究交流。

2017年6月于日本神奈川寓所


序　　三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杨晓

学生的著作就要出版了，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不知不觉地在头脑中浮现，“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头，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大学本科时，谭皓以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一等奖及全校同年级英语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到日本大分大学做交换学生的资格，于大三时到日本学习了一年。回国后，我看到了一个比以前沉默淡然，时常若有所思的不太一样的谭皓。他找到我说：“虽然，去日本读硕士并不难，但是，经过慎重思考，还是想回母校攻读教育史专业的硕士学位。”我是一个责任心过重，且做事过于认真的人。学生的信任，就是一种最大的鞭策，我生怕辜负了这种期望。从指导他的本科论文开始，我与他建立起了一对一的师生关系。本科论文《浅谈唐代进士行卷的兴衰及启示》获得了学校优秀本科论文，发表在《教育与考试》上。又指导他写作硕士论文《仓石武四郎中国语教育思想研究》，获得学校优秀硕士论文，发表在《日本学》第18辑上。毕业后，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成为王晓秋教授的博士生，攻读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专业，一晃七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是同事。今年，他第一次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就获得了成功，我欣然地品尝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滋味，睡梦里都在笑。
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近代日本人留学中国史，是天赋还是刻苦？是毅力还是勇气？是追求理想的壮志还是自我挑战的魄力？或者是兼而有之？体会着两种文化之间那种神秘莫测的差异，挣扎于信念与现实的冲突之间，陷落在不同评价带来的困惑之中……，凡此种种，一次次考验着这个想做“第一个吃螃蟹人”的毅力与心性。是的，克服了所有困难，才有今天这部著作的问世。
虽说万事开头难，但是坚持下去也不易。我期望谭皓能坚守这种学术研究的初衷，保持着一种高度的研究自觉性和历史使命感，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里，勤奋地耕耘，去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去夺取更大的成绩。

2017年6月于大连新华同仁轩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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