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品特色

內容簡介

瞿鞦白在就義前夕寫下《多餘的話》，全文兩萬餘字，總標題後引《詩經黍離》“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作為題記。正文共列7個標題：何必說——代序、“曆史的誤會”、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馬剋思主義、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綫、“文人”、告彆。《多餘的話》的獨特價值就在於他的坦誠與真實，讀者從中看到瞭一個立體的“人”。文中錶達的個人際遇感受，與時代的革命洪流形成強烈的反差和衝突，給後人留下瞭不同解讀的曆史謎題，也曾給他身後造成瞭諸多誤解與政治的餘波。

作者簡介

瞿鞦白（1899-1935），號熊伯，中國共産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作傢，文學評論傢。瞿鞦白精通俄語，頗有纔氣，翻譯瞭許多俄語文學、政治著作，是首位把《國際歌》翻譯成中文的人。瞿鞦白與魯迅有著很深的交往，其被捕後魯迅曾想方設法委托人營救。瞿就義後，魯迅嘆息良久，說：“瞿若不死，譯這種書（指《死魂靈》）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殺人者為罪大惡極。”並帶病編校瞭瞿的遺著《海上述林》。瞿鞦白另著有《赤都心史》《餓鄉紀程》等。

目錄

目 錄

多餘的話

何必說？（代序）/5

“曆史的誤會”/7

脆弱的二元人物/12

我和馬剋思主義/16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綫/21

“文人”/26

告 彆/32

記憶中的日期/37

亂 彈

亂彈（代序）/43

世紀末的悲哀/48

畫狗罷/51

啞巴文學/54

一種雲/56

非洲鬼話/58

狗樣的英雄/62

貓樣的詩人/68

吉訶德的時代/71

苦力的翻譯/74

水陸道場/76

民族的靈魂/76

流氓尼德/79

鸚哥兒/83

沉 默/86

暴風雨之前/88

新鮮活死人的詩/90

財神還是反財神？/94

財神的神通/94

狗道主義/97

紅蘿蔔/100

“懺悔”/103

反財神/106

小白龍/109

《鐵流》在巴黎/112

談談《三人行》/l18

散 論

房龍的“地理”和自己/129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134

豬八戒/l60

美國的真正悲劇/163

蕭伯納並非西洋唐伯虎/170

慈善傢的媽媽/172

鬼臉的辯護/174

王道詩話/178

關於女人/180

真假堂吉訶德/182

透底/184

中國文與中國人/186

關於高爾基的書/188

“非政治化的”高爾基/192

“美”/196

齣賣靈魂的秘訣/199

最藝術的國傢/201

人纔易得/203

擇 吉/205

《子夜》和國貨年/207

“打倒帝國主義”的古典/211

精彩書摘

何必說？（代序）

話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瞭生命的盡期，餘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瞭。就是有話，也可說可不說的瞭。

但是，不幸我捲入瞭“曆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傢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傢“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錶什麼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為“曆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裏做著這個，心裏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瞭武裝，被拉齣瞭隊伍，隻剩得我自己瞭。心上有不能自已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爾什維剋所討厭的小布爾喬亞智[知]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作瞭。

雖然我明知道這裏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裏，也未必有齣版的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人往往喜歡談天，有時候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瞭。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後“談天”的機會呢？

瞿鞦白

一九三五，五，一七，於汀州獄中

“曆史的誤會”

我在母親自殺傢庭離散之後，孑然一身跑到北京，本想能夠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度這一世，甚[什]麼“治國平天下”的大誌都是沒有的，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分守己的”專心於升官發財。到瞭北京之後，住在堂兄純白傢裏，北大的學膳費也希望他能夠幫助我——他卻沒有這種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試，又沒有考上，結果，是挑選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齣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這樣，我就開始學俄文瞭（一九一七年夏），當時並不知道俄國已經革命，也不知道俄國文學的偉大意義，不過當做將來謀一碗飯吃的本事罷瞭。

一九一八年開始看瞭許多新雜誌，思想上似乎有相當的進展，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可是，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無寜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鄭振鐸、瞿世英、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誌 的時候，我是一個近於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五四運動期間，隻有極短期的政治活動，不久，因為已經能夠查著字典看俄國文學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藝方麵瞭，對於政治上的各種主義，都不過略略“涉獵”求得一些現代常識，並沒有興趣去詳細研究。然而可以說，這時就開始“曆史的誤會”瞭：事情是這樣的——五四運動一開始，我就當瞭俄文專修的總代錶之一，當時的一些同學裏，誰也不願意乾，結果，我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袖”，我得組織同學群眾去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不久，李大釗、張崧年他們發起馬剋思主義研究會 （或是“俄羅斯研究會”罷？），我也因為讀瞭俄文的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 的某幾段，對於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的最終理想發生瞭好奇心和研究的興趣，所以也加入瞭。這時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學生運動正在轉變和分化，學生會的工作也沒有以前那麼熱烈瞭。我就多讀瞭一些書。

最後，有瞭機會到俄國去瞭——北京《晨報》 要派通訊記者到莫斯科去，來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傢”，尤其是藉此機會把俄國文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於是就動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 。

最初，的確吃瞭幾個月黑麵包，餓瞭好些時候，後來俄國國內戰爭停止，新經濟政策實行，生活也就寬裕瞭些。我在這幾個月內，請瞭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國史、俄國文學史。同時，為著應付《晨報》的通訊，也很用心看俄國共産黨的報紙、文件，調查一些革命事跡，我當時對於共産主義隻有同情和相當的瞭解，並沒有想到要加入共産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産黨的“創始人”，因為那時候，我誤會著加入瞭黨就不能專修文學——學文學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通行瞭。

可是，在當時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個俄文翻譯都找不到。因此，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的時候（一九二一年鞦），我就當瞭東大的翻譯和助教；因為職務的關係對馬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藝反而看得少瞭。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陳獨秀代錶中國共産黨到莫斯科 （那時我已經是共産黨員，還是張太雷介紹我進黨的），我就當他的翻譯。獨秀迴國的時候，他要我迴來工作，我就同瞭他迴到北京。於右任、鄧中夏等創辦“上海大學”的時候，我正在上海，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們請我當上大的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那時，我在黨內隻兼著一點宣傳工作，編輯《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還有餘暇研究一些文藝問題，到瞭國民黨改組，我來往上海廣州之間，當翻譯，參加一些國民黨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國民黨中央執行部的委員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産黨第四次全國代錶大會，又選舉瞭我的中央委員 ，這時候，就簡直完全隻能做政治工作瞭，我的肺病又不時發作，更沒有可能從事於我所愛好的文藝。雖然我當時對政治問題還有相當的興趣，可是有時也會懷念著文藝而“悵然若失”的。

武漢時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從重病之中脫險，將近病好的時候，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張，逐漸暴露機會主義的實質，一般黨員對他們失掉信仰。在中國共産黨第五次大會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於黨的領導已經不大行瞭。

武漢的國共分裂之後，獨秀就退齣中央，那時候沒有彆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實，我雖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發錶瞭一些議論反對彭述之，隨後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願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隻想望著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閤式[適]”，但是，又沒有什麼彆的辦法。這樣我擔負瞭直接的政治領導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這期間發生瞭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及最早的鞦收暴動。當時，我的領導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瞭，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和主持的，我卻因為對組織尤其是軍事非常不明瞭也毫無興趣，所以隻發錶一般的政治主張，其餘調遣人員和實行的具體計劃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自己就感覺到空談的無聊，但是，一轉念要退齣領導地位，又感[覺]得好像是拆颱。這樣，勉強著自己度過瞭這一時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共産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許多同誌反對我，也有許多同誌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瞭我罷，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但是，終於沒有說齣口。當時形格勢禁，舊乾部中沒有彆人，新乾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隻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可是，事實上六大之後，中國共産黨的直接領導者是李立三和嚮忠發等等，因為他們在國內主持實際工作，而我隻在莫斯科當代錶當瞭兩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綫走上瞭錯誤的道路，我迴到上海開三中全會（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覺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確實非常薄弱，竟辨彆不齣立三的錯誤程度。結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會議——就是四中全會，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我的政治局委員，新乾部起來接替瞭政治上的最高領導。我當時覺得鬆瞭一口氣，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當瞭中國共産黨領袖之一，最後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領袖（不過並沒有像外間傳說的“總書記”的名義）。

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的性格、纔能、學識，當中國共産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曆史的誤會”。我本隻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結[積]習未除”的。對於政治，從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瞭。工作中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形勢實在懶得問。一方麵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錶現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彆的方麵也是十幾年為著“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麼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産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當擔負什麼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主觀上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說齣來罷瞭。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瞭某某黨的領袖的名聲十來年，這不是“曆史的誤會”，是什麼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隻羸弱的馬拖著幾韆斤的輜重車，走上瞭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瞭。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厭[壓]。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密[蜜]的”休息，以緻於腦筋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産黨四中全會開除瞭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的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我不過剛滿三十六歲（雖然照陰曆的習慣算我今年是三十八歲），但是自己覺得已經非常的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瞭。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的瞭。本來我從一九一九年就得瞭吐血病，一直沒有好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瞭，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雖然現在肺癆的最危險期逃過瞭，而身體根本弄壞瞭，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從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智昏瞀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筋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負責時期，神經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的不安眠，為著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這繼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得衰老時期還很遠。這十幾年的辛勞，確實算起來，也不能說怎麼瞭不得，而我竟[成瞭]頹喪殘廢的廢人瞭。我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禁磨練嗬！

或者，這不僅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瞭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瞭；可是我的傢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睿韶還在湖北布政司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瞭湖北巡撫。因此我傢的田地房屋雖然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的時候，卻靠著叔祖伯父的官俸過瞭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麵“必須”繼續維持。我母親寜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傢裏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僕婦（積欠瞭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餘的木器去抵賬。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錶麵不容易察覺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麵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瞭馬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瞭這條思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剋思主義是什麼？是無産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齣來的小資産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鬥爭……以至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産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 ——高等遊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裏不斷的鬥爭，也就侵蝕瞭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製自己的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極勉強的用我所學到的馬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産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當我齣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斷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種工作是“替彆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於結束，好“迴到自己那裏去”休息。我每每幻想著：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上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為著發展什麼教育，隻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瞭，在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麯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這種二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發著[覺]——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瞭解瞭，已經不能夠絲毫自欺的瞭；但是八七會議之後我沒有公開的說齣來，四中全會之後也沒有說齣來，在去年我還是決斷不下，一至延遲下來，隱忍著。甚至對之華（我的愛人）也隻偶然露一點口風，往往還要加一番彌縫的話。沒有這樣的勇氣。

可是真相是始終要暴露的，“二元”之中總有“一元”要取得實際上的勝利。正因為我的政治上的疲勞、倦怠，內心的思想鬥爭不能再持續瞭，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錶意見，中央怎麼說，我就依著怎麼說，認為我說錯瞭，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麼心思去辨[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瞭；一切工作隻要交代得過去就算瞭。我對於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隻因為久年的“文字因緣”，對於現代文學以及文學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份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數較少。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許我多所思索瞭。

體力上的感覺是：每天隻要用腦到兩三小時以上，就覺得十分疲勞，或者過分的畸形的興奮——無所謂的興奮，以至於不能睡覺，腦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嗬，所謂無産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嗎？ 我想，假定我還保存這多餘的生命若乾時候，我隻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隻做些不用自齣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結束瞭罷。

也是烈士，當看看，那時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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