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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 ：1984年11月，日本发行新钞，将原本旧钞上的圣德太子等政治人物改为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夏目漱石三个文化名人，代表日本已进入“文化大国”，其中万圆大钞上的肖像就是福泽谕吉。

二：《福泽谕吉自传》日文原名《福翁自传》，系福泽谕吉根据自己口述的速记稿加工整理而成，反映了他一生的经历和思想变化，被日本列为国民必读书目，也是日本自传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内容简介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福泽谕吉是日本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福泽谕吉自传》日文原名《福翁自传》，系福泽谕吉根据自己口述的速记稿加工整理而成，反映了他一生的经历和思想变化，被日本列为国民必读书目，也是日本自传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

福泽谕吉（1835-1901）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出身于丰前中津藩贫穷武士家庭，跟随兰学大家绪方洪庵学习兰学，23岁就创办了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学堂。他曾三次随幕府使节远渡欧美汲取新知、开拓视野，成为日本的“开眼看世界第1人”。

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日本的伏尔泰”，其著作《劝学》《西洋事情》等不仅是明治时代的畅销书，《福泽谕吉自传》更被列为日本国民必读之书。

精彩书评

① 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献媚于人。 ——福泽谕吉

② 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福泽谕吉

目录

目录：

1.童年　/ 001

2.游学长崎　/ 018

3.大阪修业　/ 033

4.绪方学堂的学风　/ 050

5.至江户眼界大开　/ 080

6.初游美国　/ 089

7.周游欧洲列国　/ 105

8.攘夷论　/ 118

9.再度美国行　/ 137

10.明治维新　/ 146

11.暗杀疑云　/ 182

12.杂记　/ 192

13.维持生计　/ 207

14.品性家风自成一格　/ 231

15.老年余生　/ 245

附录　福泽谕吉年表

精彩书摘

1 童　年

　　我的父亲是丰前中津奥平藩①的武士福泽百助，母亲是同藩的武士桥本滨右卫门的长女，名于顺。由于父亲的身份勉强可以晋见藩主，所以应该比足轻②还高数等，属于下级武士，相当于明治时代的判任官。他在藩内负责会计工作，在大阪的中津藩仓储批发处任职，所以我们全家搬到大阪。我们家的小孩都在大阪出生，兄弟姊妹共五人，哥哥是长子，接下来是三个女孩，我是老么。我生于天保五年（一八三四）十二月十二日，当时父亲四十三岁、母亲三十一岁。天保七年六月，父亲不幸病逝，留下母亲一人与五个孩子。当时哥哥十一岁，我虚岁三岁。如此一来，我们无法待在大阪，五个兄弟姊妹只好随着母亲返回中津藩地。

◎ 手足无法适应中津风土

　　返回中津之后，我记得，我们兄弟姊妹五人无论如何都无法与中津人融洽相处。之所以无法融入他们的生活，并非有特别的理由，而是堂表兄弟姊妹太多了。既有堂兄弟姊妹，也有表兄弟姊妹，总共数十人。此外，附近的小孩也很多。

　　虽然有很多小孩，可是我们无法与他们打成一片，最大的原因是由于语言差异而觉得可笑。我们兄弟姊妹说大阪话，中津人觉得我们的语言很怪异，我们也觉得中津方言很好笑，彼此因而很少讲话。

　　其次，虽然母亲出生于中津，但是长久居住大阪，习惯大阪的风俗，不管是小孩的发型或穿着都依照大阪的方式。由于我们穿着原本的衣服，当然与中津的样式不同。除了穿着、语言不同之外，再没有其他原因。不过，小孩子总觉得害羞，自然而然不愿出外与别人游戏，兄弟姊妹只好自成一个孤立的团体游玩。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家父原本是个学者，普通的汉学者。他在大阪的工作是负责与加岛屋、鸿池等大阪富商交际，并掌管藩债的事务。父亲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他原本只想当个专心读书的学者，不想整天沾满铜臭味，偏偏他的工作是要拿着算盘数钱，还得负责谈判藩国债款延期等事。

　　从前的学者与今日的洋学者不同，他们看到钱就认为眼睛受到污染。这么纯粹的学者竟然去做这么纯粹的俗事，难怪他会忿忿不平。因此他在教育孩子上完全依照儒家传统。

◎ 儒家传统的教育

　　在大阪时，我年纪还小，尚不用学写字。当时哥哥大约十岁，姊姊七八岁，他们在仓储批发屋内习字读书。该处聘请一位教写字的老师，附近商人的小孩也来学习。当时教写字母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大阪是个商业城，所以老师也教九九乘法。当父亲听到兄姊在学“二二得四、二三得六”时，大发雷霆地说：“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小孩子学什么算术，真是岂有此理。我不让小孩子在这种地方学习，以后不知还会教些什么东西，立刻叫他们回来！”上述的事情是母亲告诉我的。

　　我可以推测，家父是个对任何事物都很严格的人。从父亲遗留的手书，便足以证明他是个彻底的汉儒。他特别崇拜京都古义学派的伊藤东涯（一六七○～一七三六年），即使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也绝不做亏心事，所以他的作风自然而然地影响我们家人。一母五子，不与人交往，也绝少参加社会上的交际，不管是白天或晚上，只听母亲的教诲。父亲虽然去世了，却宛如活在我们身边一般。

　　我们居住在中津，语言、衣着与当地人不同，兄弟姊妹自然形成一个团体，在沉默之中，显现出自己的高尚气质。在我们眼里，中津人都是俗物，甚至具有血缘关系的堂表兄弟姊妹，在我们心里无形中也都低了一等。我们与中津的小孩交往，从不责备他们，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寡不敌众，另一方面是因为根本无从指责。在我们内心，完全忽视他们的存在，换言之，打从心底瞧不起他们。

　　我至今还记得，年少时我在家中非常饶舌，整天蹦蹦跳跳极为活泼，然而我却不会爬树，也不会游泳。其原因大概是我们无法与同藩的子弟打成一片，一直处于孤立状态的缘故吧！

◎ 虽然家风不严但极为规矩

　　如前所述，我们与中津人的语言、风俗迥异，所以有时非常寂寞。虽然寂寞，但是我们的家风极为规矩。并非有严格的父亲在监督我们，可是我们母子和睦相处，兄弟姊妹从不吵架。不只如此，无论如何绝不做下流之事。没有人教导我们，母亲也绝不是唠叨的人，我们自然而然如此，这大概是父亲的遗风以及母亲感化的力量吧！

　　以乐器来说，我不曾想听三味线琴等音乐，更别说是弹奏了。也不曾想要看戏。每到夏天，中津即有地方戏演出。遇到庙会，地方戏照例演出七天。如果是由乡下演员演出，藩方会贴出布令： 戏曲演出日，武士不准观赏，禁止涉足住吉神社石墙之外。这布令看起来非常严格，然而毕竟只是一个布令，因此下级武士只插一把小腰刀，用头巾遮着脸，大胆地破坏剧团的围篱进去看戏。如果有人责备他们，反而会被他们大声责骂，所以大家都不敢有所指责。商人工人都付钱去看戏，身为士农工商之首的武士却化装易容，大摇大摆地看霸王戏。在中下级武士当中，大概只有我们一家不看戏，我们绝对不去。只要公布了不准超过哪个界线，我们即不越雷池一步。母亲虽是妇道人家，她绝不在孩子面前谈到一句有关戏曲的事；哥哥也不曾说要看戏，我们全家都不提这件事；到了夏天，我们会去乘凉，如果那附近有戏曲演出，我们既不心动，也不会讨论演出什么戏曲，我们全家都对此漠不关心。

　　前面说过，父亲不甘于当个俗吏，其实他可以脱离中津藩到外面独立发展，可是他没有这么做。当时的局势使他无法自由进退，所以不论什么事他都忍气吞声、安贫乐道。我至今仍为父亲的遭遇感到同情而深觉遗憾。

◎ 人是社会的寄生虫

　　我的手段极为卑鄙，而且丝毫不感到羞耻，也不觉得做错事。当时我的想法是不拿白不拿，就好像打猎时，捕到雁会比射到麻雀还伟大。因此，我若是捞到一大笔钱，就觉得很伟大，当然这是极为肤浅的想法。

　　本来我的天性并没有那么卑鄙，而且我出生在家教严谨的家庭，母亲为人正直，从小教导我们绝不可心存贪念。为何我会对中津藩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如此说来，人可以说是社会的寄生虫。若是社会维持不变，这寄生虫则不断无限制地繁殖。要除去这寄生虫，亦即习惯的奴隶，让社会焕然一新，只有等待发生激烈的大变革才有可能。

　　现在维持了三百年的德川幕府已经垮台，日本社会产生大变革，我也宛如大梦初醒，自觉对藩国应该改变原有的态度。我从前之所以对藩国做出那么多无耻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过于尊崇藩主，把他当作比一般人更高超的人物，而且认为他的财产就是大家的共有物，不知不觉产生了卑鄙的想法。现在藩主也与我们一样平等，既然是平等的，那么我贪想别人的财产就不对。

　　维新当时，我并没有特别的思考，也没有自创学说，只是我的心境变化激烈。为何一个原本专对藩国做卑鄙无耻勾当的人，后来会推辞藩国的薪俸？即使不推辞也没有人会嘲笑我，为什么我的变化会这么大？这就好像贪婪的朝鲜人严厉拒绝别人的礼物，一下子升华成伯夷叔齐般的圣人。我对自己的这种激烈变化感到吃惊。追根究底，我认为是封建制度的政府垮台之后，个人的奴隶心也随之一扫而空。

◎ 无法指望中国成为文明国

　　谈及此，顺便提到中国的前途。纵观今日中国的情势，我认为只要满清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无法迈向文明开化的大道。换言之，必须彻底推翻这个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国家，人心才能焕然一新。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将满清政府推翻之后，中国是否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么成功，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

◎ 中津藩的平静有其原因

　　话题越扯越远，不过我还是要来谈中津藩的情形。如前所述，我绝不介入勤王佐幕这种天下事的政治议论，至于中津藩的藩政，我更是毫不关心，因此我一直过着心情愉悦的生活。

　　明治维新时，纵观诸藩国的情势，勤王派与佐幕派激烈对立，动辄命令旧大臣切腹自杀，或者因为藩政的大改革而引起党派的流血冲突。诸藩国当中十之八九皆是如此。如果当时我在政治上有求取功名的企图心，至中津藩提出佐幕或是勤王的主张，必定会引起一阵骚动。

　　然而我不发一语，如果遇到有人争论，我会对他们说大家不要吵了、冷静下来吧。我就是如此淡泊，也因此中津藩极为平静，不但没有发生杀人事件，也没有处罚官员的事情发生。

◎ 向中津藩大老劝说以不变应万变

　　我于明治三年（一八七○）至中津迎接母亲。当时藩政也已经过大幅度的改革，众人听到我从东京返乡，便想听取我对局势的看法。我被叫到大老的家里，一看，里面坐满了文武百官。我猜测，他们一定认为我会发表惊人的见解。大老们担心地问：“中津藩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们如坠入五里雾中，不知怎么走。”我回答：“不用担心，一切以不变应万变。有很多藩国想平均俸禄而闹得鸡犬不宁。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做任何改革，一切按照旧制度，拿千石俸禄的人维持千石，拿百石的人维持百石，天下太平、无为而治才是上策。”我一说完，在座的官员皆目瞪口呆，另一方面却露出放心的表情说：“阁下的言论是个稳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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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启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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