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精神1: 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修订本）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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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贝淡宁，艾维纳著，吴万伟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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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重庆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

ISBN：9787229128104

版次：1

商品编码：12283064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80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城市，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人类追求自由、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象征。如今，更多的人为了寻找更美好的生活, 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在城市落脚。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独特的历史和地域，以及其居民所表达出的独特习性和价值观，形成了各自的精神。比如，北京，代表着中国肃穆和正统的文化和政治；巴黎，弥漫着高贵优雅的时尚风格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纽约，自由女神象征的新天地和美国梦承载的野心勃勃……

选择一座城市，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

我们是如何被这座城市吸引而来的？落脚的城市是否是心灵真正的家园？我们心底所骄傲的，有没有被这个城市表达出来？我们有没有被这座城市所接纳和呵护？……这或许是每个怀揣梦想和希望的异乡人一直在追问的问题。

在《城市的精神 : 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中，有“中国*受欢迎的外国学者”之称的著名学者贝淡宁和艾维纳用街头漫步和聊天的方式考察了世界*具吸引力的九大城市：耶路撒冷、蒙特利尔、新加坡、香港、北京、巴黎、牛津、柏林、纽约，他们希望用轻松的方式和严谨的哲学、社会学思维帮助当代人在城市中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城市的精神 : 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在出版当年便受到了广泛关注，荣获了“2012年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奖。编者希望本书能给正处在城市化进程发展快速期的中国城市及其参与者有更多的启示，让我们的城市更具包容、开放性，给生活其中的人以尊严和好的生活，希望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城市的善意和温暖，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而努力。

内容简介

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全球，人类正在经历高度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落脚城市，漂泊和乡愁成为人类共同的命运。城市不仅要成为人们的生存空间，更要担负起安顿人们心灵的重任。当我们脱离乡土，如何在都市丛林中寻找归属感？如何在城市中成就自己的美好生活？

两位哲学家用街头漫步和聊天的方式考察了世界*具吸引力的九大城市：耶路撒冷、蒙特利尔、新加坡、香港、北京、巴黎、牛津、柏林、纽约，不仅描绘了每个城市丰富多彩的历史，还从小说、诗歌、传记、旅游指南、建筑标记及作者的亲身经历等多种素材中撷取资料论证其观点，论述了每个城市的精神是如何体现在各自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阐明了市民对城市精神的自豪感是如何抗衡全球化带来的同质化倾向和遏制民族主义泛滥的主题。

作者简介

作者

贝淡宁（Daniel A.Bell）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与苏世民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拥有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员。其著作包括《贤能政治》《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中国新儒家》《超*自由民主》《东方遭遇西方》《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等。

艾维纳.德夏里特（Avner de Shalit）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马克斯?坎佩尔曼民主和人权研究所所长，拥有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问题、贫困、不平等和城市问题，著有《人民的劣势和权力：在怀疑时代讲授政治哲学》等。

译者

吴万伟

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翻译研究所所长。译有《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贤能政治》《中国新儒家》《儒家民主：杜威式重建》《行为糟糕的哲学家》《大西洋的跨越》《分配正义简史》等作品。

精彩书评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气质

真正的城市精神，一定是自治、自由与自我的。它不是宏大叙事的行政精神，而是自下而上的市民精神。

——著名作家宋石男

虽然城市是通过建筑和物质外观区分开来的，但贝淡宁和艾维纳提出了令人瞩目的观点，即世界众多大城市及其居民能表达出自己独特的习性和价值观。《城市的精神》带领读者进行了一次范围广泛、魅力无穷的个人旅行。

—— 威托德.黎辛斯基（Witold Rybczynski）《临时性的大都市：城市观点》作者

在肤浅的排行榜和商业调查泛滥的领域，《城市的精神》代表了美学对商业的胜利。通过在九大城市散步和生活，贝淡宁和艾维纳解开了世界上*吸引人的城市的奥秘。这种令人羡慕的崭新方式比任何理论都更能说明问题。

——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如何转动世界：全球未来的复兴之路》作者

本书的风格是迷人的对话体甚至自传体，这与当今流行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方法相去甚远。对于热爱城市的人来说，甚至包括不喜欢城市的人，《城市的精神》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从事业到风格：现代主义建筑遭遇美国城市》作者

用什么语言给蒙特利尔移民的孩子授课是引起社会冲突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移民都把孩子送到英语学校，这可以增加经济机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这种做法引起说法语的蒙特利尔人的不满，他们正在为自己语言社区的成员争取平等的经济前景。

新加坡（建国之城）

最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府放松了对公民社会的控制。或许政府最终承认充满活力的结社生活是爱国主义的真正秘密。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充当中介的协会对爱国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打破了社会孤立，允许人们合作，发现了本来可能被忽略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香港（回归之城）

不是香港人不关心穷人，他们只是不相信国家福利总是或常常能保护他们的利益。过多的国家福利破坏经济发展。其实也存在其他方法保护有需要的人的利益，如利用（但不会破坏）普遍认同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香港自回归中国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加深或许与香港人的主流精神一致。

北京（政治之城）

北京人有强烈的公民意识，这个城市充满了国家的象征。所以对城市感到自豪也意味着对国家感到自豪，批评这个城市也意味着批评这个国家。无论如何，在北京发生的事具有更大的意义。

牛津（学术之城）

不守常规或学界人士常说的“盒子之外的思考”，是学习和研究中创造力的基础。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一年多之后才理解，不守常规不仅得到大学而且得到城市的鼓励。五一节的庆祝活动既有传统的莫里斯舞蹈者；也有几十个居民和学生组成的群体，早上5点在附近学院高塔传来唱诗班的歌声时，跳入查尔斯河冰冷的水中游泳。

柏林（宽容之城）

实际上，在访问柏林和研究其历史的时候，你可能对一个特别的问题感到困扰。有时候，它是欧洲最宽容的城市，但它常常又堕落为最不宽容的中心。究竟是什么让这个城市在态度上如此极端摇摆呢？

巴黎（浪漫之城）

浪漫主义有两种。我们已经讨论了好莱坞版本的浪漫：来到巴黎爱上它。这是我们采访的巴黎人拒绝的那种浪漫主义。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我们称之为“非巴氏消毒”的浪漫主义，这更接近他们的精神。

纽约（抱负之城）

公民精神的最完美体现就是在危机时刻。出售“我爱纽约”口号的努力或许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城市品牌塑造活动。但它的成功建立在人们对这个城市及其生活方式真诚的爱的基础上。纽约风格的公民精神限制了对个人抱负的追求，如果没有了共同体意识，纽约早就被另外一个世界之都超越了。

译后记

精彩书摘

在巴黎，浪漫主义这个词更多地与19世纪30年代维克多?雨果领导的艺术和文学运动密切相关。它挑战古典主义的秩序和限制，呼吁言论的更多自由，采用新的文学实验，如探索边缘人生活的小说。但是romantique这个词最初被用在外部的自然景观，用在更多非正式的、更少控制的花园，被称为英式花园（与之对应的是凡尔赛精雕细琢的对称的花园风景）。最著名的例子是卢梭在《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Rêveries of the Solitary Walker）中的第五次散步，写于1778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比尔湖的岸边比日内瓦湖的岸边更荒凉更浪漫，因为石头和树林离水更近。”卢梭对摆脱社会规范束缚的个人自我的理想化和他对现代文明的压迫和不平等的攻击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的关键主题。孤独的散步者的都市对应者就是“闲逛者”（flâneur），用查尔斯?波德莱尔的术语就是“人行道上的植物学家”。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Le Sleen de Paris，1869）是用散文诗的形式写成，在他死后出版。他痴迷于巴黎现代化的仓促中遗留下来的人类碎屑。在《穷人的眼睛》（The Eyes of the Poor）中，他讲述了衣衫褴褛的穷人家庭寻找新咖啡馆的故事，用小孩子的眼睛说：“真美啊，真漂亮。但那是一个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才可以进去的房间。”波德莱尔表达了他的想法：“不仅我被这家人的眼睛感动了，我甚至感到羞愧，我们的杯子和酒瓶远远大于我们的实际需要。”重点不是批评感情的泛滥：波德莱尔在赞美葡萄酒、诗歌和美德的“醉态”，关键问题是，有些人在物质上被剥夺了享受“非巴氏消毒”的浪漫机会。

艾维纳和我路过宾馆附近的特雷维索街上的康纳利斯餐馆探头一看，简朴的棕色桌椅，挤满了形形色色的、欢快的、热烈交谈的人，很热闹。我们走进去，受到热烈欢迎。招待请两个逛街者就座，指着靠窗的一张桌子说：“你们坐在这里还是进包间？”饥饿之下，什么地方对我们来说无所谓。招待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菜谱时就推荐了几道菜。实际上，饭菜非常好。简单朴素、最新鲜的材料、口味丰富——真正的和而不同。饭菜精美可口，气氛也好，白天夜晚都顾客盈门，可是这家饭店要关门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为什么？”我们问招待（他是老板之一，共三个合伙人）。他介绍了厨师（另一个老板），厨师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好几年了，需要一些新鲜的事。艾维纳和我依旧疑惑：“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走？”他说：“我们需要新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第二天我们再次来这里吃午饭，继续聊了一下。这次，做招待的老板承认他们关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担心未来糟糕的经济状况，他们在更富裕的街区开了一家更小的饭馆，这样他们可以继续钻研自己的厨艺，而不必过分担心钱的问题。艾维纳和我对这种反应稍微有些失望，但认为这仍然和我们在纽约或香港发现的情况不一样。在那里，老板往往要把饭馆一直开下去，直到生意开始下滑为止。

在巴黎，讨论金钱或社会地位等话题是令人反感的。好生活的关键是表现出个人的创造性，并非只有艺术家才是艺术家。如果创造性的表现不能自然显现，政府将过来帮忙。不管政治左派和右派的差别在哪里，双方都支持政府干预支持文化的原则。1959年，保守派总统查尔斯?戴高乐给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一个任命书，创办文化部。马尔罗宣称法国的使命是“为人类社会提供思想和精神行动的手段和方法”。1981年，社会党总统密特朗任命了一个挥霍的文化部长杰克?朗，开始了补贴法国先锋派艺术家的庞大项目。今天，法国花费GDP的1.5%支持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德国的为0.7%，英国的是0.5%，美国的是0.3%）。文化部连同其11200名工作人员将大量金钱花费在博物馆、歌剧院和戏剧节上。该部在20世纪80年代还任命了高级项目专员（a chargé de mission）专门负责时尚、歌曲和各种活动（绰号是“摇滚部长”）帮助法国与盎格鲁-撒克逊竞争。文化补贴无处不在。从电影票上抽走的税的11%返还补贴国家电影生产，政府对每个拥有电视的家庭征税以支持高质量的公共节目（自2009年6月，从晚上8：00到早上6：00公共频道上不再有广告）。政府对在表演艺术方面的自由职业者提供免税优惠。画家和雕塑家的画室工作室也会得到补贴。最好的是，政府工作人员用得到午餐券的补贴去支持餐饮业。政府强迫雇员超过50人的公司支付总工资的2%给单位内部的企业委员会，这笔钱被用来为工人建造公司餐厅或者分配餐券。63000家法国餐馆接受这些午餐券（它们的窗户上有一个纸条，“接受餐券”）。这些政策会限制消费者的选择吗？当然。但更是支持“非巴氏消毒”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花费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上。

早上六点半，艾维纳出去寻找最近的咖啡馆。空气清冷，但太阳已经出来了，很快就会暖和的。他在夏德特街找到一家热情友好的、带有大窗户看街景的咖啡馆。电视开着，却没有人看。五个人站在吧台前和老板聊天。艾维纳点了一份意式浓咖啡，正要付钱，但老板不收。艾维纳感到奇怪，所以就观察其他顾客。他注意到人们进来的时候说“早安”，只是在离开时再付钱。他明白了：在咖啡馆喝早餐咖啡不仅仅是喝一杯浓浓的不加牛奶的液体，而是聊聊天，放松一下，在本地咖啡馆加深与社区其他人的纽带感情，虽然只是闲扯或有关政治的辩论。艾维纳回忆起在曼哈顿的星巴克咖啡馆。他一进去，一个员工就大声打招呼：“早上好！”接着是：“你要点什么？”在曼哈顿，咖啡业要求服务好，顾客总是对的。而在巴黎，它是社区生活和传统。顾客或许错了，如点菜时付账，他会被纠正以便明白游戏规则，下次再进来时便成了社群的一部分。当天晚些时候，艾维纳和我在另外一家咖啡馆停下来。艾维纳点了奶酪和浓咖啡，但侍者有点儿家长式作风，他说咖啡应该在奶酪之后喝，不能同时享用。艾维纳理解了。在美国游客看来这种不礼貌的做法是培养“非巴氏消毒”生活方式的努力。

在将各相关事项削减至最低经济标准的趋势下，抵抗全球化的斗争部分体现在人们努力维护传统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上。在法国，通常表现在传统食品的象征性价值，正如1999年7月若泽?博韦领导法国农民破坏米洛麦当劳店的著名案例。这个事件前的几个星期，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允许美国政府对欧洲“奢侈品”征收附加税以回应欧洲拒绝进口美国牛肉。美国政府征税的项目之一是（非巴氏消毒的）洛克福尔奶酪，这种奶酪只能在洛克福尔镇的洞穴里生产，因为它使用的是那里生产的一种特定细菌菌株。这种奶酪必须满足传统品质要求，如产羊奶的羊是在这个镇周围100英里范围内养大的等条件。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激怒了米洛周围为洛克福尔供应奶的农民，他们以攻击麦当劳店作为回应。

在很多城市，一小群乡下农民搞的这种抗议活动被视为反动派的花招而不屑一顾。但是在巴黎，他们被当作民族英雄，若泽?博韦被拥戴为反全球化运动的领袖。如果是保护法国的伟大美食传统，巴黎人会支持这个事业，不管经济上付出了什么代价，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对土地的依恋，对法国农村生活方式（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的留恋。很难想象另外一个大城市的居民对农村传统会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更典型的或许是上海人对“落后的”农民的蔑视）。巴黎人实际上是把他们的饮食传统带到城市来了。巴黎人在农贸市场和在专营食品零售店人均购买的食品，要比法国其他地方的居民更多。面包店、奶酪店、肉店在巴黎更常见，远远多于连锁超市（而在法国乡下则正好相反）。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客必须显示他们对农村传统的了解，这在其他大城市也许会觉得非常怪异。这里值得引用加拿大两个观察家对法国文化的幽默描述：

法国国际农业展每年三月都在巴黎举行。首先，我们吃惊地发现法国的农业展是在巴黎，而不是在“外省”的某个地方举行。当然，巴黎位于法国最富庶的农田之中，这些地方是巴黎早期力量的来源。因为展览，巴黎再次展示其肌肉给其他国家看。每年，总统、总理、半数的内阁部长都会到农业展览会上视察，与农民握手，蹲下来挤牛奶，或摸摸逗人喜爱的小猪。他们的行为会被媒体详细报道。但它更多是个测验，而不是刻意安排的媒体拍照机会。所有法国政客都被期待熟悉农场动物和生产。前总统雅克?希拉克每年都会因为熟练地抚弄小羊羔，热情地拍打奶牛屁股而得到热烈赞美。但是，政客的名誉也会因为在展览会上的糟糕表现而受到影响。前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因为糟糕的处理技巧而出丑，小羊羔在他的上衣上撒了尿，这件事将一直保存在他的档案中。

或许抗拒转基因食品、快餐食品、大众文化的美国化袭击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我们可以指望巴黎人会进行一场漂亮的战斗。

我们遇见了研究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著名学者程艾蓝。在巴黎出生和长大的程艾蓝友好地答应谈谈她的城市。她邀请我们到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附近的咖啡馆吃午餐。程艾蓝最近被任命为著名的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但她在提到它时似乎很尴尬。谈到了巴黎的谈话艺术，程艾蓝解释说谈话就像游戏：“你享受它，它显示你流利的口才;你用之冒险，你会试图讨好但并不把整个事情看得过于严肃。其目的不是展示或者说服而是感受谈话本身的乐趣。”我们用英语交谈，程艾蓝的英语非常流利，带着牛津剑桥口音（她在剑桥待了好几年），能非常清晰地表达她的意思，有一种英国学者风格的谦虚和谨慎，和她提到的巴黎辩论方式非常不同。但是，当我们问她远离巴黎后最想念它的是什么时，她说是思想生活、对话和娱乐。

巴黎人辩论的方式扎根于17世纪和18世纪贵族沙龙传统。旧制度的法国贵族形成了一种社交艺术，其中新式对话是核心。左派因为日益孤立于政治和政府管理而影响力渐弱，无事可做，所以把精力转向发展礼仪的精细规范，华丽的、激烈的思想交流成为社交和思想生活的模式。正如贝内代塔?克拉维里（Benedetta Craveri）所说的，“只有旧制度的贵族成员（整日有大量闲暇时间，除了炫耀自己根本不用担心任何事的人）才不会让社交生活和艺术本身终结。这个幸福的乌托邦是上帝赐福的岛屿，是天真的阿卡迪亚（世外桃源），这里没有日常生活的烦恼，可以专心培养虚幻的道德和极致的审美”。凡尔赛宫是政治和管理中心，而18世纪的巴黎在社会和思想生活中占了上风。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凡尔赛宫，策划阴谋，而在巴黎，纵情享乐。”沙龙往往是由富有魅力的漂亮女人主持，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精致的谈话把快乐最大化。女主人的职责被认为是制订游戏规则，有个女主人这样描述，她有必要让“欢快的精神占上风，但同时在全体宾客心中产生一种对任何事物都感到开心的情绪，不感到无聊。大事小事都可以聊，只要说得优雅得体，没有任何限制”。有些女主人也因为她们的机智和聪慧而受到追捧。这里有一个男性崇拜者杜乔特尔对杜德芳侯爵夫人这样描述道：“如果遇到即兴的和演出的戏剧问题，我们求助的人就是你。我常常享受你在火炉边的快乐，你的表现令人敬佩。无论是性格还是思维方式都是那么的丰富多彩和魅力无穷。你的言论是多么深刻，多么有力和多么准确啊。即使是在闲聊的时候，也没有漏掉任何内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人痴迷、激动和钦佩。对哲学家你是无价之宝。”

我们知道，“天真的阿卡迪亚”在1789年法国革命开辟血腥和恐怖的道路后被废除。但是，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贵族仍然保留了他们的风格和尊严：“在监狱中，男男女女衣着依旧非常讲究，他们相互拜访，还在走廊尽头的四支蜡烛处举办沙龙。他们讲笑话、写情诗、唱歌，为自己仍然像从前一样气派、快乐和优雅而感到自豪。你难道会因为碰巧住在糟糕的酒店就变得忧郁和粗野吗？在死囚押送车上，在法官面前，他们仍然保持着尊严和微笑，妇女带着独有的安详和平静走上断头台，就像去参加社交聚会一样。”

但是，没有被杀死的是谈话的艺术。革命之后，它变得民主化了，不再是贵族精英的专利。19世纪，女作家斯塔尔夫人（在年轻时了解过谈话的艺术）举办沙龙，她对谈话的描述直接来自旧制度的贵族沙龙：

在兴味盎然的谈话中感受到的满足感，并不完全来自所谈论的话题。谈话中涉及的无论是观点还是知识，都不是人们最主要的兴趣点。相反，这是一种特定的方式，可以使人们对他人产生影响；人们相互迅速地给彼此带来快乐；想到什么就快速说出来，享受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感情流露而不是装模作样地鼓掌；通过口音、手势、表情的细腻变化展示个人的才华。谈话中自然产生的火花四溅的电流，让人们摆脱了过分活泼的负担，也让他人从痛苦的冷漠中惊醒。

巴黎仍然是这种对话的中心。这是斯塔尔夫人在1814年对这个城市的描述：

在我看来，巴黎是世界上谈话的智慧和高雅品位得到最广泛传播的城市。而所谓的“怀乡病”，是对故乡难以描述的哀思，这和朋友别离的情绪没有关系，特别适用于制造谈话的乐趣。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你说出来的话不仅是为了交流思想、情感，表达关心的手段，而且是制造快乐的工具，对某些人来说就像音乐，对另外一些人就像烈酒，它能够刺激人们兴奋起来。

不幸的是，斯塔尔夫人被拿破仑流放10年，在她的怀旧伤感中，她说巴黎“是世界上没有幸福也最能将就的地方”。如果斯塔尔夫人仍在世，她可能更喜欢巴黎。今天，人人都明白要尊重能言善辩者，要竭力提高说话的水平，这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显示出来了。

即使巴黎地铁里的乞丐也都能言善辩，口才了不得。他们进入地铁车厢后先请求大家原谅他们的打扰，然后认真地解释如何落入现在的处境，为随后提出乞讨要求奠定基础。甚至能听到乞丐使用押韵体发表这种演讲。押韵的诗歌需要花费两三站甚至四站才能讲完，最初的听众可能在他们讲完之前就已经走掉了，但他们很少走捷径，总是用同样的方式总结其请求，解释他们需要钱“吃、喝、保持洁净”。接到别人递来的钱后，在走出车厢前不忘感谢乘客听他们演讲，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若在北美洲，人们都不指望政客能有这样流利的口才。

巴黎风格的政治对话不是寻求共识或者寻找真理，而是主张真理。你以大无畏的气概提出原则，然后寻找原因或考虑其隐含意义（巴黎人在日常对话中也会常常使用“先验”这个词）。观点变成了理想，任务变成了调整现实适应理想，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在巴黎与法国的亲戚共进午餐，我讲了一个笑话，法国两个知识分子反对政治改革的一项计划，理由是，在实践中行得通，但在理论上却说不通，在座的却没有人觉得好笑。艾维纳和我会合，并继续我们的“研究”。我们坐在高档街区帕提斯?卡罗克斯大街的咖啡馆里，咖啡馆对面是社会党办公室，上面有用红色和绿色描绘的大幅海报，海报中的人就是奥巴马。我们觉得奇怪，奥巴马怎么被当作社会党人。来到丹费尔?罗什洛大街的另外一家咖啡馆，遇见了我继母奥迪尔和弟弟乌戈。奥迪尔和我相互在面颊上亲了好几次（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奥迪尔在巴黎出生、长大，她说喜欢所在街区的社区感和店主给无家可归者食品的方式。曾在中东工作的乌戈开始谈论政治。奥迪尔要走了，我恋恋不舍地说再见。乌戈转而说英语，语言流利表达自如。他在没有任何正式学习的情况下自学了阿拉伯语。乌戈对“9?11”恐怖分子袭击的官方说法充满怀疑，宣称双子塔倒塌的方式显示它是在被控制下的爆炸崩塌的，看起来像一枚导弹而不是飞机撞击了五角大楼，“在飞机坠毁前，怎么可能有人从飞机上打电话呢？”接着他谈到在黎巴嫩战争中的经历。当然这是悲惨的，但他也经历了一种“兴奋”。艾维纳和我问到乌戈未来的打算，他说他在学习波斯语，考虑加入在阿富汗的法国军队。我担心他的未来，却不得不与他吻别，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步行来到蒙帕纳斯的精英咖啡馆与父亲在1950年移居巴黎时认识的老朋友西姆森?纳约维兹会面。西姆森迟到了，但不妨碍我们的“研究”。我看到一个手拿纸和笔的作家，20年前，他便坐在这个地方。艾维纳观察到巴黎咖啡馆的作家往往在使用钢笔和纸张，或许使用个人电脑是糟糕的形式？他在咖啡馆随意地转了转，似乎在思考曾经到过这里的人的名单。毕加索是唯一投身于艺术的共产主义者，画家、作家、诗人马克斯?雅各布是天主教徒，但作为犹太人被迫离开深爱的巴黎，后被纳粹送到集中营，1944年遇害。野兽派画作的创始人安德烈?德朗，他本来是要当工程师的，他的朋友亨利?马蒂斯试图说服父母让他能够投身于艺术，为志向而战，不能因为金钱和舒适而背叛它。这里还有其他什么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志愿充当救护车司机的海明威身受重伤，后来移居巴黎，在这里他写出了英雄和反英雄的故事。

西姆森来了。他曾经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总编辑，“退休”后写了有关古代埃及的若干著作。我回忆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父亲在同一个咖啡馆和他见面的情景，当时我们在争论美国是否应该支持康特拉斯叛军推翻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统治者（西姆森支持反共的康特拉斯叛军，而我则支持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打过招呼后，我忍不住提出丹尼尔?奥尔特加（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在尼加拉瓜重新上台，西姆森认为奥尔特加已经成为资产阶级。随后我们转向了其他话题。西姆森是个激进的无神论者，认为耶路撒冷的大部分犹太人是世俗者。艾维纳不同意这个观点，他是在希伯来大学讲授政治理论将近20年的耶路撒冷人，但他没有能说服西姆森。我们问西姆森离开加拿大是否后悔，他说不后悔，他认为加拿大和美国没有区别。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没有用。西姆森认为某政党即将垮台，就在我想说他在20年前也做过这样的预言时，西姆森站起来准备离开了。

在政治实践中，用道德绝对性思考的倾向体现在不妥协的政治抗议中。最早的抗议是中世纪巴黎大学的好战分子进行的：1200年，酒馆斗殴后，皇家代表采取了严厉措施，学生的罢课示威在一个狂欢节遭到压制，学者发起了两年罢工，从1225年一直持续到1227年。当然，最激烈的暴动就是法国大革命。不管革命的血腥程度如何，安德烈?马尔罗表达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决断：“革命！没有比现在这一切更糟的了。”1871年巴黎公社遭到残酷镇压，17000人被处决，35000人死亡，因此削弱了暴力抗议的热情。1968年5月，50万学生和工人在“想象的权力”（法语听起来更好）的口号激励下走上巴黎街头抗议，但是这种革命能量慢慢消解了。最近，抗议常常以街头剧场的形式呈现，如果防暴队不出现的话（因为看起来政府没有严肃对待，这对工会内部的政治斗争不利），工会领袖还会抱怨呢。因为抗议者往往避免提出像金钱之类庸俗话题，他们往往会把要求放在高原则的层次上，这就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巴黎人毫无例外地同情抗议的或罢工的爱国者”。实际上，法国的罢工并没有德国、英国、美国那么多，但因为巴黎是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中心，与更加去中央集权化的联邦国家的首都不同，这里确保了更多的知名度，因此，巴黎就成为“针对任何议题进行任何抗议的理想地”。

坦率地说，很难理解“非巴氏消毒”的浪漫精神。这种精神似乎既是政治化的又脱离了现实政治，既赞成传统又反对传统，既冷嘲热讽又天真无邪，既是相对主义者又是绝对主义者，既是精英主义者又是民粹主义者，既喜欢暴力又热爱和平。但是，尤其是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说，这很难让人理解。只要不是资产阶级就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的最深刻问题在于它太乏味，这才是问题所在，前后一致的要求没有说到点子上，错了也比乏味好。但是，如果浪漫和道德不符，该怎么办呢？

前言/序言

市民精神　　

在西方传统中，政治思想首先作为对不同城市及其所表达的价值观的对比出现的。古雅典象征着平民（除了奴隶和妇女之外）的民主和信仰，而斯巴达则意味着更明显的寡头模式——由受到良好训练的公民士兵（和相对强大的妇女）去追求国家的荣誉。政治思想家选择不同的立场，从这些竞争性模式中吸取灵感以便提出自己的政治管理理论。柏拉图或许更容易亲近斯巴达，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认识更客观，因为他看到了雅典模式的一些优点。圣城耶路撒冷则质疑这种对世俗政治成功的追求——它表达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崇拜上帝。世界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声称耶路撒冷是其宗教价值观的象征。

在希腊城邦处于全盛期的同时，遥远的古中国分裂成几个不同的敌对国家，争夺政治霸权。七个主要大国的首都都是建有城墙的城市，这些城市让更早期的中国城市相形见绌：每个城市的人口都在十万以上。城市最初是出于人口登记、税收、征募等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但并非所有城市都具备了军事或政治气质，如作为周朝东西都城（即双子城）之一的洛阳就是作为商业大都市繁荣起来的。政治思想家和战略家携带着能让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的不同主张从一个国都周游到另一个国都——中国社会和政治思想的主要学派就是从战国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的。理论家们确实都赞同一个没有领土边界的大同世界（与主张小国优势的早期希腊思想家们不同），但他们在如何实现这个理想以及最终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等问题上分歧很大。孔子和孟子等思想家试图说服君主实行德治，而像法家等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则鼓吹通过严厉的惩罚手段来统治。法家在秦王身上取得了即时的成功，在秦王的统治下国家获得了统一，而秦王也赢得了始皇帝的称号，但随后的汉朝逐渐倾向了儒家的理论。把随后两千年的中国政治历史描述为儒家和法家的不断斗争，当然是稍微有点儿夸张了。

如果认为城市代表了现代世界的不同政治价值观，能说得通吗？和古希腊城邦国家或中国古代有城墙的城市相对比，当今的城市庞大、形式多样和多元化。说一个城市代表了这个或那个似乎显得怪异，但只要想想耶路撒冷和北京：还有哪个城市的差异比这两个更大吗？两座城市都被设计成由同心圆环绕的一个核心，但一个核心表达的是精神价值观，而另一个则代表了政治权力（更不要提北京的人口是耶路撒冷的16倍之多）。显然，有些城市的确表达和优先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我们称之为城市的“精神”或“气质”。“气质”（Ethos）被定义为一个民族或社会的代表性精神、普遍的心态（《牛津英语辞典》）。在本书中，我们一直使用这个定义，更具体地说，我们把城市的精神（气质）定义为生活在某个城市的人普遍认可的一套价值观和观念。

城市用很多方式反映并塑造了其居民的价值观和观念。城市建筑的设计和构造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公共纪念碑往往代表着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场景和怀念死者的不同方式；大都市的蔓延扩张和交通的繁忙程度，则反映了城市和乡村生活在人口控制领域的不同预期，以及国家计划与自由市场的博弈等；妇女能否上街，也表达和影响了性别关系的概念。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指出的，许多临近社区的形势恶化，与社会公平正义的议题密切相关，也影响着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解。4社区的组成和邻居状况，能推动或破坏民主和公众参与的程度。贫民窟反映了种族关系的糟糕状况。剧院、体育馆、咖啡馆、饭店则与生活方式、享乐主义、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问题有关。为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提供方便的城市和为轿车出行提供方便的城市，鼓励和推动了不同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5街道标志牌上往往写着不止一种语言，这反映了对于多元文化和少数群体权利的不同立场。医院的存在或缺失体现了人们对身体的关心程度。普通市民的交往以及与外地人交往的方式同样反映了不同的价值观。甚至（尤其是）出租车司机谈论的话题，往往反映出了一个城市的主要气质。尽管我们听说过有关“全球化”和“同质化”的说法，但在这些方面的表达却存在很大差异。

现在，可以说规划、建造、建筑设计在影响城市气质以及反映居民生活方式方面存在局限性，但诸如“耶路撒冷综合征”的影响力确实清晰存在——游客为这座城市的街道和建筑的宗教象征所感动，以至于他们相信自己已经变身成为耶稣。斯大林式和法西斯式的建筑常常有令个人显得渺小的效果，这令民众很容易相信他们应该服从国家和“伟大领袖”。从更积极的方面说，令人不由得产生敬畏之情的哥特式大教堂，如沙特尔大教堂，或许能够强化人们对上帝的信仰（拿破仑的名言是大教堂会“让无神论者感到不自在”），而看到世界上最漂亮的象征爱情力量的泰姬陵，你很难无动于衷。法兰克?盖瑞（Frank Gehry）在毕尔巴鄂设计的引人注目的博物馆几乎单枪匹马地改变了西班牙城市，把它从衰落的工业中心变成了旅游胜地。使用特别的建筑影响价值观并不总是有效的，科伦坡郊区杰弗里?巴瓦（Geoffrey Bawa）设计的议会大厦建筑结合了僧伽罗人（斯里兰卡最大的民族）的、佛教的和西方的特点，旨在传达出理想的多元文化和宽容的斯里兰卡形象。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个城市气质更广泛的背景下，人们可能受到都市环境的影响。正如科米迪亚（Comedia，旨在推动都市生活创造性思维的智库）的创始人查尔斯?兰德里（Charles Landry）所说，城市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了当地人的交往。

以城市为基础的气质，也影响人们评价城市的方式，正如我们常常对不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做出的比较判断。人们说“我爱蒙特利尔、北京、耶路撒冷”或者“我恨多伦多、上海、特拉维夫”，就好像城市是人一样，有独特的个性。一般来说，对一个城市魅力的评价不仅仅是美学判断，也是对那座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的道德判断。这种判断往往被强烈地纳入对有关国家的判断中去，而这些对国家的判断往往比城市判断更抽象、更虚幻。比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如果说“我爱加拿大、中国、丹麦”或“我恨法国、朝鲜、埃塞俄比亚”，人们会觉得怪异，因为我们期待他在这些问题上有更加细腻的判断。但有关城市的判断似乎不这么涵盖一切，也没有道德上的评价，我们常常需要进一步探究这种判断的原因，反思一下，或许我们会赞同这种判断。而城市对外来者的喜欢和认同或许更开放一些。一个外国人更愿意说“我爱阿姆斯特丹”，而不是说“我爱荷兰”。这种认同更容易被本地人接受。

但是，很少有人将这种以城市为基础的判断理论化。政治理论讨论的内容，往往是应不应该把整个世界或某些国家作为理论探讨的对象。生活在城市的人，为什么不能在政治过程中竭力繁荣和推广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呢？在政治实践上，城市往往是集体自决的场所，但当代思想家没有从理论上探讨如何帮助人们评判自己的都市自豪感。8实际上，很难想出一个能描述都市自豪感的词，即城市居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骄傲并努力推广其独特身份认同的行为。今天的爱国主义指的是国家自豪感，但是就耶路撒冷、北京、蒙特利尔等城市的市民而言，骄傲自豪的情感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创造一个词“市民精神”（Civicism）来表达这种都市自豪感。

都市社群主义

我们为什么关心这个话题呢？对艾维纳来说，这个想法源自他在环境理论方面的研究。那时，他开始质疑“环境总是和‘荒野’有关”的思维定式，城市当然是环境的一部分，所以他是那些开始研究城市问题的环境学家中的一员。因为他曾经使用创造环境理论的方法，即把环境讨论和与理论家对话结合起来，写了一篇有关纽约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把城市当作一个和优雅的逛街者谈话的环境，通过纪念碑、大楼、城市布局及居民的随意交谈来呈现城市本身。其基本的想法是，在解决之前确定研究的问题和理论以尽可能积累更多的信息。对我来说，在有了有关城市的想法后就跟艾维纳交流过了。既然已经从文明对比（东亚和西方）到了国家对比（中国和美国），为什么不再往下具体到城市对比呢？这样的对比往往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往往把多样的分析单位“扼要表达”（essentialize），如果再进一步往下走，考虑到分析单位将越来越具体和真实，问题或许就更少了。而且，我曾经在好几个城市里生活了相当长时间，对这些城市在表达和代表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印象深刻。为什么不采用艾维纳的模式和理论，根据亲身经历和感受来思考这些问题呢？

作为政治理论学者，我们试图描述、解释社会和政治现象，但我们也试图思考常规性问题的含意，如“什么是道德上合理的政治生活形式？”所以，我们的议题是：本书旨在消除人们的担忧，即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单位没有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和经济意愿。11或许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千篇一律，但城市可能会前来救驾。国家往往不得不遵循国际协议和规定，以及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或自由市场的指令，而这些往往会削弱特别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主义具有将文化同质化的效果，把众多文化转变成单一的消费主义文化，其结果是，在文化观念和其他选择上，人们会感受到千篇一律，或是多元化的削弱。那些认定国家应该在幸福生活的概念问题上保持中立的自由派理论家，无意间加剧了文化的扁平化，因为这会导致国家放弃对遭遇全球化威胁的特别生活方式的支持和复兴方面的努力。

但是，许多人确实想保持特殊性，维持和丰富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和风俗习惯，他们相信这些是其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如果缺少了这些，其群体生活方式将会受到很大削弱。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城市日益成为人们反对全球化的机制、反对其将文化同质化趋势的工具。许多城市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来保护其独特气质，通过城市规划和建设政策，通过人们使用城市和与之互动的方式来保护这些气质。或许并不是所有城市都这么做，有些城市只是简单地屈服于全球化的要求。但城市能够并且应该推动其独特生活方式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即使在国家层面上捍卫中立立场的自由派，也倾向于允许民众在城市层面上表达其特殊性。因此，拥有某种气质的城市往往拥有国际性声誉，并且能吸引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精神气质而来的游客和居民，这并非巧合。

简而言之，气质能使得社会生活更具价值和趣味性。一方面，这是审美上的愉悦，不同的城市创造更加美丽多彩的人类画卷；另一方面，这是一种关于道德多样的案例，不同的城市给社会和政治生活形式增加可能性，有时候，相对国家层面来说，在城市层面上反而更容易实现道德上的欲行目标：比如，虽然中国政府在节能减排，如制订碳排放的最高限额方面落后于城市，中国若干城市竞相追求“绿色环保”，为绿色技术提供税收补贴等优惠措施（保定市是由太阳能提供电力的），而诸如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也推广电动车。印度也是如此，新德里已经要求所有公交车和出租车使用压缩的天然气。在美国，旧金山正在修订其建筑法规，要求新建筑必须安装电动车充电器，而这样的政策在国家层面是难以想象的。城市还能实现其他目的。而且，拥有类似气质的城市有时候可以在国家领导人之上（或之下）进行交流，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如在城市间分享致力于保护传统建筑的想法和专业知识。极富创造性的思想家提出了以城市为基础的解决问题的观点［比如保罗?罗默（Paul Romer）“试点特区城市”的建议，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某些城市规模的行政区，以帮助这些地区摆脱贫困的境况］。与全球化时代保持竞争力的“命令”虽然无法在国家层面进行，但往往可以在城市层面实现。

当然，全球化也有好的一面。它常常是资本、人员、商品自由流动以及对待外国人和“他者”保持开放态度的同义词。谁能反对信息的自由流通，与远方的人进行更多交流以及全球团结友好呢？谁能反对全球化为历史上被边缘化的人们提供更多经济机会呢？因此，我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那些不排斥开放和全球团结的城市，如果这种精神是建立在排外、种族主义和仇恨的基础上的，我们就不感兴趣了。柏林曾经在不宽容的时代接受了世界上最凶恶的政权，我们不愿意尊重那种精神气质。但是当一个城市（以及其他社会和政治实体）跨越了为居民提供最低限度的人权、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等（食物、饮水、住房）门槛后就是安全的，没有虐待、屠杀、奴役或制度性歧视，那么，这座城市的主导性精神气质自然就有了值得尊重的理由。

关于尊重一个城市精神气质的观点，在“到了罗马，就按罗马人那样做”这句谚语上得到了最好体现。一方面，从能源和经济上考虑，改变一个城市的精神气质是昂贵的，也会给居民的心理带来动荡。但我们想说的是，即使我们通常反对体现在某个城市精神气质上的价值观，但我们仍然尊重它的精神。如果这种精神气质没有严重侵犯人权，我们就相信它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特别价值观，帮助居民形成了集体的身份认同，维持了多样性和多元化，而未过分排外，这也是这种精神气质值得尊重的强大理由。比如，对于香港这个以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为荣的城市，我们就没有多少理由去批评香港的经济不平等比高度重视经济平等的其他城市更严重。或许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宣称它有时候需要限制某种政治权利，在乍一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可疑，但是我们需要对可能性保持开放的态度，即这种权利限制对一个缺乏强烈的民族团结意识而又亟须摆脱贫困的国家来说，或许是必要的。与此类似的，蒙特利尔市强令英语区的商店店主挂上法语招牌或者耶路撒冷强令商店（和大学）在宗教节日关门并非没有合理性。

尽管如此，我们却并非在暗示不管后果如何，主流精神气质都应该得到尊重。如果这个精神气质是自暴自弃的，假如如新加坡旨在推进国家建设的政策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或耶路撒冷的宗教狂热倾向给真正的宗教精神造成了损害，那么对这种主流气质进行批判就是有道理的。但这种批判必须建立在详细了解本地情况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全面了解信息后，再论证对主流精神气质的某些解释为什么弊大于利。

我们来谈一下可能出现的误解。我们并不是暗示人人都应该遵从一个拥有精神气质的城市。有些人更愿意生活在同质化的社区里，他们湮没在人群中默默无闻（正如有些人更喜欢住在“国际性的”五星级宾馆，或喜欢麦当劳，而不是带有地方风味的迷人宾馆或餐厅）。19其他人或许喜欢生活在体现特殊品位的街区，即使这个城市整体是杂乱无序的。或许也有人珍视“无个性的”城市，仅仅因为他们出生和生活在那里。这是合理的。不过，本书的读者是那些尊重文化特殊性和多样性的人，也是担心全球化不利于这种多样性的人。我们相信，许多城市居民赞同我们的观点，即使这样的人是少数，我们仍然希望本书能够让这个话题延续下去。

我们也没有打算为竭力论证某种城市或某种精神气质的合理性的价值体系辩护。相反，我们相信全球化有众多好处，在很多城市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是可能的。应该承认，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我们的世界观是吻合的：我们自己的根并不局限于一个城市。我在蒙特利尔长大，曾在牛津求学，之后在新加坡和香港工作，如今住在北京。艾维纳在耶路撒冷长大，现在仍然在家乡工作，但他在牛津生活了很多年，因为研究和度假的缘故至今仍经常回牛津，所以感觉那里就像家乡一样。我们两个都认同至少两个以上的城市精神，本书的某些读者或许也对两三个城市有认同感。当然，这种感情存在一些局限性：一个人不可能对数不清的群体有强烈的归属感。但一个人能够属于若干群体的事实表明我们的道德观并非某种狭隘的社群主义：我们因此将其描述为“世界性社群主义”（cosmopolitan communitarianism），也就是说我们允许我们把自己的忠诚和兴趣延伸到其他城市。因此，本书也描写了各自最初的“家乡”之外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