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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作者选择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社区，围绕“移民动机与机制”问题，开展田野工作，不仅打破了城乡流动研究中的思维定势，而且突破了民族研究的习惯地域，敏锐地凝练出研究问题，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特别是在实际工作中，该论文提示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关注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关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为其社会融入做好基础工作。

内容简介

《支配与逃逸：川西农村凉山移民的生成及情状》内容简介：本书揭示和分析的凉山彝族农民流入川西农村务农的情状有别于当下对于人口流动的一般解释，认为这些人进入川西务农与其说是出于经济目的，倒不如说是出于“社会逃逸”。通过对于作为社会逃逸的人口流动的揭示和分析，本文希望能够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人口流动、凉山彝族文化以及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解。

作者简介

?作者：季涛

季涛，男，35岁。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学士，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硕士，《人民公安报》记者，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博士后。

目录

序言

导读 阿石家族26户迁移情况简介/1

引论/3

散逸乡间：由乡到乡的凉山移民/3

研究问题/8

相关文献与研究理路/14

研究方法与章节概要/35

第一章 进入田野：概况、印象、方法/40

如何进入/40

最初的印象/42

隐秘身份：“汉根”/46

希望的田野/50

第二章 此消彼长：凉山的迁移与逃逸/54

历史中的移民现象/57

围困与逃逸：“此消彼长”运动/66

社会逃逸模式：一个解释“此消彼长”的视角/73

第三章 转化：红色—灰色—无色/88

规矩：约哈阿普与连渣洛/90

民主改革：天平倾斜/94

1960：双流交汇/109

“文化大革命”：尘埃落地？/123

1972：紊乱的后果/140

第四章 封闭、开放与排斥/155

阿石与阿萨：新社会、新观念/158

“乱象”：新时代开启/161

1991：国家“最后的回归” 164

内迁：血缘关系的极化与类家支组织的构建167

一家之地：家支的行政化 173

洛洛村的家支格局 176

曲比工头：小家支的可能性179

家支排挤的形式：一级管一级吗？181

资源匮乏：物质作为一种解释的合理性195

第五章 空位置与社会联结的生产 204

移民的生境 204

彝族人迁来：社会结构的联结 225

内核与外围：移民社区的结构232

微观社会联结：替代的社会意涵235

另类的社会底层 246

第六章 暂时性：一个对移民边缘性的解释 257

暂时性的一般表现 258

可疑的暂时性 261

“暂时性”的语境：社会关系的脉络273

溯名 286

污名的增值与再生产 296

族裔与阶级的互构 307

彝人的反构建行为：边缘的“主流化”313

第七章 暂时性二：市场生活中的欺骗与过度团结323

无拘生长的消费“场”324

打工的传统意涵 328

能力匮乏：过度团结与欺骗 331

游走在彝汉边缘的马边人 337

坚守者：回归还是前行345

讨论：积极构建自我矛盾体

第八章 非模棱两可的希望 352

木色 352

金古 357

阿且 361

格夫 364

讨论：未来之路

第九章 支配与逃逸 377

流浪者：逃逸的艺术 377

社会逃逸的当代变迁381

市井与逃逸：凉山移民案例的启思 391

自媚：对机遇感的再阐发 392

参考文献395

附录425

索引

后记426

前言/序言

川西凉山彝族移民属于由乡到乡的人口流动，不同于主流的乡城迁移行为,也有别于在国家安排下的其他乡—乡迁移行为。它是非国家力量直接指导下的自主移民行为，其迁移意愿是希望永久离开，而非暂时在异乡打工赚钱回乡改善生活状况。川西凉山彝族移民不同于主流农民工群体的主要特点是：迁出后租地务农并没有离开传统农业生产范畴；迁出后基本与家乡断绝了关系。他们在外乡的收入并不高于，甚至低于在家乡的收入水平，也不把回乡作为将来的打算，其收入不仅不会反馈到家乡经济发展之中，而且直观来看还为迁入地的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进入迁入地后逐渐形成了一个既不受当地政府也不被迁出地政府行政管理的、自成一体的、脱行政化的移民社区，类似于一个移民“飞地”。这种迁移行为是地方政府无法预知的，并且管理困难。此外，在寻找生计、日常生活过程中他们还遭到当地社会的污名与排斥。整体来看，他们在迁入地处于社会边缘位置，表现出一种边缘性。上述特征促使我们在本书中重点思考两个问题：凉山彝族移民的迁移动因，以及他们在迁入地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边缘性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口流动的动因被学界主要解释为经济诉求。流动人口要么被视为根据市场需要在地区间进行调配的劳动力资源，要么是通过地方社会文化网络的支持在迁入地谋求更多财富的外来工。相对而言，出于社会诉求而导致迁移的讨论相对稀少。从近代以来凉山彝族的移民历史来看，家支等级制度不断变迁，以应对中央集权的支配与统治。改革开放后，家支等级秩序的变化导致旧社会的汉根彝族人遭遇社会排斥，从而生出向外迁移的诉求。彝族人向川西农村迁移的行为本质上是出于社会诉求，而非经济诉求；是为了摆脱他们认为不合理的地方政治结构，迁移动因是政治动因，而非经济或社会动因。这个通过迁移来摆脱国家统治的政治动因在本书中被概括为社会逃逸。

在移民的历史中，人的流动往往与国家有关，要么是被国家出于军事、经济诉求安排到异乡定居，要么是因应某种国家制度安排而积极向外流动，此外，针对国家统治向外逃逸的迁移行为也不鲜见。在中央集权统治边缘地带，大山、高原等自然地理屏障仿佛天然逃逸空间，凉山彝族人的移民史就是一部与朝廷统治力量此消彼长试图摆脱控制的社会逃逸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社会逃逸一直在场，江湖仿佛是与国家相对立的无国家社会，它既在市井之中，也在遥远的蛮荒地带。由此而言，社会逃逸其实是一个极为常见的迁移动因。当进入现代市场社会后，大山等天然逃逸空间渐被现代国家所“驯服”，个体也愈加变得现代化、理性化，社会逃逸行为逐渐被认为难以上演，或者已没有存在的必要。凉山彝族的迁移案例提示我们，作为社会逃逸的人口迁移并没有消失。

本书提出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解释凉山彝族人来到川西农村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边缘性问题。首先，川西农村因抛荒而出现了大量空置土地与空置房屋，凉山彝族人因此能够进入这里以务农为生。“空置”并非暂时离开，而是长时间地弃耕、弃住，生成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城市化进程。这个看似不可逆转的进程生发出巨大的吸力，几乎把农村人口吸空了，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变迁。此外，这个带有市场经济性征的“空位置”也有其社会性内涵。在现代化型构之下的传统农业生计方式逐渐被农村社会视为属于社会底层群体的工作，是带有暂时属性的非长久之计，因此，彝族人进入补充替代的不仅是一个底层生计群体，更加是一个日益空虚的农村社会底层群体。他们在接受这份生计之时，也同时被赋予了暂时属性。

其次，彝族人迁来之后并没有融入地方社会体系，他们不仅与本地人之间形成了隔阂，遭到污名与排斥，也不愿意接受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在家支观念的驱使下，他们形成了自成一体，仿若自在自为的移民社区，不仅坦然接受被人看不起的工作，还对之趋之若鹜。而事实上，这种“自在性”并非其自愿为之，部分也是当地政府不愿意对之进行管理的结果。如果可以得到当地户籍，彝族人当然愿意成为一个本地居民，但是正式的行政管理也意味着对他们作为永久居民所必须享受的行政服务、社会福利等权利的承认。此时，彝族人的自在性不过是由于行政管理缺位，从而被赋予暂时性的另一种表现。

为了应对与暂时性相伴而生的社会与行政排斥，彝族人不得不利用家支观念在异乡进行社会再组织，以解决排斥所带来的社会边缘感、边缘弱势地位困境。于是，因为家支观念而被家乡排斥，进而迁居他乡的彝族移民又不得不悖论般地再运用家支观念去团聚起来，以适应当地社会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