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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慈善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慈善事业日益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慈善发展势头强劲，捐赠额和基金会数量屡创新高，公益行动、志愿者、非政府组织、微慈善、网络慈善……各种新生事物如雨后春草，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大爱中国的巨大能量。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3月，《慈善法》审议通过，中国慈善事业驶上了快车道。由于种种原因，制度法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慈善活动不规范、慈善氛围不浓厚，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迅速殃及整个慈善事业。一次恶性事件，竟然撼动百年红会基业，让其信誉跌到谷底，也折射出当前慈善发展的尴尬局面：一边是迅速增长的慈善组织数量与善款数额，一边是脆弱的资金链条和社会信任的缺失。
　　慈善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全社会慈善意识的增强和慈善文化的培育。***同志指出：“要广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宣传慈善典型，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浓厚氛围，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贡献。”①在汲取传统精华、借鉴海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塑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慈善文化，是中国当前慈善公益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儒释道均强调慈善，各种典籍中相关记载更是汗牛充栋。《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经》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论语》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佛教讲：“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太上感应篇》讲：“积德累功，慈心于物。”《了凡四训》提倡：“命自我立，福自己求。”这些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深深扎根于民众生活之中的主流价值。慈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除关注慈善思想外，应该将目光更多投向慈善制度、组织及慈善家群体之中。
　　回顾历史，人们经常会陷入矛盾之中：对于先贤的嘉言懿行或制度典章如数家珍，赞誉有加；但对组织运作及具体实践则语焉不详，诸多贬斥。对于传统慈善，这一点体现的格外明显。中国*早的慈善组织是什么？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施行情况如何？政府的恤政能否纳入慈善事业范畴？养济院、育婴堂、同善堂、清节堂都是哪些名堂？传统慈善对当下有何借鉴之处？这些问题，慈善实务界和学术界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对于中国传统慈善，很长时间充斥着深深的偏见与误解。十多年前，《中国大百科全书》“慈善事业”词条，认为慈善“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这种表述在很长时间代表了舆论与学界的流行看法。如果追溯会发现，这种观点晚清时期就很普遍了。120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将仁慈列为中国人的“美德”，又认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他写道：“让现实的慈善活动变成一种本能，无论是否有确知的需求，都利用一切机会去做善事，这样的心理在中国人中间几乎是完全看不到的。这的确不能说是人类的进步。”“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为减轻灾害所做的那些努力全都是徒劳无益的，无论是个人的善举还是政府的干预。”他不无自豪地提出，中国人应该学西方，“必须经历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使仁慈成为生活中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黄永昌，1982年生，湖北麻城人，201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副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中心武当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武当文化、慈善文化，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在内的课题10余项。著有《传统慈善组织与社会发展：以明清湖北为中心》，在《史学月刊》《近代史学刊》等发表论文30余篇。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何以生江南：清代义葬的渊源与背景
第一节 传统义葬思想与实践
第二节 清代江南的环境与社会
第三节 礼俗之间：清代江南的丧葬弊俗
第四节 江南的丧葬问题与社会应对

第二章 时空脉络：清代江南义葬的发展轨迹
第一节 清代江南义葬阶段特征
第二节 苏南义葬的发展
第三节 浙西义葬的发展
第四节 江南乡镇义葬发展

第三章 清代江南义葬的形态功能
第一节 捐设义冢与保墓护茔
第二节 整顿停棺不葬与施棺助葬善举
第三节 尸骸问题与掩骼埋黹善举
第四节 善后之政：灾荒与战乱中的义葬
第五节 安抚羁旅：客寓商旅的义葬善举

第四章 善的体系：传统慈善事业的诸面向
第一节 义葬的思想文化根源
第二节 清代江南善人群体与慈善网络
第三节 善举与政教：义葬的政治文化内涵
第四节 清代慈善发展的困境与应对

第五章 国家与社会：明清社会变迁中的义葬善举
第一节 明清社会变迁与儒家困境
第二节 从义葬看明清国家与社会
第三节 慈善与法律之间：以尸场报验善举为中心
第四节 清代江南义葬的社会效应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清代江南义葬与地方社会》：
　　四 常州府
　　顺治初，因明制，常州共辖五县。雍正二年（1724），析武进置阳湖，无锡置金匮，宜兴置荆溪。一府之中，有3处两县同城者，全国仅苏常两地。此后，常州政区相对稳定。共领8县即武进、阳湖、无锡、金匮、江阴、宜兴、荆溪、靖江。其中，靖江县在江北，与江阴隔江相望，今属泰州。该地虽属吴语区，经济文化与江南差异较大，相关史料也较缺乏，此处从略。
　　明清以来，常州社会经济繁荣，文教水平与苏松不遑多让，在慈善方面也很发达。常州是善会善堂的发源地，东林党人钱一本（字启新）、顾宪成（号泾阳）、高攀龙（世称景逸）、刘元珍（号本孺）等在武进、无锡等地创办同善会，是传统慈善的标志性事件。万历三十二年（1604）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东林八君子”）等人，在老家无锡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叱咤风雨的“东林党”登上历史舞台。东林党不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扮演重要角色，也直接主导了同善会的创建和经营。康熙《常州府志》记载：“同善会之举始自明，武进钱启新，无锡顾泾阳、高景逸、刘本儒诸先生踵行之者，岁岁不绝。而丁彦超、堵濂生两先生复为除夕一会，亦本此意行之。”①
　　明清易代，常州慈善发展经历较长沉寂期。康乾时期，常州府出现多处善会善堂，多是育婴堂、养济院等，义葬类相对较少。最早的当推宜兴乐善堂，由邑人曹亮武倡捐施棺多年，康熙二十一年（1682）改为育婴堂。②自乾隆中期到道光时期近百年间，常州慈善发展迅猛。从地域上看，府城武进、阳湖的善会善堂达60余处，义葬相关者40余处，嘉道时期形成了以武进存仁堂、阳湖同仁堂为核心的，遍及城乡的“报验网络”，专办各地报验收埋水陆路毙浮尸事宜，武进乡镇善堂就多达30余处。宜兴、荆溪地方有各类堂局多达70处以上，义葬类数十处，广泛分布于城乡间。这在江南都是不多见的。江阴、无锡与金匮三县则相对逊色，但为数亦不少。乾隆三十一年（1766），武进乡绅张百龄集资在怀南乡创建怀仁堂，主办贫民棺殓、义塾等，这是常州最早的义葬类善堂。最具指标意义的无疑是武进存仁堂。该堂创办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开始时依然是以赈济无告为主，此后逐渐兼办施棺、报验等义葬善举。①嘉庆六年（1801），绅士刘煊等主持创建了阳湖同仁堂；每年集捐制棺，收埋路尸及施给贫民不能殓埋者。存仁堂和同仁堂成立后，迅速成为当地善堂的核心，为城乡竞相效仿。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宪等在奔牛镇创办安西乡同仁堂，办理施送棺木。
　　嘉道时期是常州义葬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嘉庆二年（1797），无锡人秦震钧等在金匮城隍庙东倡建同仁堂，举办施药、施棺、施棉胎事务，另附栖流所三处，义冢九处。②由于水陆路毙浮尸无亲属认领者，往往累及地主地邻，该堂还规定，无论浮尸路毙有无伤痕，均由善堂报验殓埋，不传地主地邻。这就是有名的“锡金成例”③。嘉庆十二年（1807），新阳天区三图尚书里创办敦善堂，收埋暴露、报验路毙兼施衣药棺木。嘉庆十六年（1811），武进、阳湖官绅赵翼、刘弼全等，主张仿照锡金成例，办理报验，武进地方以存仁堂为总局，阳湖以同仁堂为总局，由两知县给发盖印联单，交堂董报验，通详院司立案。臬宪每年发给堂董护照，载明有伤报验、无伤由堂董验明殓埋。其中存仁堂由堂董刘弼全负责，同仁堂归堂董张利贞、董敏善负责。由于经费不敷，两堂只举办近城五里以内报验事务，不及远乡。推行几年后，效果显著。
　　……

前言/序言

　　慈善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慈善事业日益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慈善发展势头强劲，捐赠额和基金会数量屡创新高，公益行动、志愿者、非政府组织、微慈善、网络慈善……各种新生事物如雨后春草，正在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大爱中国的巨大能量。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3月，《慈善法》审议通过，中国慈善事业驶上了快车道。由于种种原因，制度法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慈善活动不规范、慈善氛围不浓厚，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引发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迅速殃及整个慈善事业。一次恶性事件，竟然撼动百年红会基业，让其信誉跌到谷底，也折射出当前慈善发展的尴尬局面：一边是迅速增长的慈善组织数量与善款数额，一边是脆弱的资金链条和社会信任的缺失。
　　慈善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全社会慈善意识的增强和慈善文化的培育。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广泛普及慈善文化、弘扬慈善精神、宣传慈善典型，激发社会各界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在全社会形成人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浓厚氛围，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贡献。”①在汲取传统精华、借鉴海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塑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慈善文化，是中国当前慈善公益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儒释道均强调慈善，各种典籍中相关记载更是汗牛充栋。《周易》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德经》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论语》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佛教讲：“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太上感应篇》讲：“积德累功，慈心于物。”《了凡四训》提倡：“命自我立，福自己求。”这些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深深扎根于民众生活之中的主流价值。慈善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除关注慈善思想外，应该将目光更多投向慈善制度、组织及慈善家群体之中。
　　回顾历史，人们经常会陷入矛盾之中：对于先贤的嘉言懿行或制度典章如数家珍，赞誉有加；但对组织运作及具体实践则语焉不详，诸多贬斥。对于传统慈善，这一点体现的格外明显。中国最早的慈善组织是什么？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施行情况如何？政府的恤政能否纳入慈善事业范畴？养济院、育婴堂、同善堂、清节堂都是哪些名堂？传统慈善对当下有何借鉴之处？这些问题，慈善实务界和学术界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对于中国传统慈善，很长时间充斥着深深的偏见与误解。十多年前，《中国大百科全书》“慈善事业”词条，认为慈善“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这种表述在很长时间代表了舆论与学界的流行看法。如果追溯会发现，这种观点晚清时期就很普遍了。120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HendersonSmith）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将仁慈列为中国人的“美德”，又认为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他写道：“让现实的慈善活动变成一种本能，无论是否有确知的需求，都利用一切机会去做善事，这样的心理在中国人中间几乎是完全看不到的。这的确不能说是人类的进步。”“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为减轻灾害所做的那些努力全都是徒劳无益的，无论是个人的善举还是政府的干预。”他不无自豪地提出，中国人应该学西方，“必须经历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使仁慈成为生活中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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