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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辈生后先生（王阳明）数百年，中间复经贱儒伪学，盗憎主人，摧锄道脉，不遗馀力，微言大义，流风馀韵，澌灭以尽，人欲横流，举国禽兽。而近者复有翻译泰西首尾不完、字句不明之学说输入，学者益得假以自文，欲举我神明千圣之学，一旦而摧弃之，而更何有于先生? 虽然，先生之精神，亿劫不灭！ 先生之教指，百世如新！ 中国竟亡则已，苟其不亡，则入虞渊而捧日以升者，其必在受先生之感化之人，无可疑也。呜呼! 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其亦有闻而兴者乎？ 非我辈之责而谁责也？（《德育鉴》案语）

编辑推荐

　　一、我们生在这种混浊社会中，外界的诱惑和压迫如此其厉害，怎么样才能保持我的人格，不与流俗同化？
　　二、人生总不免有忧患痛苦的时候，这种境遇轮到头上，怎么样才能得精神上的安慰，不致颓丧？
　　三、我们要做成一种事业或学问，中间一定经过许多曲折困难，怎么样才能令神志清明精力继续？
　　这三项我认为修养较要关头，必须通过，做个人才竖得起。这种修养，要靠实际上遇事磨练，自无待言。但平日没有一点预备工夫，事到临头，又从那里应用起？平日工夫不外两种：一是良师益友的提撕督责，二是前言往行的鞭辟浸淫。良师益友，可遇不可求；前言往行，存在书册上，俯拾即是。读书之对于修养上较大功用较大利便就在此。 ——梁启超：《读书法讲义》

　　溟十四五以迄十八九间，留心时事，向志事功，读新会梁氏所为《新民说》、《德育鉴》，辄日记以自勉励。
　　《德育鉴》一书，以立志、省察、克己、涵养等分门别类，辑录先儒格言（以宋明为多），而任公自加按语跋识。我对于中国古人学问之zui初接触，实资于此。
　　——梁漱溟

　　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
　　 ——徐志摩

内容简介

编者前言

　　梁启超(任公)身跨政、学两界,名满天下,著述宏富,于当时后世影响巨大。然而,在今天很多人心目中,其形象却飘忽不定,以致有研究者称其人多变无恒守,其学多面无统绪。其实,任公一生跌宕起伏,其行动主张固然多所变更,其中却有一以贯之者；其学问涉猎极广,多所开创,其中确有统摄全局者:其一贯、其统绪正是中国传统的修身之学。而这一点被我们大大地忽略了。
　　梁任公的修身之学奠基于万木草堂时期,深化于戊戌变法之际,确立于游历美洲之后。政治行动的挫败,促使他从政、学两方面深入反思:为政者缺少修身工夫,则内心无主宰,行动无根柢；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则知识愈多,愈为作恶的工具。他总结清代以降的政治:曾国藩走的是“道德改造”路线,从改造自己做起,然后砥砺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终于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继之而起的李鸿章转而走“功利改造”路线,以功利为本位,专奖励一班有才能而不讲道德的人,政局无可避免地衰敝下去；袁世凯则更以富贵为本位,变本加厉,明目张胆地专门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做爪牙,天下事遂不可收拾。这种风气蔓延到社会上,“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馀,根本去刬除”(《梁先生北海谈话记》)；表现在教育上则是“智育日进,而德育日敝”(《节本明儒学案》眉批)。概括言之,政治、社会的败坏在于重功利而轻道德,轻道德的根源在于传统修身之学的衰落。
　　1903年之后的梁启超,其自立立人的宗旨确立为以道学统驭科学,以德育统摄智育；德育的内容则为先私德后公德,即以传统的道德学问为本；德育的方法则是从个人修养做起,推己及人,即回到传统修身为本的正路上去。此是任公的“晚年定论”,是他此后巡回各地演讲和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初衷,也是他编撰和出版《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三书的原由。不幸的是,梁任公当年的大声疾呼并未改变历史的进程,其对前途的担忧早已成为现实:那之后的政治改良固路漫漫其修远兮,今日学界之腐化堕落亦有目共睹,学校则适成为“贩卖知识杂货店”(《为学与做人》)。然则任公之努力果无意义乎? 修身三书的出版,当时就深刻影响了一批士子如蔡锷、徐志摩、梁漱溟的人生道路,谁说不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
　　任公有诗云:“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今天重印是书,名之曰《梁启超修身三书》,固在继承先生之遗志,亦以还任公真面目与世人。三书之所由作,乃为修身实践作指导,一面总结了修身之学的道理和方法,一面结合任公自己的亲身体验,谆谆提醒工夫的要点。惟愿有缘读是书者,如任公所期望,真实做修养工夫,幸勿以思想资料视之!
　　

刘海滨
　　2016年4月7日

作者简介

　　梁启超，近代著名思想家、学者、作家、政治活动家。与康有为一起主导了戊戌变法，名满天下；其文字不论内容属于政论还是文化教育，均脍炙人口，万人传颂。在很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之功，并创获甚丰。其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修身之学浸润很深，后期致力于提倡以传统的修身之学充实国民教育。
　　彭树欣，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长期致力于梁启超思想及儒学研究，其在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出站报告题为《古代人生哲学在晚清民国的生存状况——以梁启超为中心》，其中详细介绍和评价了梁启超所编篡的三种修身德育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