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齐奥尔格·西美尔同马克思、韦伯并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理论三大经典思想家。他对金钱和货币不厌其烦的耐心剖析，对大都市现象学式的揭露，对日常生活碎片般的展示，都给人非同寻常的思想体验。本书是西美尔的文集，他的一贯主题、片段风格、暧昧行话、理论气质和哲学性情，在书中都表露无遗。

作者简介

【德】齐奥尔格·西美尔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出生于犹太家庭，父亲是位成功的商人，其去世时西美尔年方16，受家庭的一位朋友的监护，并从那里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这使得他得以在以后的岁月里潜心追求一种自在的学术生活。1881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在该校任副教授、编制外教授。1914年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

译者：

费勇：学者、作家。1965年生于浙江。现为昊达文化创始人，兼任暨南大学生活方式研究院联席院长、教授、博导。主要作品有《人生真不如陶渊明那一杯酒》《不焦虑的活法：金刚经修心课》《不抑郁的活法：坛经修心课》等修心课系列，在大陆与台湾，以及韩国出版，连续多年入选凤凰网好书榜等多种榜单。另有《言无言：空白的诗学》《行走指南》《时尚的哲学》等学术著作、散文、译著。

目录

感觉社会学

交际社会学

饮食社会学

空间社会学（节选）

宗教社会学

时尚的哲学

当代文化中的货币

陌生人

忧郁的栖居者

妇女代表大会与社会民主

对当下与未来的卖淫活动的一些评论

柏林贸易展

关于招魂术的一点看法

现代文化的矛盾

文化的危机

大都会与精神生活

阿尔卑斯山的旅行

冒险

桥与门

精彩书摘

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它把个人引向每个人都在行进的道路，它提供一种把个人行为变成样板的普遍性规则。但同时它又满足了对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它实现后者一方面是凭借内容上非常活跃的变动——这种变动赋予今天的时尚一种区别于昨天、明天的时尚的个性化标记，另一方面是凭借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因此，时尚只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而已。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时尚的内容这个角度来考察时尚的历史，假如我们从时尚对社会发展形式的意义这个角度来加以研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时尚的历史就是企图将上述两种对立的倾向越来越完美地调节为流行的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历史。我们在时尚中观察到的个性心理特征都与时尚的这个基本本质相一致。

有时，丑陋和令人讨厌的事物居然变成时尚，似乎显示了时尚期望通过驱使我们只是因为它是时尚而去接受最痛苦的事物来展现它的力量。时尚以随意的态度在此情况下推崇某些合理的事物，在彼情况下推崇某些古怪的事物，而在别的情况下又推崇与物质和美学都无关的事物，这说明时尚对现世的生活标准完全不在乎。

……

一旦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挪用他们的风格，即，越过较高社会阶层已经划定的界限并且毁坏他们在这种时尚中所具有的带象征意义的同一性，那么较高的社会阶层就会从这种时尚中转移而去采用一种新的时尚，从而使他们自己与广大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这种游戏就这样快乐地周而复始。较低的社会阶层总是向着较高的社会阶层看齐，他们在那些服从于时尚兴致的领域很少遇到抵抗，因为单纯的外在模仿是最易于达到的。相同的过程也在上层阶级中的不同层次间运行，尽管这些层次间的差异如同少女与少妇之间的差异一样并不总是能够被察觉到。的确，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一个阶层越是接近其他的阶层，来自较下层的对模仿的寻求与较上层的对新奇的向往就会变得越加狂热。

……

时尚的变化反映了对强烈刺激的迟钝程度：越是容易激动的年代，时尚的变化就越迅速，只是因为需要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诉求，而这正是所有时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然后，随着冲动力的减弱而渐次发展。这个事实本身说明了为什么真正的时尚中心总是在较上层阶级之中。

……

时尚对于那些微不足道、没有能力凭借自身努力达到个性化的人而言也是一种补偿，因为时尚使他们能够加入有特色的群体并且仅仅凭着时尚而在公众意识中获得关注。

所有的羞耻感都与个人的引人注目有关。当自我受到特别看重时，当一个个体受到某个社会圈子的注意，而此种注意的方式让这个个体觉得不怎么恰当时，羞耻感就随即产生。因此内向和弱小的人特别容易有羞耻感。当他们进入大众注意力的中心，当他们用各种方法引起别人注意，他们实际上就在加强或淡化自我感的显现之间痛苦地摇摆。个人的受人注意是羞耻感产生的根源，这种受人注意与它内容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人们常常会对美好与高尚的事物感到羞耻，只因为这些事物受人注意。

——选自《时尚的哲学》一篇

前言/序言

一

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被认为是19、20世纪之交德国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与他的同时代理论家相比，他给人反常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但人们又不能不被他的魅力所吸引。西美尔的魅力也许在于：他把所谓的学术研究转化成了一种写作，一种随着生命的细微感觉而涓涓流淌的叙述。我们现有的学科分类在西美尔的写作面前遇到挑战，社会学还是哲学？经济学还是文化批评？抑或是文化哲学？等等。这是人们面对西美尔的文本时经常产生的疑惑。许多人更多的以为他是一位社会学家，但同时又往往强调他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学家，或者加上一句：但他更多的是从文化的角度去论述的。这是饶有意味的，当我们在现有学科的疆界内无法找到容身之处时，或试图超越这些疆界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以“文化”这个词来打发一切。也许，对西美尔而言，一开始就没有去考量这是属于什么学科，即，没有为自己去限定一个学科的规则，他的出发点在于问题，在于他所感觉到的存在中的问题。事实上，所有的学科在它的最初，也是由于存在中的问题而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求真，但是，在后来越来越体制化的过程中，人们似乎忘了它的真正目的，正如西美尔在谈论货币时所谈到的，人们停留在通向最终价值的桥上却忘掉了最终价值，用西美尔的说法，这是手段对目的的殖民。学科的分类本来只是手段，但现在却似乎已经成了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人们对当代学术研究的状况多有不满，以为是由于缺乏方法论或理论意识或严谨的实证，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并非理论或材料的匮乏，而是生命感觉的匮乏。如果对存在缺乏体验，对生命缺乏敏感，那么，无论怎样的理论和材料，都只是外在的摆设，只是一种没有融化成最终价值的手段。陈寅恪好像曾说过，做学问应当有历史意识与审美意识，这句话一语道破了学问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学问其实在大的层面上与艺术、宗教等一样，是给人以真与美。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学术是一种写作，唯其是写作，它才不受所谓研究对象的制约而自足地向人们敞开。学术在今天的沦落，似乎印证了西美尔隐约提到过的人类永恒的悲剧：总是栖居在手段的桥上而忘了我们最终要到达之处。在体制内——在学院或研究院或所谓作家协会诸如此类的机构内——的学者或所谓批评家，其实已经与政府机构内的公务员无异，他们的所谓论文其实也不比那些千篇一律的公文高明到哪儿去。在繁琐的体制运作中，学术离它的最初目的越来越远。西美尔式的学科之外的论述，在我们的时代越发显出学术本来应有的扣人心弦的力量，或者说，它们让学术回到了原点或正在回到原点。

二

西美尔出生在柏林的市中心，一个类似纽约时代广场的地方，但有意思的是，这个来自中心的人，一辈子都在边缘上打转。这是一种不幸，但同时又恰恰是这种不幸，使得他免受体制的拘束，而以一个旁观者、局外人自由地思与写。他可以一直在观察，而不会陷入。据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他与母亲的关系并不和谐，因此，从童年时代开始，边缘感与不安全感就已经伴随着他。但对他真正造成伤害的，也许是他始终申请不到一个大学教授的位置。西美尔高中毕业后在柏林大学学习历史与哲学，他的同学中有不少在日后成为德国学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例如，历史学家莫姆森（Mommsen）、特赖奇克（Treitschke）、赛博（Syber）、德罗伊森（Droysen），哲学家海姆斯（Haims）、泽勒（Zeller），艺术史学家海曼（Heimann）、格里姆（Grimm），人类学家拉扎勒斯（Lazrus）、施泰因塔尔（Steinthal），以及心理学家巴斯汀尼安（Bastinian）等。1881年他以一篇关于康德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在1885年，他在柏林大学担任编外讲师（Privatdozent），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教师职位，并不由学校支付工资，而是从学生的听课费中获取报酬。西美尔的讲课十分精彩，他广博的知识视野和独具个人风格的表述方式，以及绵绵不绝的新颖思想，吸引了许多学生，成为当时柏林精英文化界的一个文化事件。爱米·路德维格（Emil Ludwig）形容西美尔讲课时像一个完美的牙医那样仔细探察，用着最精细的探针深入到事物的空穴，最细心地抓住根源上的神经，然后把它们拉出来。尽管有教学上的巨大成功，但直到1901年，他仍然是个编外讲师。那时他已经出版了6本著作、发表了70多篇文章，其中的一些还被翻译成英语、法语、波兰语、俄语；同时，像韦伯这样的著名学者也极力推举他，但他始终不能在柏林大学得到正式的教授职位。据说，这与他的学术无关，原因只在于他是个犹太人，这情形有点像西美尔自己在《陌生人》这篇文章中描述的，犹太人因为是犹太人，就不论他的财产怎样变化，都要交相同的税。

差不多终其一生，西美尔都是学院的局外人，或陌生人，但是，他似乎并没有经济上的困扰，由于他的监护人留给他一笔可观的遗产，他几乎不用工作就能过着布尔乔亚的生活。而他在柏林的文化界是一个极其活跃的人物，除了社会学圈子外，他还与文化界的其他许多圈子有着广泛的交往，例如，著名诗人里尔克就是他的好友。他不属于任何圈子，但又属于任何圈子。他在各种知识领域的交会点上自由来去。他在世的时候，像韦伯、胡塞尔、哈耐克（Adolf Von Harnack）、里可特（Heinrich Rickert）等大师级的理论家已经对他的成就表示了高度的赞赏。他总共在各种各样的杂志、报纸上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出版了15本涉及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大约是那本介于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货币哲学》，许多人认为这是他最完整的一本著作。西美尔的绝大部分论述都不合乎学院中的“学术规则”，给人缺乏体系的感觉，大约正因为此，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不过，这也许恰恰说明了他的论述具有不可模仿的原创风格。他抵达的是不可言说的最深处。他的论述很难归纳成一条一条的理论，在课堂上作为某一学派向学生讲解。但是，阅读者在他的字里行间，永远能感受到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的启示，他的文字是那种能够不断地激发起阅读者灵感的文字。虽然不是某学派的宗师，而且在他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乎遭遇被遗忘的命运，但实际上，在欧洲思想界有很多人，例如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本雅明、卢卡契等，都从西美尔的文字中得到过不少养料。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所谓文化批评的兴起，人们对西美尔也愈来愈感兴趣，因为人们发现早在近一百年前，西美尔已经对现在文化批评所关注的许多问题有过锐利的讨论，而他的批评姿态即使在今天仍极具前卫性。

三

托尼斯（F.Toennies）读到西美尔的第一本书时曾说西美尔的书有着大都会的气息。确实，西美尔探讨的许多问题都是大都会中的日常现象，而且是日常现象中的细节性元素，例如货币、卖淫、娱乐等。但是，西美尔的论述姿态与大都会的精神完全不同。如果说大都会的精神在于官能的碎片式舞蹈，一切都在形色声中稍纵即逝，那么，西美尔恰恰以沉思的姿态凝视这些流动的场景，把喧闹背后的寂静从容不迫地揭示出来。因而，他的生命感觉并非印象式的、散乱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哲学与历史底蕴。他对当前的日常现象或生活景象的把握，从感觉出发走上的是思想之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美尔在讨论问题时，很少局限于某个界域如都市、民族、阶级之类，他总是把问题还原成普遍的人类问题，在最本原的层面上加以论述。无论讨论什么，他所关注的始终是这些现象或事物与人的存在，与人的最日常的存在有何关联。人们从西美尔的著述中看到了寂静主义、悲观主义，在我看来，都与他那种还原式的思路息息相关。当所有的问题，哪怕是最细微的问题，都被放置于终极的层面加以考量，或者说，当一个人能从所有的问题中感受到终极性，那么，他除了悲观以外，还能有什么？当然，这种悲观实际上是透彻之后的澄明，洋溢的是安详与静寂。正因为此，西美尔几乎对事物不做什么结论性的判断，他往往只是为我们指出理解一件事物所可能的各种方向。

同时，西美尔讲究文体本身的美，他的论文往往具有小品文的质素。尽管他的表述常常显得晦涩，但读者仍能强烈地被他谈论的方式所吸引。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非常熟悉的事物，在他的叙述中，往往获得了令我们惊喜的光芒。在这一点上，学术的写作与文学的写作一样，有着“陌生化”的特质，只不过它们的形式与效果并不一样。文学写作是将生活中清晰的东西转化成意象，将一切可说的变成不可说的，学术写作似乎是将生活中混乱的表面的东西加以过滤，转换成深邃的思想，将一切不可说的变成可说的。在此，所有的写作都不过是以“说”来进入“自我”与“世界”，犹如人们通常所说的，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于学院知识分子而言，“说”很可能是他们与现实发生关系的唯一途径，或者，说得严重一点，是他们改变现实的唯一手段。但学院知识分子面对现实中各种现象/事物的激荡，他的“说”可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全然的退避，退避到古典的遗产当中，例如埋头研究《诗经》、莎士比亚之类，这退避表面看与世无关，实际上却是一种对现实不屑一顾的姿态；另一种是西美尔式的，试图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借这种理解来超越现实。前者是安全的、稳健的，但容易流于无聊，后者是危险的、创造性的，虽然往往会被怀疑是否具有学术性，却常常有开拓的气象，但是，也容易鱼龙混杂，难以判断。对于前者而言，需要的是当代氛围的无形渗透；对于后者而言，需要的是历史基础如房子的地基那样隐于不可见的深处。从这一点而言，西美尔对于今天中国的学院知识分子，也许不乏启发之处。

四

本书中的论文选自戴维?弗里斯比（David Frisby）和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etone）编的《西美尔文化》（Simmel On Culture）、库尔特?沃尔夫（Kurt Wolff）编的《齐奥尔格?西美尔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盖伊?奥克斯（Guy Oakes）编的《齐奥尔格?西美尔论女性、性与爱》《Georg Simmel:On Women、Sexuality and Love》。吴?译了《感觉社会学》《交际社会学》《饮食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当代文化中的货币》《忧郁的栖居者》《妇女代表大会与社会民主》《对当下与未来的卖淫活动的一些评论》《柏林贸易展》《关于招魂术的一点看法》《现代文化的矛盾》《文化的危机》，其余由费勇译出，最后由费勇对全书做了统校。李耿晖、陆杰曾参与了部分章节的翻译，汪民安先生在此书的翻译与出版过程中给予了不少帮助，谨表衷心的谢意。西美尔的文字本身相当难译，加上我们水平有限，又是从英语转译，错漏之处肯定不少，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东西不错，物有所值。

很好

bhjk

看后很受启发，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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