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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出版在即，出版社嘱我写一个自序。心怀往昔，愿以时间为轴写出自己简短的感言，希望聚焦有启迪意义的文化历程，也希望表达充满真情实感的“乡愁”。
　　2011年8月25日清晨接到通知，得知我将要离开工作近10年的国家文物局，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消息突然，没有精神准备。记得当天上午工作日程是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做专题报告。一路上，近10年来的工作情景在脑海中闪过，想到在走向新的岗位之前，应该对以往工作进行回顾，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交接，于是到会场后便放弃了已经准备好的多媒体演示内容，改为讲述参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体会，将近两个小时的畅谈，仍感意犹未尽，充满着回望与寻觅的思绪。
　　如今看来，当年的工作状态可谓“不堪回首”。就在接到通知那天之前的一周内，还经历了“南征北战”的过程：8月18日在吉林长春为市、县政府领导培训班做文化遗产保护报告；8月20日在西藏拉萨参加中国西藏文化论坛；8月21日在四川雅安参加茶马古道保护研讨会；8月23日和24日在福建福州分别参加全国生态博物馆、涉台文物保护总体规划评审，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福建基地启动，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揭牌等活动。
　　一周数省，这就是当年常态化的工作状况。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一路前行？除了文物人“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情结外，恐怕*主要的就是“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将时间撕裂成一块块“碎片”，甚至一天之内要进行几次“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法及时停下来思考、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静下来反思，就会陷于疲于应付、不堪重负的境地。城乡建设大规模展开的时期，必然是文化遗产保护*紧迫、*关键的历史阶段。只有“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夯实基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困难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紧急的情况下，头脑清醒，敢于直面，坚守底线。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需要持之以恒，读书、思考、写作、归纳，早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是在考察途中的汽车里，还是在往返的飞机上，抑或是在家中的书桌前，以电脑为伴，将考察的感想、调研的体会、阅读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梳理思绪、深化认识，长期下来，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记录，包括论文、报告、访谈、提案，林林总总，其中既有“一吐为快”的真实感受，也有“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还有“临阵磨枪”的即席表达。将它们汇集起来，既是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点滴记载，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综合纪实，还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不息生命的心灵写作。面对这些海量且繁杂的“原生态”记录，早已萌生出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的愿望。所幸天津大学出版社伸出援手，以“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为名，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分辑分册，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施和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一路走来，吴良镛教授的学术思想始终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源于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合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使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断得以有效解决。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建设、博物馆发展，在方法上、尺度上、内容上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三位一体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则可以呈现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野。

作者简介

　　单霁翔，1954年7月出生，1980-1984年赴日本留学，从事历史性城市保护规划研究。回国后历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房山区区委书记、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为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师从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获工学博士学位。被聘为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3月，获美国规划协会“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2014年9月，获国际文物修护学会“福布斯奖”。
　　出版《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文化建设》《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等多部专著，并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

目录

在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上的讲话
在“指南针计划——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
专项专家论证会上的讲话
关于建议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提案
关于启动国家数字博物馆工程的提案
关于增加文物博物馆机构正式出版物的提案
关于博士论文写作的体会
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教育
在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新址规划汇报会上的讲话
在端门“故宫数字展示馆”展示方案汇报会上的讲话
在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在明代官廷生活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中国紫禁城学会第四次会员大会暨第八届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故官博物院2009-2011年科研与出版成果评奖活动时的致辞
在“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史”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新中国出土摹志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上的讲话
博物馆建设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的思考
博物馆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博物馆科学技术能力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博物馆科学技术创新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在南京博物院信息化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建设“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协同创新中心”意向书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在故宫博物院业务培训班开班时的讲话
在中国宜兴古代铜镜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在清代宫廷戏曲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数字世界中的故宫博物院——在2013年北京数字博物馆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故宫大讲堂”合作签约仪式上的讲话
关于故宫博物院科教能力的提升
在中国第十五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故宫博物院与中国教育学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仪式上的讲话
在故宫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在故宫学院成立典礼上的讲话
在故宫学院满文初级培训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
在故官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用房工程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关于故宫博物院“两院”“两基地”建设的思考
在第三届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家沙龙上的讲话
关于支持故宫研究院重大科研项目的提案

精彩书摘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第3辑）：博物馆的学术研究》：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博物馆凝聚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体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展现着人类整体文明与智慧。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符合世界博物馆发展潮流，既是博物馆履行其教育使命的需要，也是完善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形成终身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因此，努力发挥博物馆教育资源的独特优势，推动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紧密结合，组成更加健全的社会教育网络，对于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全民文明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完善博物馆的教育体制
　　1880年，美国学者詹金斯（Jenkins）在其《博物馆之功能》一书中明确指出：博物馆应成为普通人的教育场所。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时就宣言“博物馆应成为民众的大学”。从实践角度来看，在美国，所有博物馆的建馆宗旨都包含教育这一项内容。1984年美国博物馆界名著《新世纪的博物馆》中，对博物馆的教育意义有如下描述，若典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教育则是博物馆的灵魂。1990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在解释博物馆的定义时，将“教育”与“为公众服务”并列视为博物馆的核心要素。该协会首席执行官E.H.埃博（E.H.Able）认为，“博物馆第一重要的是教育，事实上教育已经成为博物馆服务的基石”。美国长期以来十分重视艺术教育，例如哈佛大学从很早开始就要求其政治、法律、商业等专业的学生必须选修音乐、艺术、文学等限制性选修课，使其毕业后无论从事政治、法律还是商业，均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们不仅经常在博物馆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而且掌握自我鉴赏艺术作品的方法。不仅如此，美国的绝大部分博物馆和美术馆都有着力量强大的教育部门。这些教育部门除了拥有固定的有着高学历的教育及艺术史背景的专职人员，同时还拥有庞大的志愿者团队，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参观群体和个体观众，采取个性化的阐释及解说方法。
　　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博物馆在国民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中的作用。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最有效方法的建议》指出，“博物馆与广播、电视服务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之间亦应建立或增进合作，以便使博物馆展览能在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之下为成人教育及学校教育所用”。“对于博物馆为学校和成人教育所能做出的贡献，应予以承认并给予鼓励，这应通过设立适当的机构进一步系统化，这些机构负责在地方教育部门负责人与那些因其藏品性质而对学校特别重要的博物馆之间建立正式和定期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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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出版在即，出版社嘱我写一个自序。心怀往昔，愿以时间为轴写出自己简短的感言，希望聚焦有启迪意义的文化历程，也希望表达充满真情实感的“乡愁”。
　　2011年8月25日清晨接到通知，得知我将要离开工作近10年的国家文物局，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消息突然，没有精神准备。记得当天上午工作日程是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做专题报告。一路上，近10年来的工作情景在脑海中闪过，想到在走向新的岗位之前，应该对以往工作进行回顾，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交接，于是到会场后便放弃了已经准备好的多媒体演示内容，改为讲述参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体会，将近两个小时的畅谈，仍感意犹未尽，充满着回望与寻觅的思绪。
　　如今看来，当年的工作状态可谓“不堪回首”。就在接到通知那天之前的一周内，还经历了“南征北战”的过程：8月18日在吉林长春为市、县政府领导培训班做文化遗产保护报告；8月20日在西藏拉萨参加中国西藏文化论坛；8月21日在四川雅安参加茶马古道保护研讨会；8月23日和24日在福建福州分别参加全国生态博物馆、涉台文物保护总体规划评审，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福建基地启动，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揭牌等活动。
　　一周数省，这就是当年常态化的工作状况。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一路前行？除了文物人“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情结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不断出现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矛盾和不断涌现的挑战，将时间撕裂成一块块“碎片”，甚至一天之内要进行几次“脑筋急转弯”。如果不能针对闪过的想法及时停下来思考、面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静下来反思，就会陷于疲于应付、不堪重负的境地。城乡建设大规模展开的时期，必然是文化遗产保护最紧迫、最关键的历史阶段。只有“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夯实基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困难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紧急的情况下，头脑清醒，敢于直面，坚守底线。
　　“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的工作方法，需要持之以恒，读书、思考、写作、归纳，早已成为每天的必修课。无论是在考察途中的汽车里，还是在往返的飞机上，抑或是在家中的书桌前，以电脑为伴，将考察的感想、调研的体会、阅读的心得及时记录下来。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梳理思绪、深化认识，长期下来，居然积攒下上千万字的记录，包括论文、报告、访谈、提案，林林总总，其中既有“一吐为快”的真实感受，也有“深思熟虑”的肺腑之言，还有“临阵磨枪”的即席表达。将它们汇集起来，既是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点滴记载，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遗产事业的综合纪实，还是一个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不息生命的心灵写作。面对这些海量且繁杂的“原生态”记录，早已萌生出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归纳的愿望。所幸天津大学出版社伸出援手，以“新视野·文化遗产保护论丛”为名，按照不同内容进行分辑分册，涉及文化遗产保护基础建设、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实施和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一路走来，吴良镛教授的学术思想始终像一座灯塔照亮我前行的方向。“把工作当学问做、把问题当课题解”，源于吴良镛教授所倡导的“融贯的综合研究”理论框架。就是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使制约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瓶颈问题不断得以有效解决。实践证明：文化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建设、博物馆发展，在方法上、尺度上、内容上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三位一体进行“融贯的综合研究”，则可以呈现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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