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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将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演变过程以“起承转合”为线索，对20世纪（1902—2000）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步、发轫，如何经过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两岸三地汇合、会聚的过程，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梳理。

内容简介

一门学科要有开拓和突破，需要深入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翻译活动在中国有着近三千年不间断的历史，形成了深厚的翻译传统，但将这一翻译活动的演变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考察，却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本书是一项关于中国翻译史学在20世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作者将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演变过程以“起承转合”为线索，对20世纪（1902—2000）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步、发轫，如何经过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两岸三地汇合、会聚的过程，作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全书以翻译史研究论著为主要资料，结合其他文献，首次勾勒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与系谱。作为一部专门学科的史学史，全书资料翔实，论说丰赡，品评力求客观而深入，填补了学术史研究的一大空白。

作者简介

邹振环，1957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鄞县。历史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兼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曾任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客座教授，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意大利罗马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和政治大学访问教授，台北故官博物院访问学者；多次赴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英国等国访学交流。

目录

导 言
第一节 　 翻译 、 中国翻译史与中国翻译史学
第二节 　 作为专门史 “ 中国翻译史学史 ” 的范围 、 取材与分期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本书结构
上 　篇
第一章 20世纪初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发轫
第一节 　 发轫时期的译书目录与 《 译书略论 》
第二节 　 梁启超的佛典翻译史研究
第三节 　 “ 翻译文学 ” 概念的提出及其运用
第四节 　 早期翻译史研究的三大家 ： 郑振铎 、 贺麟与阿英
第五节 　 综合性历史与文献学著述中的翻译史
本章小结
第二章 20世纪中期中国大陆译史研究的承势与转折
第一节 　 《 翻译通报 》 与 “ 中国翻译史特辑 ”
第二节 　 俄苏作品的翻译和俄苏翻译史研究的转向
第三节 　 翻译出版史史料派两大家 ： 阿英与张静庐
本章小结
第三章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台湾翻译史研究管窥
第一节 　 方豪与明清之际西书中译史研究
第二节 　 张振玉 《 译学概论 》 与孟瑶 《 中国小说史 》 中的 “ 译史 ” 与“ 译论 ”
第三节 　 释道安 、 张曼涛 、 裴源与王文颜的中国佛典翻译史研究
第四节 　 60年代至80年代的近代西学翻译史研究
第五节 　 90年代台湾地区的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研究
第六节 　 台湾区域性翻译史研究论著的空缺
本章小结
第四章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香港翻译史研究举隅
第一节 　 韩迪厚与汉文系统的第一部英文汉译史
第二节 　 曾锦漳的 《 林译小说研究 》
第三节 　 罗香林与西书汉译及汉籍西译史的研究
第四节 　 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第一套互译目录 ：《 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 》 和 《 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 》
第五节 　 香港的中文 《 圣经 》 翻译史研究
第六节 　 董桥的 《 翻译与 “ 继承外国文学遗产 ” 商兑 》
本章小结
第五章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译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第一节 　 中国翻译史专题资料的汇编
第二节 　 1984年 ： 中国的 “ 翻译史 ” 年
第三节 　 翻译家自述 、 口述和访谈的出版
第四节 　 《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 》
第五节 　 译名问题讨论集
本章小结
下 　篇
第六章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上）
第一节 　 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
第二节 　 科学翻译史料的清理
第三节 　 译学理论与翻译思想史
第四节 　 翻译出版传播史
第五节 　 翻译教学史
第六节 　 断代翻译史
第七节 　 民族翻译史与区域翻译史
第七章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翻译史研究多元格局的形成（下）
第一节 　 翻译文化史与比较翻译史
第二节 　 以译作为中心的翻译史
第三节 　 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史
第四节 　 编纂形式上的史话本和图文版
第五节 　 以翻译史研究为核心的专题论文集
第六节 　 翻译词典中的译史资料与译史研究
第七节 　 汉籍外译史
下篇小结
全书结语
引用资料
书影索引
后 记

精彩书摘

　　学术史的发展，是一个在“常”中求“变”、“变”中求“变”的过程，也是一个“旧”中求“新”、“新”中求“新”的不断推进的过程。而在这一演进的过程中，曾经的“常”与“变”以及以往的“旧”与“新”，常常会成为遗忘的对象，也就造成了事实上学术史的某种断裂，也需要我们不断编纂新的学术史来回顾和总结曾经的以往。一门学科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需要了解学科自身的发展史，只有在认识自身学科史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深入的开拓。本书即是一项关于中国翻译史学在20世纪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历史回顾。之所以将时段确定在20世纪（1902—2000），是因为笔者一直以为真正的历史判断需要一定的时空距离，只有保持一定的时空距离，才能有一种庐山之外看庐山的清晰度。将所要评述的翻译史研究成果限定在2000年前中国的范围内，还因为这一时空内所形成的成果，笔者绝大多数都曾亲眼目睹，或者仔细研读过，比较有把握能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作出一次比较系统的再总结和回顾，提示一条20世纪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谱系。笔者曾将这一变化的过程概括为“起承转合”，“起”是起步、发轫，“承”是承接、承势，“转”是演变、转折，“合”是汇合、会聚，即尝试通过有限的篇幅，对整个20世纪（1902—2000）中国学者关于中国翻译史研究的起步、发轫，如何经过民国时期的承接、承势，至1949年后的演变、转折，并在20世纪末完成了中国两岸三地汇合、会聚的演变过程，作一番专门史的初步考察，成为一部简要的中国翻译专门史的学术史，冠名“中国翻译史学史”。
　　黄焰结在《翻译史研究的层次与特征》一文中指出翻译史学理论的内容，应该包括探讨翻译史研究过程的理论，即如何研究翻译史和为什么要这样研究翻译史的理论探讨，认为这些理论涉及翻译史料学、译史的书写模式研究（如何发掘、整理和编撰翻译史）、译史的元语言研究（对书写翻译史的语言话语的批评研究）、译史阐释理论探讨（批评以往的翻译史论、探讨用什么样的理论话语或框架来解释翻译史实），以及对译家与译作的评价理论，译史批评理论，译史的定义、类型与特征，译史的目的与范围，译史的分期理论，译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辩证过程等问题的探索；而关于翻译史研究本身的理论探索，则涉及翻译史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翻译史学史、翻译史学的价值与功能、翻译史学的层次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该文可能是汉文文献中首次出现“翻译史学史”这一名称。“中国翻译史学史”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史研究。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定位与其学科本身的性质和内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学科范围的界定，又直接影响着这一学科的性质。因此，一门成熟的学科应该有比较精确的界定。当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绪论”中就极力提倡专门史的研究：“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阐述各种专门史的具体做法，特别是文化专史，如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的不同做法。齐思和则进一步强调专门史又需有专题研究为基础：“语云‘欲速则不达’，世事且然，何况学术？故学者应先着手基本工作，从事专门研究，细目既明，始可察为专史，专史既出，始可谈到通史（编制课本，又当别论）。故今日所亟应从事者为专题研究，而亟有待努力者，亦无过于专题之研究也。”
　　“中国翻译史学史”，是指对中国翻译的这门学科史研究的进程，加以资料的梳理和历史的反思。与“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学史学史”“中国小说史学史”“中国音乐史学史”“中国科学史学史”等类似，“中国翻译史学史”亦属于新出现的专门学科史，是指对翻译史学科自身客观历史进程的反省，即研究者主体对这一历史客观研究进程的理解和把握，这便是以撰著形态出现的中国翻译史学史。本书既有对“翻译史研究”的考察，亦有对这一学科本身的反省，指以这门学科为对象，就它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换言之，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再研究。“中国翻译史学史”是建立在中国翻译史这门学科的基础上，它要对中国翻译史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与现状、分期与分派、动因与动向等问题，进行考察、梳理、排比和阐说，即中国翻译史的学术研究史和学科发展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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