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海古卷”的发现，被称为20世纪zui伟大、zui惊人的考古发现。
《今日死海古卷》作者数十年致力于相关研究，参考了非常多的专业文献，甚至对死海古卷及残片进行考证，参引全新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大范围地涵盖了与死海古卷相关的主要研究领域，终撰成《今日死海古卷》一书。
《今日死海古卷》对死海古卷的简介和全新的相关数据，无论对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大众，都大有裨益。

作者简介

作者范德凯（James Claire VanderKam），于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圣母大学，学术领域为早期犹太教和希伯来圣经，从事死海古卷研究二十余年。
译者柳博赟，于北京大学英语系获得博士学位，贝勒大学宗教系访问学者，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资深同声传译译员。

精彩书评

这本书对死海古卷的发现、意义、研究现状做出了清楚、细致、精彩的描述。若是有人对这些感兴趣，就应当一读。它不仅结构严谨，而且可读性强。
——Commonweal

引人入胜、简明易懂，还有很多珍贵照片。范德凯对死海古卷做出了深入、周密和公允的解读，而这正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Hebrew Studies

供会众使用的图书馆都应当购进此书，帮助读者理解死海古卷这一半个世纪前的重大发现意味着什么。
——Church & Synagogue Libraries

关于死海古卷的书籍有很多，唯有这本可以被视为zui好的大众参考读物，它详尽地描述了考古遗址、文本和学术研究的历史。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第二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考古发现
一、简介
二、在昆兰的发现
(一)第一个洞穴
(二)其他的洞穴
(三)昆兰遗址
(四)勘定文物年代的方法

第二章对手抄本的考察
一、《圣经》文本
(一)《圣经》卷子
(二)塔尔衮
(三)小书卷和金句纸
二、外典和伪典
(一)外典
(二)伪典
三、其他文本
(一)《圣经》文献注释
(二)经文改述
(三)律法文本
(四)敬拜规程
(五)末世论著作
(六)智慧书文本
(七)铜制卷子(3Q15)
(八)记录文件

第三章确认昆兰群体的身份
一、爱色尼人假说
(一)老普林尼的佐证
(二)昆兰文本内容和爱色尼人的信仰和实践
二、“爱色尼人假说”的问题
(一)入会程序
(二)婚姻
(三)“爱色尼人” 这一称呼
三、其他理论
(一)撒都该人
(二)耶路撒冷起源说

第四章昆兰的爱色尼人
一、昆兰群体历史简述
(一)前昆兰时期
(二)昆兰时期
二、昆兰群体思想和实践简述
(一)预定论
(二)两条道路
(三)“新约”群体
(四)《圣经》诠释
(五)敬拜
(六)终末及弥赛亚们
三、昆兰的爱色尼人及其在犹太教中的地位

第五章死海古卷和《旧约》
一、《希伯来圣经》/《旧约》文本
(一)《希伯来圣经》/《旧约》时期
(二)昆兰之前的文本佐证
(三)昆兰的独特贡献
二、关于某些文本历史的最新信息
(一)《诗篇》
(二)《但以理书》第4章
三、《圣经》正典
(一)昆兰之外的证据
(二)在昆兰发现的证据

第六章死海古卷和《新约》
一、简介
二、死海古卷和《新约》的相似之处
(一)语言和文本
(二)人物
(三)实践
(四)末世论
三、结论

第七章关于死海古卷的争议
一、编辑与出版
二、1989年之后的事件

后记
索引

精彩书摘

最早发现的七份古卷

约翰·特莱沃(John Trever, 1915-2006)是最初看到死海古卷的学者之一。1948年，有人把古卷的文本带给他，他随即拍照，并写了一部考察详尽、记录完整的历史，来讲述最初在昆兰发现的古卷。他所写的报告大部分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和记录。根据他的记载，1947年冬天或春天(可能是1946年底，因为贝都因人自己是这样讲的)，三个贝都因牧羊人走到了死海的西北边叫作“昆兰”的地方。当时这里还在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当局的管辖范围内。这些牧羊人彼此是亲戚，都属于塔阿米莱(Ta’amireh)部落。当时他们正在放牧羊群。其中一个人名叫朱玛·穆罕默德·卡里尔(Jum’a Muhammad Khalil)，生平最喜欢洞穴探险。他闲来无事，为了消遣，就向昆兰平原西边山崖的一个洞穴扔石头。一块石头飞入了洞口，里面传出打碎东西的声音。当时他们三个人并没有进去看看是什么碎裂了。两天后，其中一个叫穆罕默德·艾德-吉卜(Muhammad ed-Dhib，真名是穆罕默德·阿赫迈德·艾尔-哈迈德Muhammad Ahmed el-Hamed)的牧羊人在同伴醒来之前就早早起床，找到洞穴并费力钻了进去。他在里面发现了十个罐子，每个大概两英尺高。让他很懊恼的是，十个罐子里面有八个是空的，只有两个罐子里有东西。一个装满了泥土，另一个装了三份卷子。其中两份卷子缠着麻布。后来这些书卷被确定为《圣经》的《以赛亚书》手抄本、“规训手册”(Manual of Dicipline，它为社团定下规章，后来就被称为“社团规章”)以及对《哈巴谷书》预言的诠释。后来，这个贝都因人又发现了四份卷子：“诗篇”或曰“圣诗集录”(被称为“感恩圣诗”或“圣诗卷子”，希伯来语Hodayot)、另一份不全的《以赛亚书》抄本、“战争卷子”或曰“战争规章”(这是一份末世论文本，描述“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决战)和《创世记》外典(即《创世记》衍生出来的故事)。
1947年3月，这些卷子被带给一位名叫堪多(Kando)的古董商人，他的真名是卡里尔·伊斯坎达尔·沙欣(Khalil Iskandar Shahin，约1910-1993)。堪多是叙利亚正教教会的教友。他联系了另外一位名叫乔治·以赛亚(George Isaiah)的教友。然后，乔治·以赛亚跟耶路撒冷的圣·马可修道院的都主教(大主教)阿塔那修·耶书亚·撒母耳(Athanasius Yeshua Samuel, 1907-1995)谈及此事。我们应当注意，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新近发现的这些古卷的内容是什么，也不知道古卷使用的是何种语言，更不知道其身价几何。有人认为古卷上的文字可能是叙利亚文，所以古卷才被拿到了叙利亚教会的教友那里。他们之间显然达成了交易，不论堪多和乔治·以赛亚把这些书卷卖了多少钱，都要把其中的三分之二付给那位贝都因牧羊人。1947年的夏天，都主教撒母耳与贝都因人安排了一场会面。这个故事后来流传甚广：有一个修道士并不知道这一安排，所以当贝都因人来到圣·马可修道院敲门的时候，他竟然把这个穿着寒碜的人拒之门外，差一点错失了获得珍贵宝藏的机会。误会最终被消解，而都主教花了24英镑从堪多那里买了四份古卷，那时24英镑相当于大约100美元。都主教买下的古卷是大《以赛亚书》卷子、“规训手册”(“社团规章”)、《哈巴谷书》注释和《创世记》外典。
都主教询问了不同的专家，以获得新近买下的这些古卷的信息。其中一位专家是以利亚撒·苏克尼克教授(Eleazar Sukenik, 1889-1953)，他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考古学家。当时巴勒斯坦并不安全，英国托管当局的统治摇摇欲坠，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而联合国正在激烈讨论以巴分治。在这种情况下，长途旅行非常艰难，并且充满危险。尽管如此，当苏克尼克得知在伯利恒有一位古董商人正在卖古代的卷子，他还是冒险于1947年11月29日秘密来到伯利恒。就在当天，联合国通过了以巴分治的决议，使以色列得以建国。苏克尼克很清楚这一机遇意味着什么。他见到了都主教没有买下的那三份卷子。当他确定这些卷子确实年代久远之后，就将其买了下来。11月29日他买了两份，是“圣诗卷子”和“战争卷子”。12月他买了第三份，是第二张《以赛亚书》卷子。到了1月份，有一个名叫安东·基拉兹(Anton Kiraz)的熟人给他看了属于都主教的那四份古卷，还允许他暂且保管。他并不知道，这些卷子和他刚刚买到的卷子是出自同一个地方。他自然想全部买下来。但是，都主教撒母耳决定暂时先不卖。因此，在洞穴1发现的七份卷子就流落到两个地方，而卷子的内容也会由不同的人出版。
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好几拨人认出了都主教撒母耳手里的大《以赛亚书》卷子。但是，苏克尼克似乎是第一个认定羊皮纸确实年代久远的人。不仅如此，他认为这些卷子很可能与古代文献中提到的爱色尼人有关。苏克尼克给出的理由是：罗马地理学家普林尼(Pliny 公元23-79年)曾经记载过一群爱色尼人，他们居住在死海岸边，与隐-基底(En-gedi)不远。而发现古卷的洞穴应该就在这一地区。我会在第三章分析普林尼著作的相关段落。
这时距离穆罕默德·艾德-吉卜发现古卷已经过了一年。很少有人知道古卷的存在，而即使是那些知道古卷的人，也不清楚它们究竟是什么。而且，只有那些与贝都因人单线联系的人，才知道发现古卷的洞穴具体在哪里。1948年2月，与苏克尼克打过交道之后，都主教主动联系了耶路撒冷的美国学院(American School in Jerusalem)。当时，威廉·布朗利(William Brownlee，1917-1983)和约翰·特莱沃正在那里值班。他们刚刚获得博士学位，还从美国东方研究学院总联(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拿到了年度资助。特莱沃不仅是学者，也是摄影师。他做了一番安排，把这些卷子拿到美国学院拍照。当时条件很糟糕，例如胶卷质量较差，供电常常中断，等等。但是，他还是成功拍摄了都主教拿来的文献。这是最早的文献照片，其中包括大《以赛亚书》卷子、“规训手册”(“社团规章”)和《哈巴谷书》注释。照片的效果好得出人意料，直到今日还是一个无价的珍贵记录，让我们能够看到古卷1948年2月的样子。很遗憾，现在这些羊皮纸已经变质了。当时美国学院的院长是耶鲁大学的米拉尔·巴罗斯教授(Millar Burrows, 1889-1980)，当古卷第一次被拿到学院的时候，他还在巴格达。学院的学者和巴罗斯院长花了很长时间研究特莱沃拍摄的文本。其中有一份让巴罗斯想起了循道宗的一种“规训”，于是这一文本第一次得了一个现代的名字：“规训手册”。2月份的时候，特莱沃写了一封信给威廉·福克斯威尔·奥尔布莱特教授(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1891-1971)。奥尔布莱特教授任教于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最权威的犹太古文字专家。他在看到寄来的样品之后，马上认定这些卷子确实年代久远，并且回复说：“衷心祝贺你们，这是当代最了不起的手抄本发现!”
……

前言/序言

第二版前言

第一版《今日死海古卷》（1994年）出版至今已经过去15个年头，使得本书书名越发显得不合时宜。20世纪90年代早期，古卷研究的新成果既令人激动，也令人迷惑。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古卷文本的残片又不断以各种形式出版，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阴谋论虽然曾经甚嚣尘上，但也渐渐开始被拆穿。现在是2010年，第一批古卷被发现至今已有60多年了。在古卷的内容全部出版之后，我们才能从更宽广的视野谈论当初发生的事，并且概述当今的古卷研究处于什么阶段。
第二版《今日死海古卷》保留了第一版的格式、题材、意图，并且同样希望接触更广泛的读者群。第一版得到了好评，这意味着这本书颇有用处。因此，在格式、题材、意图这些方面没有必要做出改变。第一版的销路好得出人意料，并且被翻译为六种语言：丹麦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波兰文、葡萄牙文。
第二版做出的重要改动主要是：
第一，对数据做了更新，收集了洞穴中发现的文本的所有出版信息。此外，我还介绍了1994年之后对昆兰遗址的大讨论，尤其是后来对教派的年代勘定，以及修改后的时间表所隐含的意义。
第二，扩充了每章后面的书目短注。
第三，增加了一个章节，讲古卷可以如何帮助我们了解第二圣殿犹太教和当时重要的群体。
第四，很多地方的措辞有所改变。
最后，我引用的古卷内容是参考吉萨·沃尔姆斯(Geza Vermes)的《死海古卷英译全集》(The Complete Dead Sea Scrolls in English, New York/London: Penguin, 1997)。我在引用这部英译本的时候，会在引文后面标注该书页码。
在编写第二版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先，我要感谢那些在讲座、古卷展览和其他的场合与我友好交谈、提供有益建议的朋友。其次，还有几位我要特别致谢，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内容，并且给出详细的建议以便改进：我的妻子马利亚·范德凯(Mary VanderKam)，她对被动语态避之唯恐不及，还提醒别人注意我的这一行文特点；还有茉莉·赞恩(Molly Zahn)、阿尔迪亚·鲁索(Ardea Russo)和凯文·海利(Kevin Haley)。他们都是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博士生，有的已经毕业，有的仍然在读。他们将书中已修改之处和可修改之处列了个表。还有莫妮卡·布雷迪(Monica Brady)，她为我整理了文稿，就许多内容提供了建议，包括插图和照片，并且做出校对。我还要感谢凯瑟琳·凯蒂·墨菲(Catherine (Kitty) Murphy)授权我使用她在昆兰及其附近拍摄的珍贵照片。
有几位朋友非常热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在此一并致谢。我曾经就“战争规章”询问过布莱恩·舒尔茨(Brian Schultz)，就洞穴1的“圣诗卷子”询问过艾琳·舒勒(Eileen Schuller)，就《圣经》手抄本询问过尤金·乌尔里奇(Eugene Ulrich)，就墓地的问题询问过苏珊·谢立丹(Sue Sheridan)，就电子出版物的问题询问过马尔蒂·阿贝格(Marty Abegg)和以马内利·托夫(Emanuel Tov)。最后我还要再次感谢埃德曼斯(Eerdmans)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他们以高超的技巧设计了一本如此吸引人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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