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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为后世 zui 耳熟能详的无疑是宋儒所总结的三纲领、八条目，其构成了全书的整体框架。所谓“三纲领”，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八条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教，乃是让人从近做起，从己做起，修养德行，渐次扩充，至于家族、国家，最终平治天下。这就是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古代有志兼济天下的士子们的理想人格。

内容简介

《大学》《中庸》作为儒家典籍《礼记》中的两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相传《大学》出于曾子之手，《中庸》为子思手笔，代表儒学谱系之正脉，故此二篇自汉代以来即常被抽出单行。清末学者皮锡瑞指出，《汉书·艺文志》于“礼记”百三十一篇外，已别出《中庸》二篇；南朝梁武帝，不仅作《礼记大义》十卷，又作《中庸讲疏》一卷；到了宋朝，仁宗皇帝更以《大学》赐进士及第者。（见《三礼通论》）《大学》《中庸》义理精微丰富，修身齐家，性与天道，皆在其中，为宋明以来的儒者高度重视，成为他们建构人性论的基础。司马光认为，《学记》《大学》《中庸》《乐记》是《礼记》中 zui 精要的篇章。（《书仪》）程颢、程颐兄弟对《大学》《中庸》二书特加表彰，将之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到了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首《大学》，次《中庸》，次《论语》《孟子》，真正建立了理学的经典诠释文本系统。

明清以来，“四书”为人所诵习之书，《大学》《中庸》尤为童蒙进学之首务，各种解说注释也层出不穷。到了现代，国学复兴，“四书”渐有家弦户诵之势。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坊间出版“四书”今注本极多，各有特色。本书作为笔者一己读书之所得，在古人注释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和辨析，力求呈现一个平正笃实、切当身心的译注本。笔者的希望是，一般读者不仅由此可以初步理解《大学》《中庸》的文义，也能进而对古代贤人的思想世界有所体认和感悟。

目录

目录

大学

中庸

附录

程颢《明道先生改正大学》

程颐《伊川先生改正大学》

朱熹改定《大学》

朱熹《大学章句序》

朱熹《中庸章句序》

王阳明《大学古本序》（《困知记》本）

王阳明《大学古本序》（《王文成公全书》本）

王阳明《大学古本旁释》

王阳明《大学问》

唐文治《大学大义序》

唐文治《中庸大义序》

主要参考书目

家藏文库

大学中庸

精彩书摘

大学①

［古注］

陆德明引郑玄：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

朱子：大，旧音泰，今读如字。

［注释］

①大学：本篇详载古人治学的次序，宏纲细目，示人门径，相传为曾子所作。“大”字，如果读成“泰”，则为学校之名，其义见于《礼记》中的《学记》一篇；如果读为大小之“大”，则指士子治学应有大的关怀，读书修身之外，更要民胞物与，兼济天下。刘光蕡《大学古义》认为这就是《周易》里面说的“范围天地”“曲成万物”，很有道理。（《周易》与《大学》《中庸》的道理多有相通之处）其实二义可通，读“泰”，自含至高无上之义。旧读“泰”不误。自朱熹以后，多读大小之“大”，今俗从朱子之读，也可。

［解说］

古代有大学、小学之辨。《礼记·王制》说：“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大学教育的层次阶段要高于小学，从品行技艺上升到了圣贤之学。《礼记·学记》称：“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大意谓，每年都有学生入学，隔年就要进行学业考查。第一年考查点读经文的能力，以辨其志向；第三年考查是否重视学业，热爱集体；第五年考查学生能否兴趣广博，亲近老师；第七年考查能否互相讨论学术，选取学侣，这些都达到目标就叫“小成”。如果在第九年能够做到触类旁通，坚守独立而不违背师说，则可以称作“大成”了。收到以上的成效，学子们方能具备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能力，这就是大学教育的步骤和目的。所以孔颖达总结说：“言如此所论是大学贤圣之道理，非小学技艺耳。”

《学记》又载大学的具体教育方法，其中说道：“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大致意思是，恶念未生之前，用教育加以预防；学生到了可以接受教育的时期，应该适时教导；不超越学生的学习阶段而提前讲授，坚持循序渐进；鼓励学生观摩学习，互相借鉴。指出踏实自修的重要，也强调了群体交流、切磋琢磨的重要，这些都是达到“至善”之境前的积累功夫。

大学之道①，在明明德②，在亲民③，在止于至善④。

［古注］

郑注：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

朱注：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注释］

①道：途径，引申为宗旨、目标。②明德：人性中固有的善德和智慧。此处朱子解为虚灵不昧之德，《朱子语类》释作“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谓之明德”，较前说为明晰。③亲：亲近。④至善：明德、亲民所达到的境界。

［今译］

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明君子光辉的德行，在于引导百姓和睦亲爱，在于使人达到至善之境。

［解说］

宋儒称此节为《大学》的“三纲领”。

“亲”字，朱子引程颐之说认为应该作“新”，革新之意。证据就是下文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铭，又有“作新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之文，强调教化百姓之意。《章句》所谓“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新民”作为朱熹《大学》诠释体系中“三纲领”重要一环，《章句》中很多具体解说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就其个人阐释来说，足成理学一家之言。

　　然而此说未必至当，依古本读如字也可通。“亲民”之义，似比“新民”更为朴实宏大。《尚书·尧典》说：“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和此处明德、亲民可以互证。《孝经》“开宗明义”章里面，孔子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孟子·尽心上》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亲民”的古义。儒家认为“亲民”是古往今来善政、美俗的根本。

　　唐文治《大学大义》引顾炎武的话说：“三代之世，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治国平天下之事。孔子之于弟子也，四代之礼乐，以告颜渊，五至三无，以告子夏，而又曰‘雍也可使南面’。然则内而圣人，外而王，无异道矣。”这里强调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传统，向内修养心性，学习圣人之德；向外扩充己志，要具备治理社会国家的能力。内外兼备，体用不二，这也是“大学”之所以称“大”的原因。

知止而后有定①，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古注］

郑注：止，犹自处也。得，谓得事之宜也。

朱注：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安，谓所处而安。虑，谓处事精详。得，谓得其所止。

［注释］

①止：欲达“至善之境”的自处、自守之道。

［今译］

知道追求至善之境的自处之道，才能有明确的志向；志向明确了，才能心静；心静然后神安；神安方能思虑周密；思虑周密了，处事方能恰当得宜。

［解说］

孔颖达说：“‘知止而后有定’者，更覆说‘止于至善’之事。既知‘止于至善’，而后心能有定，不有差贰也。‘定而后能静’者，心定无欲，故能静，不躁求也。‘静而后能安’者，以静故情性安和也。‘安而后能虑’者，情既安和，能思虑于事也。‘虑而后能得’者，既能思虑，然后于事得宜也。”（《礼记注疏》）

　　唐文治说：“《尚书》禹之戒舜曰：‘安汝止，惟几惟康。’知止而至于能安，即所谓‘安汝止’也。‘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所谓‘康’也。‘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所谓‘几’也。”今按：《尚书》中大禹的话见于今《益稷》篇，强调心有所守方能不妄动，才可臻于平和安康之境，于己、于国都是如此。曾运乾《尚书正读》解释这段话，引用了《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颇见心得。

鄙意认为朱子释为“至善之所在”，与郑玄“自处”之义并不矛盾，“止”有不逾越之义，即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亦即仁义至善之德。欲达此境，则不离自修自守之功夫。下文引孔子说《诗》之语“知其所止”，也是说人应择仁义而自守。《论语·里仁》所谓“择不处仁，焉得知”。

前言/序言

一

《大学》《中庸》作为儒家典籍《礼记》中的两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相传《大学》出于曾子之手，《中庸》为子思手笔，代表儒学谱系之正脉，故此二篇自汉代以来即常被抽出单行。清末学者皮锡瑞指出，《汉书·艺文志》于“礼记”百三十一篇外，已别出《中庸》二篇；南朝梁武帝，不仅作《礼记大义》十卷，又作《中庸讲疏》一卷；到了宋朝，仁宗皇帝更以《大学》赐进士及第者。（见《三礼通论》）《大学》《中庸》义理精微丰富，修身齐家，性与天道，皆在其中，为宋明以来的儒者高度重视，成为他们建构人性论的基础。司马光认为，《学记》《大学》《中庸》《乐记》是《礼记》中最精要的篇章。（《书仪》）程颢、程颐兄弟对《大学》《中庸》二书特加表彰，将之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到了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首《大学》，次《中庸》，次《论语》《孟子》，真正建立了理学的经典诠释文本系统。

明清以来，“四书”为人所诵习之书，《大学》《中庸》尤为童蒙进学之首务，各种解说注释也层出不穷。到了现代，国学复兴，“四书”渐有家弦户诵之势。出于弘扬传统文化的需要，坊间出版“四书”今注本极多，各有特色。本书作为笔者一己读书之所得，在古人注释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和辨析，力求呈现一个平正笃实、切当身心的译注本。笔者的希望是，一般读者不仅由此可以初步理解《大学》《中庸》的文义，也能进而对古代贤人的思想世界有所体认和感悟。

二

下面介绍一下《大学》《中庸》的主要内容及大致思想。

《大学》为后世最耳熟能详的无疑是宋儒所总结的三纲领、八条目，其构成了全书的整体框架。所谓“三纲领”，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八条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教，乃是让人从近做起，从己做起，修养德行，渐次扩充，至于家族、国家，最终平治天下。这就是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也是古代有志兼济天下的士子们的理想人格。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环环相扣，循序渐进，程颐称为“初学入德之门”，洵非虚言。朱熹说得更加明确：“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可见其重视程度。

　　八条目中，最基础者为格物、致知，但历来论者解释颇不一致。朱子解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即今所谓“深入研究”之意。详味朱子“格物”义，略偏于知识论，影响较大。与朱子同时或后代学者异说，有解为格去物欲者，有释为亲手实践之义，各有其思想立场。笔者认为，格物就是亲历天下之事的意思，兼读书学问和人格阅历两端，所谓“致知”，大致相当于今天俗称的“长见识”。清儒陈澧说：“凡人欲增长见识，舍读书阅历，更无他法。故曰‘致知在格物’也。”可谓直截了当。

　　格物致知之后，乃是诚意、正心。诚者，真实无妄、光明不欺之谓，经传诸子每多称颂。《周易·乾卦·文言》云：“闲邪存其诚。”又云：“修辞立其诚。”《孟子·离娄上》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尽心上》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荀子·不苟》篇云：“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且整部《中庸》，最强调的就是一个“诚”字。诚意，是正心的基础。精诚不欺，心才不会被喜怒哀乐等一偏之情所左右，方能有廓然大公的气象。俗语有“忠诚”，诚意正心即是儒家之“忠”道。

儒家提倡忠、恕之道。尽心竭力谓之忠，将此道德推广扩充，及于家国，则需要“恕”道。《大学》说：“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此即推己及人之恕道。《大学》又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更加显豁。可以说，《大学》这里的“絜矩”就是“忠恕”二字的注脚。（唐文治《大学大义》引陆桴亭说）

以上即为《大学》一书的纲目与要义。其他以德治国、以仁化民、亲贤远佞、德本财末等内容皆由此延展。

《中庸》一书，开篇即言性与天道，貌似玄远，但处处落实在一“诚”字上。此外，《中庸》和《大学》一样，也提出了君子日常的“慎独”功夫。但需要注意的是，“诚”与“慎独”在《中庸》和《大学》中的地位性质是有差别的。

　　《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将诚作为圣人的自然本性。下面接着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至诚的圣人可以化育天地，《文言》所谓“与天地合其德”，庶几相近。这种对“诚”的推崇无疑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品德修养。

　　《大学》则将诚意和慎独放在一起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这里的慎独基本属于为善去恶、慎于独处等身心修养方面。

　　《中庸》的慎独则不尽然，文中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着力于“不睹”“不闻”，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慎独”功夫，似乎已经带有本体论的意味了。因此明儒刘宗周说：“《中庸》之慎独与《大学》之慎独不同。《中庸》从不睹不闻说来，《大学》从意根上说来。独是虚位。从性体看来，则曰莫见、莫显，是思虑未起，鬼神莫知时也。从心体看来，则曰十目、十手，是思虑既起，吾心独知时也。”（《刘子全书》卷十《学言上》）此说极为有见。

　　天道人性之外，《中庸》的论学语特多启发学者之处。如对“素隐行怪”者欺世盗名行径的不屑，对“半涂而废”者勇气力量不足的遗憾，对真正的君子“遁世无闷”、不求人知的赞赏，至今看来，仍催人警醒。又如在追求学问过程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彻底功夫，以及“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不懈精神，指示了愚蠢与聪明的辩证关系。又如“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三句描述的君子学问德行达到的辉煌境界，令人神往而仰止。如此种种，纷披灿烂，在在皆是。

古代儒者在道统说的影响下，多数认为《大学》《中庸》相通，共同构成了孔子—曾子—子思并下接孟子的一套思想统绪。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研究的细致，有的学者说《大学》和《荀子》义多接近，《中庸》则多发挥孟子之学，分属两套学术传统；也有的学者观点恰恰相反，谓《大学》近孟子，《中庸》近荀子。笔者认为，二书之有思想差异，自不待言；然其互通之处，也绝不少，当观其汇通，以见先秦原始儒学之精神。

　　“大学”之为教，层次井然，影响深远，至今遍播众口。“中庸”之为训，不离差等，无过不及，邻邦犹以为宝。以上略述《大学》《中庸》二书要义，聊为小引，未及详备，读者谅之。

三

最后，笔者对本书的译注方法、体例稍作说明。

本书文本乃据阮刻《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注疏》，注释力求平实贴切，不求深远玄奥，以明文义、通大旨为目的。《大学》《中庸》思想丰富，蕴含秦汉之前儒学古义甚多，因此本书对群经与《大学》《中庸》义理相通之句多加征引。清末学者黄以周作《子思子辑解》，《中庸》一篇详录郑玄之注，再加按语，体例严谨。近代唐文治先生学宗黄氏，所撰《大学大义》《中庸大义》二书，于郑注之外，亦详录朱熹《集注》，更显全面，阐释义理也极平实，按语所录宋明儒者之说别择精严，于读者颇多启迪。本书略仿唐氏“大义”之例，遍录郑、朱二注（标曰“古注”），择善而从，为作今注，并加译文。译注之外，于义理精微或旧注分歧处，续有补充阐释，多本黄、唐二先生之书，略下己意，标曰“解说”。

附录部分，笔者选录了一些关于《大学》《中庸》的重要文献，供读者进一步阅读之需。

限于学力，本书肯定会有很多问题，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