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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有解”,《中国震撼》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在国内外重要场合发声谈中国崛起,直面媒体尖锐问题,“再尖锐的问题也不回避”。2.张维为教授考察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其全球视野看到中国发生了真正的“崛起”故事,但中国话语的建设远远落后于中国崛起的事实,呼吁建构“中国话语”,树立国民自信。
内容简介
《中国人,你要自信》是张维为教授呼吁“中国信心”的演讲辑录。张维为教授看到,中国发生了真正的“崛起”故事,但在国际、国内话语中,存在对中国崛起的不了解、误读、与事实不符的贬低。他基于自己走访百国的实地观察,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提供一种“中国故事”的新讲述,使大众更多维地认识到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更多地看到中国崛起的事实、背后的原因、未来的前景。
他特别提出中国不应该回避任何问题,“中国的问题都说得清楚,中国的问题都有解”,应该坦然面对质疑并给予实事求是的回答。于此,国人更应平视、正视国际大背景下的中国发展,对中国模式抱以更大自信,坚定地实践中国道路,推进进一步的中国崛起。
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获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学位。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至今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主要著作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英文)以及“中国三部曲”系列(《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其中,《中国震撼》销量逾百万,2012年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列入“第四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推荐书目”,2013年被评为“*受中央*干部欢迎的10本书”,并被译成英、日、韩、阿拉伯等多种文字出版。
精彩书评
张维为始终坚持不懈地为中国发展的正当性立言。他用新的视角、新的事实看中国看得更深刻,给我们更多的自信心。
——沈丁立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透过张维为教授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模式客观存在,有自己的逻辑,有重要的意义,理直气壮地研究中国模式有助于我们树立文化自信,更好地增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
——陈昕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
中国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精彩的故事,而我们时代*会讲故事的人却都来自西方。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大的悖论——我们时代*会讲故事的人无法理解这个时代*精彩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中国人来提供中国视角。张维为教授帮了世界一个大忙,他及时地给我们讲述了中国崛起的精彩故事。
——马凯硕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目录
代序 中国人,你要自信
第一部分 中国崛起
中国,重返世界之巅 /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三种中国” /
中国做对了什么? /
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
中国崛起与文明型国家的逻辑 /
“一带一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问与答】 /
第二部分 中国模式
百国归来的思考:中国模式及其国际意义 /
中国奇迹的剖析 /
中国模式与中国的制度安排 /
*西方和西方模式 /
读懂中国政治制度的五个关键 /
三种力量的平衡比什么都重要 /
中国、美国、欧洲改革之比较 /
全球治理:从中国经验到中国方案 /
“一带一路”与中国模式 /
【问与答】 /
第三部分 中国话语
建构中国话语 /
反思西方民主 /
中国崛起背后的十个理念 /
讲一个有品位的中国梦 /
中国金融业需要一个聂荣臻 /
谈谈爱国主义和特朗普现象 /
人权之争 /
“普世价值”的普遍困境 /
互联网治理要靠协商民主 /
中国政治文化对国际人权保护的启迪 /
话语自信:回望六年前与福山的那场辩论 /
【问与答】 /
后记 /
精彩书摘
“一带一路”: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具有“四超”的特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四超”的共通之处是他们都融“传统”与“现代”为一体。我在6年前出版的《中国震撼: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如果说一个半世纪前,西方染指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世界可能正在目睹,并且将继续目睹中国崛起给西方、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景象正通过中国人“一带一路”的伟大创举而日益清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与一个半世纪前“大变局”不同的是: 当时西方列强带给中国人民的是血与火,是大量痛苦悲惨的记忆,而今天中国给世界带去的是合作共赢,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性创举。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德等国于1951年达成的“煤钢联营”通过把煤炭和钢铁的生产绑在一起,结束了欧洲主要国家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历史,从而深刻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那么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创举正通过国与国的互联互通,特别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流通、民心相通,改变着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并将产生比欧洲当年“煤钢联营”更为深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
“一带一路”创举某种意义上正在重塑这个世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点所决定的。中国超大型的人口规模意味着,中国崛起具有超级的规模效应,这为“一带一路”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条件。中国的人口大约是两个欧洲之和,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是美国的2倍,中国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中国是近13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并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这一切为中国“一带一路”重塑全球化提供了最重要的物质条件。
中国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是一个洲的概念,具有一般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文明优势,具有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文明辐射力。中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自15、16世纪欧洲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力量上升,海洋文明和海权的重要性压倒了大陆文明和陆权。以大陆文明为特征的古代丝绸之路走衰直至消失。迄今为止,全球产业链几乎都是沿着海岸线配置,导致了内陆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衰落。现在以“一带一路”创举为载体,推动互联互通和要素流动,中国内陆和许多内陆国家从商贸开放的后方一跃成为前沿。例如,欧亚班列使中国的新疆、四川乃至整个中东欧板块都成了世界商贸开放的前沿。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正在纠正过去四五百年所形成的海洋文明对大陆文明的主导。
如果说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海上文明影响了世界四五百年,带来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崛起,那么“一带一路”创举开启了一个海、陆文明再平衡的进程,它可能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带来大量的发展机遇和长期的增长期。在一个更广的意义上,“一带一路”可能推动建构一种新的地缘文明,即*传统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逻辑,不是以邻为壑,而是合作共赢。当然,这需要一个长期互利合作的过程才能完成。
中国超悠久的历史传统意味着中国自己就是其漫长历史进程中“百国之合”的产物,它有极为丰富的历史传统资源来塑造新型的全球化。比方说,与西方历史上上千年的宗教战争和冲突不同,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儒释道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关系。中国宗教有非政治化的伟大传承,这些都为今天的全球治理、处理不同文明关系、处理宗教极端主义提供了宝贵的传统资源。中国历史传统中几乎没有贸易战争,这意味着中国拥抱经济全球化是有历史基因的;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种族战争,这意味着中国人对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更为尊重,这一切意味着中国可以为世界提供更为中性的公共产品,在国际事务中也更能主持公道。这在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过去非洲国家之间的航空联系,大都要经过欧洲国家中转,这是欧洲殖民主义体系以自我为中心所遗留下来的非洲航空秩序,但中国正在帮助非洲国家内部建设现代交通网,包括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和区域航空网。西方媒体散布的“中国正在非洲搞殖民主义”的谣言也因此而不攻自破。
中国超丰富的文化积淀,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模式交织所形成的许多中国理念,如民本主义、和而不同、合作共赢等已经成为引领“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民本主义”意味着“一带一路”高度重视改善民生,政治要落实到民生方方面面的改善,“一带一路”所提倡的“要致富,先修路”就是中国民本主义理念和实践的产物。“和而不同”意味着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尊重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制度安排,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各国取长补短才是人间正道。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提倡文明对话和民心相通,提倡不同发展规划的沟通和对接,而不是互相替代,代表了未来国际合作的方向。“合作共赢”背后是中国文化中“推己及人”“共生共容”“同舟共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伟大传承,它集中体现在“一带一路”所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之中。
总之,“一带一路”创举正在改变世界,正在开创和引领一种新型的全球化,正在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在这个意义上,崛起的中国正在为人类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前言/序言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过去三十多年,对中国的预测,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回头一看,乐观的几乎都是对的,悲观的几乎都错了。
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采访我,我对他们的主持人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哪一次是对的?我说我都记不起来,我一个人的预测都比你们预测得准。有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媒体人、西方学者,思想里还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只要和西方做得不一样,你就不对,就要走衰,最后要崩溃。
大家知道“历史终结论”是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先生提出的,他跟我有过一场辩论,2011年时在上海。我说以我对美国的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政治改革的迫切性绝不亚于中国,实际上我觉得比中国还要迫切。现在我们这个辩论已经将近4年过去了,我的观点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更加细化、更加深化了。但福山先生,在最新的一期《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就是《衰败中的美国》。我看了这篇文章,说这文章95%不用任何修改,登在《人民日报》上没有问题。
我之所以谈问题比较自信,跟我的个人经历有关。年轻的时候,我在中国最基层工作过,在上海当过3年工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非常荣幸,我又有机会直接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很多次的翻译。我接触过中国的最基层,也接触过中国的最高层。
我第一次出国是泰国曼谷,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这么发达,领先上海至少20年。我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晚上九点钟商店还开着。当然今天,去过曼谷的人都知道,它落后上海至少20年。
我走了100多个国家之后,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中国已经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但我们相当大的一个人群,特别是知识界、媒体界,很多人不自信,总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彼岸世界,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我做过一个小小的研究,就是至少70%的人,出国之后会变得更加爱国,不管他加不加入那个国家的国籍,一出国,就爱国,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
我说这是“围城现象”啊。如果你想移民美国的话,给你支个招,你可以从上海的浦东机场,到纽约的纽瓦克机场,感受一下,什么叫作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美国基础设施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怎么跟中国比?如果你有胆量的话,试一试,敢不敢在纽瓦克这个镇,住一夜,我住过,体验一下你晚上敢不敢出去。我一个朋友在纽瓦克一个医学院做过博士后,我问他你这个医学院怎么样?他说不错的。我问哪个专业是最好的?他说枪伤科,天天有火拼么,枪伤科就发达了。
对美国,你只要稍微有点对这个国家的常识,就知道这个国家由三个世界组成: 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如果你不幸地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对不起,我估计你的寿命和非洲人均寿命差不多,50来岁。如果你像我们很多留学生那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美国所谓的第二世界,成为中产阶级,你问问这些人,过去20年,实际收入有没有增长?买了房子的话,房子有没有增值?对以后在美国的退休生活有没有信心?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不好,美国有很多地方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应该平视美国,平视西方,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这样可以防止被西方、被美国忽悠。
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要被西方、被美国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埋怨我们:“一手好牌,当时的好牌,怎么打成了那个样子?”中国的进步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过的。脱贫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70%,我们的成就恐怕超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就的总和。现在我们看经济总量,最保守的估计,10年之内,根据官方汇率计算的GDP,应该会超过美国。
我经常用两个不同的指标来看世界各国,一个是家庭净资产,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家底到底有多厚。老百姓的房产、股票、债券、储蓄等加在一起,去掉所有的债务,有多少净资产?我现在看到的,美联储每年都出报告的,2010年,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是7.73万美元。美国这个国家是债务型的国家经济,老百姓个人消费也是债务型的消费,把债务都去掉以后,资产确实不是特别高,这个水平和中国今天的家庭净资产,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
第二个重要的指标是人均预期寿命,中国现在是75岁,美国是78岁,就比中国多3岁。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且我们整个发达板块,北京上海都是82岁,纽约才79岁,这个79岁还是最近的,前两年还没有到这个水平。
为什么名义GDP、人均GDP美国比中国高,但实际上家庭净资产和人均预期寿命差距不是很大?一种解释,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们人民得到的实惠可能会比较多。
第二种解释就是,最富的100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现在美国连竞选的政治献金都不封顶了,个人捐款也不封顶了,那就不是Democracy,是Moneytalkracy,不是民主,而是“钱主”,是“钱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老百姓生活怎么改善?
但是我们国内一些人还是不自信,西方还是天天在骂我们,骂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我们是民主国家,你是专制国家。”民主与专制,这是西方一个主要话语。
2013年3月,我们一个小组去柏林开会,BBC正好在播一个电视节目叫《自由2014》。一个退役的宇航员拿着一张他在冷战时期拍的照片,跟大家说:“这是冷战时期我从外太空拍的柏林的夜景。东柏林,是黯淡无光的,西柏林则非常明亮。这说明了什么?”他说,“一边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另一边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但我们这些从上海到柏林的同事,一到柏林就觉得: 这个机场怎么这么小啊?确实,中国已经找不到这么简陋的机场了;柏林街道上的商店空空荡荡,没有人气;柏林的夜景比上海差太多了,一个天一个地。如果一定要套用这个宇航员的话语,那么也可以说,今天中国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德国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
实际上,我想关键不在于一个国家——德国或中国——是“民主还是专制”,而是“民主与专制”这个话语,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已经远远不能解释我们这个非常复杂而又非常精彩的世界了。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新的话语来代替这个范式的话,我想就是“良政还是劣政”,就是国家治理的好坏,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有一些国家治理得还可以,有些则治理得非常糟糕。“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我把中国也放在这一类,虽然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经得起国际比较。关键是“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可以举出100个例子,从阿富汗、伊拉克、海地、利比里亚到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破产的希腊,我到希腊的时候就说了,我们可以从上海派个团队来帮你治理,因为治理水准太低了;冰岛也破产了,没有治理好。
今年6月,复旦大学和牛津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研讨会,我介绍我理解的中国模式,他们的一些学者还是质疑,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我说我们可以竞争。我的模式不管怎么样,它逐步演进、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改革,自我调整。我说你们一定要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今天的中国,每3年创造一个英国,所以我说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一点都不害怕模式竞争,一点都不害怕制度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竞争。
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很简单,七个字: 中国人,你要自信。让我们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们的对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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