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日本<史記>研究論稿》主要按照年代順序梳理日本各個時期的《史記》研究成果,在對資料全麵掌握的基礎上,根據不同時期的研究狀況及特點,對日本《史記》學的形成和發展進行瞭細緻深入地研究。
《日本<史記>研究論稿》的研究是以往靠前《史記》研究者尚未涉足的領域。通過關注和全麵瞭解《史記》在日本的傳播和接受的過程,我們可以理清日本《史記》學形成和發展的脈絡,比較中日《史記》研究的異同,並推動《史記》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目錄
序
前言
第一章 《史記》在日本的傳播和接受
第一節 《史記》傳人日本
第二節 和刻《史記》的齣現
第三節 作為教材的《史記》與日本漢學教育
第二章 日本江戶時代的《史記》研究
第一節 岡白駒《史記觹》
第二節 重野葆光《史記節解》
第三節 皆川願《遷史戾柁》
第四節 中井積德《史記雕題》
第三章 日本《史記》研究的特點
第一節 《扁鵲倉公列傳》研究
第二節 《史記》專篇研究
第三節 明治時期及其以後的《史記》研究
第四章 瀧川資言與《史記會注考證》
第一節 瀧川資言的生平與著述
第二節 《史記會注考證》的體例及特點
第三節 《史記會注考證》斷句例釋
第四節 《史記會注考證》的成就及影響
第五章 池田蘆洲與《史記補注》
第一節 池田蘆洲及其《史記》研究
第二節 《史記補注》的體例及特點
結語
附錄一
附錄二
附錄三
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日本《史記》研究論稿》:
《仲尼弟子列傳》:“顔淵問仁,孔子日:‘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集解》:馬融日:“剋己,約身也。”孔安國日:“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
中井積德日:“歸如字,服也。天下歸仁,極言其效也。《孟子》: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前代學者對此段《史記》注釋已很詳盡,但未注“歸”字。中井積德對“歸”先注音後釋義,同時引他書說法為證,對全句的注釋更加全麵。二、疏通文義,闡釋思想
《史記雕題》采用隨文批注的形式,在《史記》相關句下,對詞義、句義以及《史記》各篇思想內容等多有闡發。如:
《伯夷列傳》:“是遵何德哉?”
《索隱》:“言盜蹠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緻此哉?”
中井積德日:“遵何德,言以何等之善受此福也。謂其無有也。”
《伯夷列傳》:“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索隱》:“按: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蹠暴戾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也。”
中井積德日:“賢人不遇,而凶人多福。而夷顔與盜蹠其尤彰著者。”
以上兩條都是在《索隱》的基礎上進一步疏通文義。
《老子韓非列傳》:“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日申子。”
中井積德日:“黃老之無為,與申韓之刑名,若相反者。然使黃老傢為政,則不能不齣於刑名。其理自有在也。精於讀書者,必能知之。”
這裏中井積德指齣瞭黃老之學與刑名之學的內在聯係,從而也揭示瞭司馬遷將老子與韓非閤傳的深意。
《史記雕題》中有很多地方很像是中井積德的讀書筆記,如《仲尼弟子列傳》中曾參的傳記很簡略,也沒有象他人傳記那樣大量引用《論語》的原文。對此,中井積德日:“曾子傳獨不引《論語》,且略,何哉。”類似這樣的地方很多,中井積德雖沒有明確發錶意見,但這些問題的提齣對後代研究者也有啓發。
此外,對司馬遷通過《史記》所錶達的思想,中井積德也多有精彩論述。如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對其父司馬談未能參加封禪大典深感遺憾:“是歲,天子始建漢傢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對此,中井積德批注:“按《封禪書》,武帝初,與諸儒議封事,命草其儀,及且封,盡罷諸儒不用。談之滯周南,以罷不用之故也,非疾。”
據《史記·封禪書》記載,司馬談確實非常熱心於祭祀儀禮的製定與說明。元鼎四年(前113),他曾經與祠官寬舒議立後土祠。元鼎五年(前112),又與寬舒議立泰疇壇。兩次建議均得到采納,對此司馬談倍感欣慰。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在封禪即將進行時,武帝突然盡罷諸儒不用,在這種強烈反差下,司馬談倍感失落,悲怨積鬱於胸,終於發憤且卒,是閤乎情理的。中井積德對司馬談心理的分析閤情閤理。中井積德又說:“封禪齣乎術士之妄,豈儒者所可言哉?談罷,可謂幸矣。乃發憤至死,何惑之甚!雖遷亦未知封禪之為非也,是漢儒之通病矣。”他認為封禪建議本來都是方術之士的妄言,儒傢學者怎麼可以參與其事呢?司馬談被排斥其外,本是他的幸運,然而竟然鬱怨而死,他怎麼竟然糊塗到這等地步。中井積德認為即便是司馬遷,對於封禪沒有足夠清醒的認識,這是漢代儒者共同的思想誤區。
……
前言/序言
《史記》傳人日本後,對日本的政治、教育、史學、文學等方麵都産生瞭很大影響。隨著《史記》在日本的廣泛傳播,日本的《史記》研究也逐步細化和深入,並形成瞭自己的研究特色。曆代日本學者前後相承,經過一韆多年的發展到今天,已經形成瞭一支實力強大的《史記》研究隊伍,在版本、校勘、注釋、評論及專篇研究等方麵取得瞭突齣的成就。由於文化的相通及差異,中日兩國學者對《史記》的研究既有共性,也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研究方法。
中國學者一直關注日本學者的《史記》研究狀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齣版的張新科、俞樟華所著《史記研究史略》,覃啓勛所著《(史記)與日本文化》均涉及到瞭《史記》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此後又齣現瞭一些以日本所藏《史記》版本為研究對象的專著和論文。在日本,池田蘆洲的《史記在我邦的價值》、水澤利忠的《史記之文獻學研究》、池田英雄的《史記學50年——日中(史記)研究的動嚮》、藤田勝久的《(史記)、(漢書)研究文獻目錄(日本篇)》等專著和論文都為我們瞭解日本《史記》學史提供瞭寶貴的資料。
值得注意的是,曆代日本學者留下的《史記》研究成果,特彆是明治時期之前的研究著述,除極少數在日本有影印齣版外,多數以稿本和抄本的形式存藏於日本各公私藏書機構中,即便是日本學者也不易見到,中國學者對此更是沒有足夠的瞭解和認識。這些研究資料數量龐大,全麵搜集不易,日中兩國學術界到目前為止尚未對此進行全麵、深入、係統的總結和研究。
有鑒於此,本書在盡可能全麵搜集、整理日本《史記》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點研究其中的代錶性成果,進而關注日本學者的《史記》研究方法,探究日本《史記》學發展的脈絡,比較中日《史記》研究的差異及相互影響,對日本《史記》學的形成和發展進行細緻深入的探討和研究,以期對國內《史記》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和藉鑒。對日本學者《史記》研究特點的關注也可成為我們考察日本學者通過漢籍接受漢文化的窗口,在審視其接受漢籍的觀念和方法的同時,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中國古代典籍在海外的流播提供新的思路。
由於學識及水平所限,本書錯誤疏漏在所難免,敬請方傢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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