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外交政策的困境:国家安全与国家统一目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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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姜声鹤(Sung-Hack,Kang) 著,王亚丽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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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韩国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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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96030
版次:1
商品编码:12183695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9-01
页数:448
字数:372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以时间为轴心,探讨了在韩国外交政策立场的背景下,一直困扰韩国的后朝鲜战争问题,特别是其该如何制定外交政策、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如何看待始终存在的、关于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的困境。书中不仅从历史的角度总体论述了韩国外交政策的发展经过、特点及存在的各种问题,还总结了冷战结束后,美国与联合国在朝鲜半岛扮演的角色、朝鲜的安全政策与军事战略、实现南北统一的诸多理论与条件,以及韩国对朝鲜的政策方向,等等。

作者简介

姜声鹤(Sung-Hack Kang),韩国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学士,高丽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北伊利诺斯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大学客座教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日本早稻田大学交换教授、高丽大学外交系终身名誉教授、韩国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著有:《战神和军事战略:有关军事战略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2013)、《鲸虾之争:韩民族与国际政治》(2004)、《变色龙与西西弗斯:变化中的国际秩序与韩国安全》(1995)。
王亚丽,天津外国语大学朝鲜语系学士,韩国高丽大学政治外交系硕士,高丽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关系理论、和平与战争理论、韩国外交政策,以及中韩关系等。曾多次在中韩外交、学术、文化交流中承担翻译工作。代表论文有“Back to Confucianism: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and It's Peaceful Rising”、《中韩FTA的政治影响分析》等。

目录

第一章 韩国式外交政策:国际搭便车求生存
  一只小虾的烦恼:韩国外交政策的背景
  朝鲜战争的影响:搭乘美国的便车
  美国便车对韩国的倦怠与韩国重塑信心
  后冷战世界与韩国的外交政策:君往何处
  结论
第二章 朝鲜民族的历史教训:柏拉图式的朝鲜半岛、马基雅
    维利式的日本和帝国时代美国的亚洲政策
  柏拉图式的朝鲜半岛和马基雅维利式的日本
  儒家世界观的缺陷
  美国对亚洲的政策表现
  结论
第三章 历史视角下朝鲜半岛与俄国-苏联的关系
  李氏朝鲜与俄国的近距离接触
  俄国的新路线与从朝鲜半岛的撤离
  二战期间苏联的朝鲜半岛政策
  朝鲜战争期间及战后的苏朝关系
  停战协议签订后的韩苏关系
  结论
第四章 美国对东亚的外交政策:从监护人到局外人?
  为何会产生波动?
  权力交付的宪政平衡:国会的优势
  美国的政策情绪及其在东亚的表现
  美国及其盟友
  结论
第五章 韩国的安保政策:历史回顾与评价
  第一共和国的安保政策(1948~196年)
  第二共和国的安保政策(196~1961年)
  第三共和国的安保政策(1962~1972年)
  第四共和国的安保政策(1972~1981年)
  第五共和国的安保政策(1981~1988年)
  第六共和国的安保政策(1988~)
  至第六共和国为止韩国安保政策的特点及变化
  韩国安保政策的评价与问题
  结论
第六章 驻韩美军历史角色的转换及其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朝鲜半岛人民的临时监护人(1945~1949年)
  韩国安全的管理者(1950~1969年)
  斯派克曼式的平衡者(1969~1980年)
  回归托克维尔(1981~1989年)
  结论
第七章 冷战期间朝鲜半岛停战框架下的危机管理
  朝鲜半岛上的三次国际危机
  和平的根本原因
  和平的直接原因
  核两极国际体系的必然结果与作为国际制度的朝鲜停战框架
  结论
第八章 朝韩裁军信任建立的步骤
  纳入全球议程的裁军问题
  裁军与信任建立
  美国针对朝鲜实施的信任建立措施
  苏联的区域战略
  阿拉木图信任建立措施
  南北之间建立信任的第二轨道外交
  结论
第九章 东亚变幻莫测的战略环境与朝鲜半岛统一的漫长道路
  后冷战时期的战略环境与韩美关系
  朝鲜对后冷战世界的回应:危险的核游戏
  朝鲜的另一个游戏:一场博取同情的残酷游戏
  朝鲜半岛统一的漫长道路
  结论 从马基雅维利时刻到裴斯泰洛齐实践
第十章 阳光政策与韩国安保:朝鲜究竟是伊索寓言中
    旅行者的大衣还是所罗门王手中的盾牌?
  朝鲜半岛两国间关系的本质
  命运与德行
  南北交流:特洛伊木马?
  和平仅仅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
  阳光政策的完善
  朝鲜半岛:仍然是马基雅维利的世界,而不是康德的世界
  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
第十一章 韩美同盟行至岔路口,韩国何去何从:“中年危机”或“晚年离异”?
  驻韩美军的悖论
  朝鲜对驻韩美军撤离的持续要求:一项彻底的战略手段
  驻韩美军和美国人民的认知转变:民主的致命弱点
  驻韩美军和韩国认知的转变:大国综合征和坚定的民族主义意识
  韩国安全的基础:历史教训与悲剧意识
  结论
第十二章 韩国与联合国的特殊关系: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转变
  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府成立的标志:大韩民国在联合国协助下诞生
  联合国保护之下的“标志”
  该“标志”在联合国内受到的挑战
  “标志”被埋葬
  通往联合国成员国的漫长道路
  联合国的转型:从“刺猬”到“狐狸”
  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后,韩国对联合国的政策:从“刺猬”到“狐狸”
  韩国在联合国的形象
  韩国的国际角色:局限与机会
  韩国应如何定位其联合国政策:做一个像豺一样的追随者?
  结论
第十三章 21世纪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新构造:对于区域新世界
     来说,它是“时间之环”还是“时间之箭”?
  当今单极国际体系下新的权力与威望之争
  一触即发的朝鲜核弹危机与动荡的朝鲜半岛
  地缘政治力量的重新排列与联合国
  结论
结语
大事年表:朝鲜半岛被迫开放门户后(1876)
参考书目
译后记

前言/序言

序  一

这是一部出众而又独特的作品。现在关于韩国外交政策和朝韩两国安全与统一战略的研究有很多。其中,大多数文章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或者以著作、会议记录的形式出版。然而据我所知,还没有一本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全面的哲学思想从理论上对该主题进行讨论。这本书收集了高丽大学姜声鹤教授在过去30年所写的英文作品。直到几年前退休,我一直在高丽大学与姜教授共事。在这本独特而又厚重的书中,姜教授对不同时期的韩国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时间跨度非常长,从前现代时期到当下亚太地区第二次核危机。在姜教授的分析中出现了一系列连贯而又综合的话题,这确实难能可贵。在韩国国际研究协会于1997年3月21~22日举办的国际会议中,姜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韩国:面向21世纪的韩国外交与传播方向》的文章。文中他将韩国外交政策的风格描述为“搭便车求生存”,该文章也被收录为本书的第一章。
姜教授是韩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领域为数不多的高产作家之一。他著有多部杰出作品,如《变色龙和西西弗斯:变化的国际秩序与韩国的安全》。这本书曾于1995年荣获由韩国国际研究协会颁发的首个最佳图书奖,该奖项是为了纪念韩国解放五十周年而创办的。1997年,我恰好为姜教授的另一部厚重的作品——《制空权时代中的美国与韩国》写了评论,发表在《外交政策》杂志上(1997年秋季第108号)。它是继该杂志新出台书评政策后,获评的首批非英文著作之一。我在评论中提到:“在这本综合性的书中,高丽大学政治外交学系的姜声鹤教授警告韩国人民应该为韩美间的本质变化做好准备”(第158页)。正如卡桑德拉(Cassandra)的警告一样,他的警告当时也没有被采纳,但是此后韩美两国关系的持续动荡证明在广泛的意义上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在随后的几年中,他又出版了许多重要作品(韩文),例如《西伯利亚的列车和武士:日俄战争中的外交和军事战略》《人间神与和平的巴别塔:国际政治原则与探索和平的世界宪法秩序》,这两本书与上述获奖著作一起,构成了姜教授以“战争”“和平”“朝鲜半岛的安全和统一”为主题的学术著作三部曲。有一次他告诉我,尽管他出版了许多书,但是他只把这三本书看作自己的代表作,因为他不敢超越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之父摩根索的三部曲,正如贝多芬不敢超越九部交响曲那样(然而,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不仅超越了九部,而且最终创作了十五部交响曲)。
每一个读这本书的人都会发现,该书字里行间都向读者展现了一种哲学普遍性与历史特殊性、严格的政治分析与文学魅力的结合。正如作者强调的那样,本书并非是按照政策建议备忘录的形式创作的,而是希望它能作为一本教科书,促进知识的不断发酵。不过,我认为这本书肯定也会对韩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上述以及其他众多原因,我推荐姜教授于英国出版了他的首部英文著作。我不仅想把这本非比寻常的作品推荐给那些对韩国外交政策感兴趣的学生,也想把它推荐给对韩国及朝鲜半岛未来感兴趣的每一个人。

韩升洙(Sung-Joo Han)
韩国前外交部部长


序  二

外交政策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的目标,这些目标在于寻求一个特定国家如何与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在官方基础上相互作用。外交政策可能涉及诸多广泛的提议,包括与其他国家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关系。本书主要分析韩国的外交政策和韩国面临的和平与安全问题,这也是任何国家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方面。书中选定的文章是韩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姜声鹤教授在过去30年中撰写的。这些文章不仅展示了他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也体现了他在政治哲学和世界历史领域的独特见解。2014年,姜教授步入了花甲之年。无论在我的学习生涯还是在个人生活中,他都是我的榜样和动力。因此,我想表达由衷的感谢,并希望他能够继续享受知识所带来的喜悦与创作力。
本书中,姜教授从国际关系专家的角度解答了韩国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
(1)韩国外交政策的定义或者说什么是韩国式的外交政策?
(2)韩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教训及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3)如何分析韩国的安保政策?
(4)美国对东亚和韩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朝鲜半岛扮演了何种角色?
(5)韩国应对朝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阳光政策是否可行?
(6)朝鲜的安保政策是什么?
(7)朝鲜半岛统一的条件是什么?
(8)如何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裁军?
(9)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新构造会产生哪些影响?
(10)韩国在国际社会中能扮演何种角色?
下面的介绍将为读者提供一个关于韩国外交政策的简单回顾。大部分主题都将在本书的各章节中得到更深入的讨论。
1.朝鲜半岛:鲸群中的小虾
朝鲜半岛人民历来认为自己是外国势力包围下的牺牲品——就像鲸群中的一只小虾。他们将朝鲜半岛比喻成小虾是因为它的弱小无助;将中国和日本等国外列强比喻成鲸鱼是因为它们很强大而且喜食小虾。朝鲜半岛的国际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国间的对抗所决定的。在漫长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被称为“白衣民族”或“晨静之地”的朝鲜半岛是独立的。从13世纪到19世纪中国势力衰退前,朝鲜半岛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当时朝鲜王国被公认为隐士王国,与中国和日本不同,它对接触和贸易不感兴趣。直到19世纪,朝鲜被迫开放对外贸易,此后俄国、中国与日本则在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上争斗不休。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加紧了对朝鲜半岛的干预。之后,通过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日本最终获得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1906年,朝鲜半岛变成了一个受日本控制并被剥夺了推行本国外交政策权利的国家。日本于1910年正式吞并了朝鲜半岛。直到1945年解放之前,朝鲜半岛一直是日本帝国的一部分。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分裂并且在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冷战时期,韩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关注点在于防止与朝鲜再次发生战争,以及与美国建立紧密的同盟关系。正如姜声鹤教授指出的那样:“除了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期,韩国的外交政策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可以被视为成功的。因为它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或者至少实现了国家自治。”(关于韩国外交政策的特点和历史教训参见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
2.1989年以来韩国的外交政策
自冷战结束以来,韩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是由国家民主化以及全球化引起的。如今,韩国政府不再一味地关注如何在朝鲜半岛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而是发展了一个更为灵活全面的方法应对安全问题(关于韩国安保政策的历史回顾参见本书第五章)。
韩国支持人类安全和所谓国家保护责任(R2P)的理念,该理念是指政府必须保护其公民免于遭受种族灭绝、种族清洗和战争,而当一个国家未能做到这些时,其他国家应该介入。2009年7月,联合国大会讨论了国家保护责任。当一些国家因为担心外部介入而对国家保护责任进行批判时,韩国对该理念表示支持,但同时强调并非所有人道主义悲剧或侵犯人权行为都能够或应该触动国家保护责任。2009年春,韩国派出海军驱逐舰“文武大王”号前往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
李明博政府希望实现真正“全球性韩国”(Global Korea)的愿景。其外交政策的三个主要目标包括:通过外交努力振兴韩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韩美战略同盟关系以及推动朝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更深层次的外交政策目标包括:在东亚地区形成新的区域治理;扩展韩国的亚洲外交;支持绿色增长,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增加政府开发援助(ODA)数额以加入国际社会消除贫困的行列。2009年3月,李明博总统宣布实施“新亚洲构想”,扩大与包括南太平洋在内的亚洲国家及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和安保联系。同年8月,李明博总统对朝鲜提出“朝鲜半岛新和平构想”。总体而言,比起前任总统,李明博总统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了更为强硬的立场。他没有继续推进“阳光政策”,在他看来,该政策对朝鲜的影响微乎其微,并且只有韩国单方面承担了代价。
3.韩国与美国、日本和朝鲜等国的外交政策关系
韩国的外交政策依然受制于它同朝鲜、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韩国位于世界上最为活跃且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关于亚太地缘政治新构造参见本书第十三章)。东北亚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三大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战略基地”(strategic home)。尽管东北亚地区已有50多年没有爆发过国际武装冲突,但这一地区存在包括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在内的许多重要热点问题。此外,还存在一些领土争端,包括关于南沙群岛、钓鱼岛和独岛的争议等。威胁该地区和平的最大因素便是朝核问题。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韩国、朝鲜在所谓的六方会谈中未能成功地解决该问题。
3.1美国
二战结束以来,韩国最重要的同盟国是美国(关于美国对韩国及亚洲的外交政策参见本书第二、四、六及十一章)。美国于1948年协助了大韩民国的建立并在朝鲜战争时期(1950~1953年)成为联合国军的主力。两国通过1954年的共同防御条约结为联盟。美国提供的经济支援对韩国从朝鲜战争中恢复及60年代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还协助建立了韩国军队,并派遣了约2.5万名美国士兵驻扎在韩国。
然而,两国之间也存在一些摩擦,其中包括关于美军从韩国撤离的争论、贸易关系的调整,以及对朝态度和手段的差异。
3.2日本
日本和韩国通过1965年签订外交关系基本条约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尽管韩日两国在维护半岛和平与朝鲜无核化等问题上保持了紧密合作,但两国间仍存在一些矛盾,例如,独岛的领土纠纷、东海命名纠纷、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争议、日本篡改历史书纠纷,以及日本对韩国慰安妇的处理问题。
3.3中国
朝鲜半岛与中国关系历史悠久。几个世纪以来,在宗藩体系下,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支配着包括古朝鲜在内的绝大多数东亚国家。朝鲜战争时期,中国与苏联一起为朝鲜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支援。由于冷战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韩国与中国直到1992年才建立外交关系。如今,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六方会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多次尝试调解朝韩两国间的冲突。
3.4朝鲜
朝韩关系中出现过许多起伏(关于1945年以来朝鲜半岛两国关系参见本书第八、九、十章;关于统一的前景参见本书第九章)。即使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两国也时常处于战争的边缘。尽管金大中总统曾提出所谓的“阳光政策”,并且为实现和解而做出了种种努力,但目前在朝鲜半岛还不太可能出现稳定的和平。
韩国政府尝试和解的努力包括:1971年南北红十字会谈判,1984年朝鲜红十字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1991年签订“朝韩基本协议书”,2000年金大中与金正日参加首次朝韩领导人峰会,2000年举办朝韩两国离散家庭第一次会面,2007年召开第二次朝韩领导人峰会。在第二次朝韩领导人峰会上,卢武铉和金正日签订了和平宣言,呼吁实现永久和平。
朝鲜在1968年试图袭击青瓦台,同年俘获美国“普韦布洛号”军舰,1976年在板门店斧头杀人事件中杀害两名美国士兵,1983年针对韩国领导人发动仰光袭击,1999年与2002年双方发生海上冲突,2008年朝鲜军人开枪射杀一名韩国游客。在这些事件之后都曾出现冲突期。此外,朝鲜在1993年、1998年、2006年以及2009年分别进行了导弹试射。在2006年与2009年进行核试验之后,朝鲜遭到比之前更为严重的孤立。其核试验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2006年10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谴责这一试验是对和平的威胁,并通过1718号决议对其施行经济和军事制裁。在2009年5月25日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以后,联合国安理会1874号决议对朝鲜的制裁更为严厉。对此,朝鲜宣布不再接受1953年的停战协议约束。
2010年3月,韩国天安舰被鱼雷击沉。韩国宣称朝鲜是此起事故的幕后主使,但朝鲜拒绝对天安舰的沉没承担任何责任。在2010年7月的主席声明中,联合国安理会对此次袭击进行了谴责但未确认袭击者。
3.5俄罗斯
从20世纪80年代末卢泰愚总统推行北方政策——该政策旨在与朝鲜的传统盟国建立联系——开始,韩国同苏联以及中国的外交关系逐渐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关于两国的历史关系参见本书第三章)。1992年,俄罗斯与韩国签署了双边关系条约。两国间的经济和军事合作不断增加,合作内容包括韩国从昔日的敌人——俄罗斯进口了武器和军事设备等。
4.韩国积极加入国际组织和联合国
韩国与世界上170多个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同时是众多国际及区域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峰会(EAS)等的成员。此外,韩国还是东盟(ASEAN)的对话伙伴国,并与其第三大出口对象——欧盟保持紧密关系。
韩国也展示了对国际法的严格遵守并加入了所有主要的国际条约。除此之外,韩国也是以下六个核心人权条约的签署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经济社会国际权力公约》(ICESCR)、《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CERD)、《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联合国反酷刑公约》(CAT)以及《儿童权利公约》(CRC)。此外还签署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1977年附加协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核不扩散条约》(NPT)、《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在试图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失败以后,朝鲜和韩国终于在1991年成为联合国成员国。联合国在韩国的历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参见本书第十二章),尤其在大韩民国的成立过程中联合国大会曾成立联合国朝鲜半岛问题临时委员会(UNTCOK)以推动二战后韩国国内的自由选举。联合国在朝鲜战争中为韩国提供了军事援助并起到了调解作用。联合国的朝鲜半岛问题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①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问题;②朝鲜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半岛以及加入联合国问题;③朝鲜核武器计划;④朝鲜的人权问题;⑤“脱北者”问题。
韩国是联合国主要财政贡献国之一。多名韩籍公民在联合国担任要职,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宋相现(Sang-Hyun Song),以及最近当选国际海洋法法庭法官的白珍铉(Jin-Hyun Paik)教授。韩国在联合国主要关心的话题包括:①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②应对与食物、气候、能源相关的全球危机;③保护和促进人权、解决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及联合国改革。
韩国还积极参与了一系列维和行动。1993年7月至1994年3月韩国派遣人员参加了第二期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UNOSOM Ⅱ),1994年9月至今坚持参加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MINURSO),1995年10月至1996年12月参加第三期联合国安哥拉核查团(UNAVEM Ⅲ),1994年11月至今参加联合国驻印度和巴基斯坦军事观察组(UNMOGIP),自1994年10月至今参加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OMIG),自2003年11月至今参加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UNMIL),自2003年11月至今参加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UNAMA),自2006年12月至今参加联合国东帝汶综合特派团(UNMIT),自2007年3月至今参加联合国驻尼泊尔特派团(UNMIN),自2007年7月至今参加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韩国是在维和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理想候选国。韩国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侵犯过邻国,并拥有从事维和行动的专业部队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由于其地理位置距许多冲突发生地点较远,韩国通常很适合扮演公正的维和人员角色。然而,截至2010年6月韩国仅向联合国提供了641名维和人员,在派遣维和部队的国家中排在第31位。韩国派往国外的军队被指责没能为平民提供足够的保护。
人们也许希望在建立并进一步加强能够促进区域和平与经济发展的东亚地区机构和组织方面,韩国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尽管一些前景光明的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ASEAN)提供了健全的地域主义,但仍然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化结构。在2009年8月第五届济州和平论坛上,韩国时任总理韩升洙呼吁将东北亚多边框架扩展为一个更为广泛的东亚共同体。然而,东亚地区能否建立持久的和平机制尚待观察。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亚国家能否克服相互之间的历史争端、互不信任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

鲍里斯·康多赫(Boris Kondoch)
《国际维和杂志》执行主编
驻韩国首尔和平与安保研究亚洲中心主管


英文版自序

写书就像是一场冒险。一开始它是一种消遣,然后,它变成了你的情妇,然后成了你的主人,最后变成一个暴君。
话语乃唯一持久不灭之物。
——温斯顿·丘吉尔

1985年,当我正式被任命为高丽大学的教授时,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劳伦斯·芬克尔斯坦教授(Lawrence Finkelstein)于同年10月13日写信祝贺我晋升为正教授,他在信中如下写道。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我一直相信没有比这更高的职位了。相比国王、上将或是电影明星,我更愿意成为一个教授,因为我认为我和现在的你,远在他们之上。
如此令人鼓舞和感动的祝贺话语,激励我去做高丽大学的一名终身教授。我从未期待去寻找比我的母校薪酬更高或者更加美丽的地方,因为高丽大学一直是我无比热爱的学校。
正如英国桂冠诗人约翰·爱德华·梅斯菲尔德(John Edward Masefield)所说的那样,大学校园是世俗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并不是因为那里有高大的建筑、金色的草地,或是树下舒适的长椅,而是因为大学是厌恶愚昧无知的人试图受到启发,并将自己得到的启示传达给他人的地方。回想起来,能够在这个世俗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高丽大学的校园里,把精力集中在所谓的“追求真理”上,对我来说,确实是笔巨大的财富和珍贵的祝福。此外,我坚信“教学相长”,学习是一种真正的享受。中国人和韩国人眼中历史上最伟大的老师、古代的圣人——孔子,早在2500年前便说过这样的话。
自1991年韩国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后,韩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趋向成熟。目前,约有1200名韩国军人在14个国家的17个地区开展联合国维和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索马里、苏丹、尼泊尔和阿富汗,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韩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也在不断增加。然而,近几年来韩国的发展状况也证实了笔者在研究韩国外交政策时得出的一些主要结论:韩国仍然不是本国命运的主宰者。
当我写这篇序言时,整个朝鲜半岛又沸腾了起来。2010年3月26日发生了天安舰事件,船上46名韩国海军士兵遇难,为此,韩国和美国试图对朝鲜采取经济上和外交上的制裁。当年7月25~26日,两国在东海展开了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此向朝鲜领导人发出明确的警告。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并对韩方的调查结果予以否认。
事实上,自朝鲜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于2006年10月9日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来,韩国便开始面临一系列来自朝鲜的威胁。尽管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不断增加,2007年2月24日,韩美两国还是决定将战时作战指挥权于2012年4月17日从美国转交到韩国手中,这对韩国安保政策和防御战略的“韩国化”(Koreanize)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针对朝鲜无核化的六方会谈却毫无收获。2008年一名韩国女性游客在金刚山附近军事禁区被朝鲜士兵开枪射杀。这一问题引发了关于跨境交通的争议,2009年两国战舰发生了交火事件。由此,朝韩两国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2009年5月25日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不仅是对韩国,同时也是试图对美国进行勒索。事实上,朝鲜半岛此时已经陷入“战争状态”。天安舰事件的发生迫使韩国总统李明博和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将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推迟到2015年12月1日。如今的朝鲜半岛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此处可以引用前法国外交部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Hubert Védrine)著作——《历史的反击》(History has struck back),在众多韩国人民满足于朝鲜半岛的和平,并相信最终会实现和平统一的十年后,历史却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东亚国际关系也被笼罩在一个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和平却遥不可及的氛围之中。
当“历史”开始反击朝鲜半岛时,我们有义务从实用性和道德出发,了解韩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并从中得到一个永恒的教训。“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这句话是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强国雅典对弱小国家米诺斯说的话。它一直被视为西方世界国际政治思想现实主义传统的极致表达。在东方国家,儒家思想伟大的解说家孟子也曾说过,弱国追随强国,并非可耻之事。历史上,为了在东亚国际社会中求生存,朝鲜王朝积极效仿中国,追随中国的霸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朝鲜半岛人民也已成为正统的儒教人士。然而,近代以来,朝鲜半岛人民如同古希腊世界的米诺斯人民,在某种意义上陷入了大国争霸的残酷斗争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因想要避免卷入外部世界而被称为隐士王国的朝鲜半岛,也遭到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
朝鲜半岛漫长而曲折的历史早已被其位于东亚十字路口的这一地理位置所决定。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朝鲜半岛人民常用一个谚语描述自己的命运:“小虾的背在鲸鱼的争斗中也会被震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为了争夺各自的战略利益导致了朝鲜半岛的分裂,从此,朝鲜半岛的命运变得更加悲惨。最终,1948年,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国家——韩国和朝鲜,两国为了实现各自“统一祖国”的目标,开始展开对峙和竞争。
换言之,朝韩双方都同时肩负着保卫国家安全和实现统一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国家任务。这确实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以至于超过了朝鲜半岛两国的能力范围。也就是说,对于朝鲜半岛人民而言,这是一个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来打开的巨大的“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尽管如此,正如西西弗斯一样,朝鲜半岛人民为国家安全和统一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国家统一进程的毫无进展也给韩国人民带来了些许挫败感。
韩国将维护国家安全作为首要任务,但同时决定不会在以军事力量统一国家的“斯库拉”(Scylla)和完全放弃国家统一目标的“卡律布狄斯”(Charybdis)之间做出选择。因此,韩国的外交政策无法摆脱现实与理论的困境:应该选择基本维持现状的“国家安全优先”政策,还是应该选择修正主义外交政策式的“国家统一优先”政策?韩国未能完全实现这两项外交政策中的任何一项。直到现在,韩国未表现出希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充分发挥作用的意志。然而,朝鲜战争后,韩国不仅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生存了下来,而且还依靠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的一员。
这里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在如此艰难的国际形势下,韩国生存和发展的原因是什么?韩国是否存在独特的外交政策风格?在过去60年中,韩国面临了怎样的危机和挑战?它又是如何回应的?冷战体系突然崩溃后,韩美同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韩国成为世界和平组织成员国后,韩国的助产士——联合国与韩国间形成了怎样一种特殊的关系?韩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统一政策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和危机?我会在本书的章节中尝试直接或间接对上述及相关问题做出解答。
尽管韩国人民通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试图解决国家安全和民族统一这两个看似互不兼容、相互对抗问题之间的政策困境,但最终的问题仍然归结为:究竟什么才是国家安全和民族统一之间的适当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统一并不像速溶咖啡那样,只需要加上水,简单地搅拌一下就可以,对于韩国来说,这注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韩国人民最大的愿望便是实现民族统一。然而如此雄心勃勃的目标却可能永远不会完全实现。尽管如此,一切为了接近这一目标所付出的努力都值得坚持下去。这种责任感体现了韩国的强大信念。
拙作是我过去30年英文作品的选集。它不是一部简单叙述朝鲜半岛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和韩国政府应对方式的作品,而是一部尝试将朝鲜半岛(包括朝鲜和韩国)的外交政策理论化,或尝试将当代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应用于两国外交政策中的作品。我试图超越对朝鲜半岛国际关系的简单描述,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他还是一个教授时呼吁所有作家去做的那样,尝试撰写一部不朽之作。不朽的思想并不只属于一个时代,因此作家应该超越他所处时代的琐碎问题,寻求永恒的真理。正如过去的每一个时代那样,当下这一时代也是一个过渡的时代。那个在我们眼前似乎主宰一切的利益有一天会改变,甚至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作家应该超越那些琐碎的问题,提出一些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有效的、有启发性的想法,因为无原则的争议和问题很快就会消亡。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伴随着脑海中这种精神解放,在过去30年的学术生涯中,我都尝试着在作品中写出一些需要长时间发酵而慢慢成熟的知识“红酒”,而不是即开即饮的“甜汽水”。
换言之,我不对当前的“热点”问题发表有趣的评论,而是以韩国为侧重点,试图找出朝鲜半岛外交政策以及朝韩两国安全和统一问题的本质,尽管我知道自己一直都在努力捕捉更加全面的知识。由于本书的各个章节均是我在过去30年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主题所写,因此,其连贯性和全面性只有在通读本书之后才能掌握。但我想说,书中的每一章都有它独特的魅力,正如人类世界中每个人的儿女那样。
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也许也是最后一本英文书。它的出版,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得以表达长期居于内心深处的感激。首先,我要感谢鲍里斯教授,他在偶然读到我关于韩国外交政策和韩国对联合国政策的几篇文章后,最先建议并鼓励我出版一本英文书。是他的坚持让我从缺乏自信慢慢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并使我最终努力完成了这部在英国出版的作品。在此我非常感谢鲍里斯夫妇的支持,在个人电脑还未广泛普及的年代,他们辛苦地帮我扫描之前发表过的论文。当我邀请他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时,尽管这会花费一些时间,但他还是很高兴地答应了。我相信我们之间这种美好的友谊在当代学术界十分难得,这种友谊已远远超越单纯的学术分享。我做梦也没有想过在一个英语国家用英文出版一本关于韩国外交政策的书。而自从见到了鲍里斯教授,我开始做这样的梦。感谢他成功为我和保罗诺波利(Paul Norbury)——英国环球东方出版商之间搭建了桥梁,让我的梦变成了现实。感谢鲍里斯教授勇敢甚至冒险地决定出版拙作。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老师们。金璥元(Kyung-Won Kim)教授曾亲切地建议我追求学术,成为我人生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通过他,我开始接触并掌握了国际关系的基础和重点,同时也阅读了许多名人的著作,其中包括雷蒙·阿隆、斯坦利·霍夫曼和亨利·基辛格的著作。作为我在高丽大学的研究生导师,他让我感受到了知识的魅力与美好。
韩昇助(Sung-Joe Hahn)教授则向我展示了一个韩国传统绅士学者的教学方式,他总是谈到“真理的力量”——无论是政治力量还是人民的力量。在许多传统的高等教育观念方面,他是真正的良师益友。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在40多年前韩国国家发展和民主化的艰辛过程。每当我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感到孤单时,他无限真挚的建议和鼓励都会帮助我克服绝望。
劳伦斯·芬克尔斯坦(Lawrence S.Finkelstein)教授十分慷慨,他给予我宝贵的时间、苏格拉底式的建议和盛情的款待;同时,感谢富布赖特奖学金,正是有了这一帮助,我在30年前顺利完成了在美国进修的博士课程。从芬克尔斯坦教授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学术顾问和导师的形象。甚至在我回到韩国成为高丽大学的一名教授后,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为我提供建议和指导。对我来说,他是上帝派来的。否则,像我这样一个贫穷、卑微、迷茫的外国学生怎么会在如此巨大的世界里,且恰好在人生中正确的时间遇到一位这么好的教授呢?
我还想感谢已故的莫顿·弗里希(Morton Frisch)教授,他是我政治哲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从古代的柏拉图到现代的约翰·洛克和《联邦党人文集》,特别是修昔底德,他带领我领略到国际关系学科永恒的财富,为我打开了政治思想那扇沉重的窗户。弗里希教授总是赞赏我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政治科学略显专制的时代,对政治哲学的那份“特殊的偏爱”。
韩升洙(Sung-Joo Han)教授是高丽大学一位资历深厚的教授,也是我的同事。在国际上,他是知名的前外交部部长和前韩国驻美国大使。而我是他在高丽大学众多后辈同事中的一员,他不仅扩大了我的社交圈子,也拓宽了我的精神视野。他慷慨地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为此我再次向他表示感谢。
接下来我要感谢我的家人。首先要感谢我亲爱的母亲——郭洪淳(Hong-Soon Kwack)女士,自从我的父亲在朝鲜战争中牺牲后,她用我未曾看到的孤独的泪水、汗水和心血独自抚养我长大并给予我支持。我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我只知道我的母亲在过去60年里没有一天不在为我祈祷。她是我唯一的女神。这就是为什么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会对法国左翼人士说:“我相信正义,但我会在正义面前捍卫我的母亲。”
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辛惠庚(Hye-Kyung Shin)女士,以及我的儿子相温(Sang-On)、丞温(Seung-On),女儿荣温(Young-On),他们原谅了我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不足之处。作为一名过着如牧师般谦逊生活的大学教授,我以此为借口忽略了他们太多、太久。
接下来我要感谢我的大学和一些帮助过我的基金会。首先感谢高丽大学,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她将我从一名学生培养成为一名教授,我拥有令人羡慕的机会,即最舒适的生活和学术自由。我还想对美国政府富布赖特基金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其在经济上帮助我完成了彻底改变我一生的博士课程。同时还要感谢英国外交联邦事务部通过英国文化协会颁发给我的奖学金,让我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丰富我的历史知识。最后感谢多年前日本政府国际交流基金会为我提供在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学习的机会,让我专心完成了本书的部分章节,以及另外两本韩文书。
最后,我想把这本书献给过去30年曾经或一直陪伴着我的所有学生们。他们信任我,我也爱他们。他们总是提醒着我教学不仅是一件快乐的事,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正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其名字的意思是“明智和荣耀”——的《安提戈涅》(Antigone)中,海蒙(Haemon)恳求克瑞翁(Creon)——他的父亲,同时也是底比斯的统治者时所说的那样:
你不要老抱着这唯一的想法,
认为只有你的话对,别人的话不对。
因为尽管有人认为只有自己聪明,
只有自己说的对、想的对,别人都不行,
可是把他们揭开来一看,里面全是空的。
一个人即使很聪明,懂得再多别的道理,
放弃自己的成见,也不算可耻啊。
请你息怒,放温和一点吧!
如果我,一个很年轻的人,
也能贡献什么意见的话,
我就说一个人最好天然拥有绝顶的聪明;
要不然——因为往往不是那么回事——
听听聪明的劝告也是好的啊。
此外,我要感谢罗圭焕(Kyu-Hwan Rah)和金恩惠(Eun-Hye Kim),在我完成这本书时,他们作为我的研究生助理给了我诸多帮助。我还要感谢李有振(Yoo-Jin Rhee)博士,他长期以来陪我一起工作并帮助我将汇聚了30年学术生涯成果的这部知识性作品出版成册。

姜声鹤
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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