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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对于中华民族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至于千百年来，人们以歌咏之，以文颂之，以绘画表现之，以影像记录之，而记载、研究黄河的资料可谓汗牛充栋，车载斗量。本书《黄河之水：蜿蜒中的现代中国》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考察了黄河从古至今的历史变迁及其对整个中国生态环境的影响，乃至其对于国际社会的意义；剖析了黄河的流经之地——华北平原上的水治理及其对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大作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分析华北平原水资源状况的共时面貌和历时变迁时，将中国治理黄河的复杂历史遗产与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中国历代政权的合法性联系起来，不仅细描了黄河治理的不同阶段和策略，而且深剖了黄河的象征意义、政治意义、军事意义，展现出一面别样的学术景致。

作者简介

　　戴维艾伦·佩兹，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史主席。获华盛顿大学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史和中国以及东亚科技史，特别专注于华北平原水利治理的历史变迁。已出版《黄河之水：蜿蜒中的现代中国》、《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和国家建设》等著作。

精彩书评

　　一部恰逢其时的原创性著作，揭示了中国当代的水危机。通过翔实、全面的研究，佩兹不仅梳理了黄河三千多年的历史，而且以开阔的视野分析了中国的环境问题。不仅是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必读之书，也是所有对当今严峻的环境问题感兴趣人士的必读之书。
　　——穆盛博（《中国的生态战争：河南省、黄河及其他，1938—1950》的作者）

　　环境是中国受人关注、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佩兹关于华北平原治水传统的继承和断裂以及黄河泥沙大量淤积的论述，是对环境史的重要贡献。他详细论述了洪涝和干旱、灾荒和战争、黄河的突然改道和多次断流等事件，还对中国当今确保粮食自足的政策，以及通过南水北调工程，强调以技术手段改造自然的做法，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质疑，提醒我们这些措施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前现代时期。
　　——夏竹丽（《中国的环境挑战》的作者）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在生态的边缘
从西到东：黄河的变革力量
从南向北：气候在华北平原形成中的作用
洪涝和干旱

第二章 中华帝国时代的治河经验与教训
水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国家政权的形成
中国传统中的自然
中华帝国时代的环境变化模式
中华帝国时期的水利管理
中华帝国晚期的环境崩溃（1500～1977）
中华帝国晚期影响生态变化的力量
1855年的黄酒改遭

第三章 改变饥荒的土地
中国的苦难和饥荒之地
现代科学和技术
集中治理：黄河水利委员会
水利综合治理
黄河治理的全球化论争
国家建设中的黄河和华北平原
洪水泛滥和花园口悲剧
华北平原上的共产党和日本侵略者
华北平原上的日本战时计划
战后重建：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人
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工程建议

第四章 让河水变清流
淮河治理工程
黄河水利委员会
人民胜利渠
苏联和综合技术治理方案的提出
1954年至1955年的黄河治理计划
水利“高潮”
关于三门峡水利枢纽的争论
大跃进的前奏：农田水利建设运动（1957～1958）

第五章 在华北平原上建设花园
大跃进，1958～1960
大跃进运动中的自然面貌和文化
人民公社生活和大跃进水利运动
三门峡和大跃进
大跃进成果：群众水利运动
大跃进后果：三门峡
玩史酱景弋：的20世纪50年代
2D世纪60～70年代的地下水开发
三门峡和黄河长篇治水故事的延续
灌溉华北平原
红旗渠和黄河
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第六章 管理遗产和管理发展
改革时代的挑战
脱缰的水需求
地表水的污染
黄河断流
环境意识的增强
党和政府的困境
中国水问题的争论
解决华北的水制约问题
中国水危机的国内外影响
致谢
索引
译后记
《雅理译丛》编后记

精彩书摘

　　1997年，黄河发生汛期断流，河道里残存的最后的水洼和细流，或是渗透进河床厚厚的淤泥沉积层中，或是为华北平原七月里高悬天空的酷日所蒸发。20世纪70年代以来，黄河出现过几次断流，但是1997年这次断流的程度前所未有，干涸的河道从渤海上的入海口一直向上延伸600多公里。生活在华北平原的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在水的困境中挣扎，有时候苦于水患，更多的时候是苦于水荒。的确，透过厚厚的历史档案，可以翻阅到大量黄河流域和华北平原因干旱带来的灾荒记载。但是，1997年的黄河断流还是给人以不同的警示，特别是使人感受到一系列严峻的水挑战。这些挑战既是华北平原长期的生态历史变迁所内生的，也是当代中国巨大的变革力量所造成的。
　　黄河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生的几次断流是华北平原水资源紧张较为早期的信号。从1978年开始，随着后毛泽东改革时代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水资源需求的大幅攀升，这一状况开始变得愈加明显。中国的农村改革释放了农村发展的动力，赋予农民长期使用土地的权利，在种植什么粮食、到哪里出售方面给予了农民更大的自主权。此后不久，国有企业的重组以及市场机制的引入，引发了制造业的繁荣和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的热潮，城市人口收入的增长引发了消费模式的变化。这些改革每次带来的后果都是消费增长、水污染加剧，人均可使用的水量从1952年的735立方米锐减到2009年的302立方米。与此同时，2009年黄河1/4的水达不到政府规定的V类标准（即水质不适合人饮用和农业使用）。中国的水消费还在继续增加，从2009年的410亿立方米将增加到2020年的462亿立方米。还有一些研究表明，中国水资源的前景不容乐观。根据中国几家政府和研究机构联合发表的一个报告显示，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容量下降了27%，而这一地区既是亚洲的“水塔”，是中国很多河流如黄河、长江的源头，同时也是一些跨国河流的源头，比如萨尔温江（Salween）、恒河（Ganges）、湄公河（Mekong）、伊洛瓦底河（Ayeyarwady）、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和印度河（IndusRivers）。
　　本书不是要罗列数据，其目的也不是通过数据分类呈现当前生态破坏的概貌，那样的分析已有很多。本书希望在最为普遍的意义上分析华北平原水资源状况的共时面貌和历时变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当代面临的水挑战，从而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化选择和生物物理过程是如何影响历史进程的。正是这一历史进程导致了对当前和未来的约束，也带来了当前和未来的机遇。我们将分析的重点特别放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9），这一时期，华北平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水资源开发。尽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发展方式和目标有时被称作是“与天斗”，但这些方式和目标在很多重要方面还是基于长期发展的模式，基于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全球对水资源作用的考量。同时，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以其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水资源的组织能力，极大地改变了华北平原的生态面貌，而这一生态面貌是当代中国最直接的遗产。因此，简言之，本书主要分析中国是如何陷入严峻的水资源境地的，并进而分析其对中国和国际社会意味着什么。
　　基于这些目的，我们有两点基本的认识。其一，中国当代的水挑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当然，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繁荣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城市扩展、工业发展和农业集约化，这一切对水资源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后毛泽东市场经济时代的水资源供求模式是从毛泽东时代嫁接过来的，而这种水资源供求模式从地理上、体制上甚至理念上都深受毛泽东时代各种运动的影响。不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后毛泽东时代，水资源情况都受到长期的历史现实和时代需求的制约。其二，这些历史力量或历史现实不会消失。由于中国必然会遭遇越来越复杂的资源分配问题，在中国领导人统筹谋划回应一系列影响国内外利益和人民生活的复杂问题时，这些持久的地貌生态和文化模式遗产，将会对可能的选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本书将重点聚焦华北平原，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最为重要的是，这一地区一直是中国生态最脆弱的区域之一，同时还曾是维持中华帝国最关键的农业区之一。现在，这一地区生产的小麦占全中国的1/2，生产的玉米和棉花占全中国的1/3。同时，生活在华北平原的人口几近中国人口的1/4。农业的重要性、人口的高密度和水资源的有限性这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历代朝廷都高度重视华北平原，调配大量的资源预防洪涝（比如在黄河沿岸修建大坝），减少洪水和干旱带来的社会动荡（比如通过大运河将粮食从南方漕运到华北平原的粮仓以备急需）。
　　因此，当我们在探讨1949年后中国政府以其前所未有的努力利用水资源，以及分析这些努力给当代中国带来的遗产时，要记住这一点，即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里，历代朝廷都强化对华北平原生态环境的管理。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关于生态治理的实践和主张，有些被1949年后的中国政府摈弃了，有些被采纳了，有些则被新政权在挖掘华北平原水资源潜力的过程中吸收借鉴，并用于各种运动的动员。中国在管理水资源方面有着丰富有效的历史经验，1976年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然面临着继承和变革这些历史经验的问题。不过，在论述黄河治理这一史诗性工程中必须增加一章，那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发展运动，因为它对黄河水资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人认为，中国并没有水问题，只是有水资源分配问题。这只是挑战的一部分。为了从总体上提高工农业效率，将水用在生产力最高的领域，在水资源分配上，需要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包括提高水价、实施优惠城市和工业消费者的措施。不过，这样的认识太过表面化，暴露出对中国领导人受历史和文化制约而面对的政策选择局限性的无知。这一代中国领导人非常明白这些水资源管理遗产与为保持现代经济增长而理性地利用资源之间的冲突。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在时刻关注着中国水困境本身对国内外的潜在影响。
　　中国的政治精英深知资源的枯竭和破坏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只需注意一下苏联的例子就会明白，对环境的忧虑以及由此而孕育的环境运动常常会形成一个尖利的楔子，最终引发更广泛的改革运动。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着一个艰难的平衡选择，如何一方面通过向农村地区分配充足的水资源从而保障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又满足工业用水的需求从而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再度崛起已经引发了对全球食品、土地、能源、空气和水等资源的高度重视。1995年，美国环境运动人士莱斯特·布朗（LesterR�盉rown）针对中国人口的日益增长、水资源及农业耕地的日益减少等问题，公开发表了关于“中国能否养活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和国际社会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布朗认为，中国进入国际粮食市场、购买粮食满足中国人所需之后，那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贫困国家将因粮食价格抬高而被迫离开国际粮食市场。事实上，中国继续坚持粮食自给自足，这是导致中国水困境复杂化的又一个因素。
　　历史上形成的经验、体制机制和资源禀赋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中国形成了对种种关键性的水问题的观点。这些水问题有：水资源分配决策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开发利用喜马拉雅山的水资源的国际影响是什么？通向立法治理和建立污染控制机制的最好途径是什么？气候变化怎样影响中国的水资源？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挑战将怎样影响其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在中国采取非市场措施改善食品安全的实践中，水问题如何影响中国的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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