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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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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43180

版次：2

商品编码：12177446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05

字数：28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提出了很多对当代政治哲学深具启发性的概念和主题，以致她的好友、美国作家玛丽?麦卡锡把《人的境况》比作携带了一个大量概念和洞见之地图的“土地测量员”。的确，这本书在古希腊和现代（1600-1900）两个时期穿梭，勾画出一幅理解“何为政治”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充满洞见的地图，为她的众多概念标出了它们在地图上的位置，同时也标出了这幅思想地图的界限以及未知的前景。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阿伦特力图表明“积极生活”的三种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分是基于人的条件而做出的，她理解的人的“条件”，既不是所谓人的本质属性，也不是康德意义上规定人类经验方式的超验条件，而是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那些生存条件：劳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维生，工作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建造一个人造物的世界，行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在交往中彰显自己，回答“我是谁”的问题。离开了这些条件，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了。在此意义上，人是被条件规定了的存在（conditioned beings）。但他们的活动又创造着自己下一步生存的条件，比如劳动超出家庭和国家界限的全球化发展，和人从宇宙的角度对地球采取行动，都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未来的生存处境。本书在结构上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是“积极生活”（vita activa）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二元对照。第一章给出的两种生活的对照，为全书确立了一个隐含的背景框架。实际上，只有在此二元对照下，劳动、工作和行动才可能有效地保持自身，因为与两种生活方式相应的，是古代西方对两个世界的想象：柏拉图的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或基督教的尘世之城和天上之城，前者是变化的、有死灭的，后者是永恒不变的。在那里，制作或工作被当成一切活动的原型，人在制作中模仿神圣世界的创造，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和荣耀都来自后者，后者才是他渴望回归之所。阿伦特认为这种沉思生活高于积极生活的等级秩序，在传统政治思想中导致了对政治的伤害，因为政治哲学家倾向于以制作模式把行动理解为按照某种真理来统治。但对立之消隐的灾难后果，要在世俗化的现代才清晰地浮现出来。在神圣世界不再被信仰，沉思“被逐出有意义的人类能力行列”之后，制作活动也失去了衡量他的产品真实性的标准，作为人造物的世界越来越相对化，丧失了它得以立足的持久性和稳固性。二元世界观的消失，一方面让现代人丧失了作为生存条件的“世界”，另一方面人被抛回到自身，返回到孤独内心来寻求真实性和确定性的基础。“世界异化”和“向自身的回返”最终以牺牲世界和牺牲行动为代价。虽然在现代早期，人作为制造者获得过短暂的胜利，那时人曾被高举为目的，但“由于现代的世界异化和内省被提升为一种征服自然的无所不能的策略，也就没有哪种能力像制作——主要是建造世界和生产世界之物的能力——一样，丧失得如此之多”（本书第242页）。在最后一章，阿伦特哀悼了技艺人（homo faber）的失落：匠人精神始终预设了一个物的世界，在那里，物质闪耀、语词可听，但在世界塌陷，甚至被还原为生物循环意义上的自然的情况下，最终是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取得了全面胜利，而这就是我们已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作者简介

　　汉娜·阿伦特（1906—1975），德裔美籍犹太人，生于德国汉诺威。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33年因纳粹上台而流亡海外，于1951年获美国国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阿伦特以《极权主义的起源》、《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论革命》及《人的境况》等著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20世纪较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精彩书评

　　美国作家玛丽·麦卡锡把《人的境况》比作携带了一个大量概念和洞见之地图的“土地测量员”。
　　——《纽约客》
　　
　　巨大的理智力量和常识的结合，让阿伦特女士对历史和政治的洞见显得既令人赞叹又明白易懂。
　　——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
　　
　　《人的境况》是阿伦特重要的哲学作品。
　　——亚当·基尔施 (Adam Kirsch)

导言玛格丽特?加诺芬 / 1
前言 / 1
第一章人的条件 / 1
1. 积极生活与人的条件 / 1
2. 积极生活的术语 / 5
3. 永恒对不朽 / 9
第二章公共和私人领域 / 14
4. 人：一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动物 / 14
5. 城邦与家庭 / 18
6. 社会的兴起 / 24
7. 公共领域：共同 / 32
8. 私人领域：财产 / 39
9. 社会的和私人的 / 44
10. 人类活动的定位 / 48
第三章劳动 / 60
11. “我们身体的劳动和我们双手的工作” / 60
12. 世界的物性 / 68
13. 劳动和生命 / 70
14. 劳动与繁殖 / 73
15. 财产的私人性和财富 / 79
16. 工作器具与劳动分工 / 84
17. 一个消费者社会 / 91
第四章工作 / 105
18. 世界的持存 / 105
19. 物化 / 107
20. 工具性和劳动动物 / 111
21. 工具性和技艺人 / 117
22. 交换市场 / 121
23. 世界的恒久性及艺术品 / 127
第五章行动 / 137
24. 行动者在言行中的彰显 / 138
25. 关系网和被实现的故事 / 142
26. 人类事务的脆弱性 / 147
27. 希腊的解救之道 / 151
28. 权力与显现空间 / 156
29. 技艺人与显现空间 / 163
30. 劳工运动 / 166
31. 制造对行动的传统替代 / 171
32. 行动的过程性质 / 179
33. 不可逆性和宽恕的力量 / 183
34. 不可预见性和承诺的权力 / 189
第六章积极生活与现代 / 198
35. 世界异化 / 198
36. 阿基米德点的发现 / 205
37. 普遍科学对自然科学 / 213
38. 笛卡尔式怀疑的兴起 / 217
39. 内省和共同感的丧失 / 221
40. 思想和现代世界观 / 225
41. 沉思与行动的倒转 / 228
42. 积极生活内的倒转和技艺人的胜利 / 232
43. 技艺人的失败和幸福原则 / 240
44. 生命作为至善 / 246
45. 劳动动物的胜利 / 251
致谢 / 263
索引 / 265
重订后记 / 303

精彩书摘

　　第一章人的条件
　　1. 积极生活与人的条件
　　我打算用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术语，来指示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这三种活动之所以是根本性的，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条件(the basic condition)。
　　劳动是与人体的生命过程对应的活动，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的人之条件是生命本身。
　　工作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即人的存在既不包含在物种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内，它的有死性也不能由物种的生命循环来补偿。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的世界。这个世界成为每个个体的居所，但它本身却注定要超越他们所有的人而长存。工作的人之条件是世界性(worldliness)。
　　行动，是唯一不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与之对应的是复数性(plurality)的人之条件，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生活在地球上和栖息于世界的事实。尽管人类条件的所有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相关，但复数性却是一切政治生活特有的条件——不仅是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而且是充分条件(conditio per quam)。因此在罗马人(也许是我们已知的最富政治性的民族)的语言中，“活着”等于说“在人们中间”(inter homines esse)，8“死去”等于说“不再在人们中间”(inter homines esse desinere)。行动的复数性条件甚至最早包含在《创世纪》中(“他创造了他们男人和女人”)，假如我们理解这一关于人的被造的故事根本上不同于另一个故事版本的话。[在那个版本里，上帝最初创造了“一人”(亚当)，即创造了“他”而非“他们”，以至于人类众生只是繁衍的结果。][1]假如人仅仅是同一个模子无休止重复和复制的结果，其本性或本质就像任何其他东西的本性或本质一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和可预见的，则行动就是一场不必要的奢侈，一次对普遍行为规律的任意干预。复数性是人类行动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没有人和曾经活过、正活着或将要活的其他任何人相同。
　　人的境况第一章人的条件所有这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条件都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况密切相关：出生和死亡、诞生性(natality)和有死性(mortality)。劳动不仅确保了个体生存，而且保证了类生命的延续。工作和它的产物——人造物品，为有死者(mortals)生活的空虚无益和人寿的短促易逝赋予了一种持久长存的尺度。9而行动，就它致力于政治体(political body)的创建和维护而言，为记忆，即为历史创造了条件。劳动、工作以及行动，就它们都承担着为作为陌生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源源不绝的新来者，提供和保存世界并为之谋划的责任而言，它们三者都根植于诞生性。不过在这三者当中，行动与人的诞生性条件联系最为紧密；我们能在世界上感受到诞生所内含的新的开端，仅仅因为新来者具有开创新事的能力，也就是行动的能力。在此创新的意义上，行动的要素(从而也是诞生性的要素)内含在所有人类活动之中。而且，既然行动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动，那么诞生性而非有死性，就是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有死性乃形而上学思想的核心范畴)。
　　人的条件包括的不仅是生命被给予人的那些条件。人也是被条件规定的存在者(conditioned beings)，因为任何东西一经他们接触，就立刻变成了他们下一步存在的条件。积极生活置身于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物组成的，但是这些完全由于人方得以存在的物，常常反过来限制了它们的人类创造者。除了人在地球上的生活被给定的那些条件外，人也常常部分地在它们之外，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人为的条件；尽管后者来源于人，因而是可变的，但也跟自然物同样具有了制约人的力量。因而，任何接触到或进入人类生活稳定关系中的东西，都立刻带有了一种作为人类存在条件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人类做什么，他们都总是受制约的存在者的原因。任何自行进入人类世界或被人为拉进人类世界的东西，都变成了人类条件的组成部分。世界现实对人类存在的影响，被感知和接受为一种限制人的力量。世界的客观性——它的对象性或物性——与人类条件互为补充；因为人类存在是被条件制约的存在，人类就不可能没有物而存在，而如果物不是作为人类存在的条件，它们就只是一堆不相干的物品的堆积，一个非—世界(non world)。
　　要避免误解：10人的条件不等于人的本性，与人的条件相应的所有人类活动和能力的总和，都不构成任何类似于人的本性的东西。无论是我们本书中讨论到的人类活动和能力，还是像思想和理性那样略去不论的活动或能力，甚至对活动和能力最详尽无遗的列举，都不构成所谓人存在的本质属性(意即没有它们，存在就不再是人的存在)。在人的条件中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极端的改变，莫过于人从地球移居到另一个星球上。这一并非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意味着人将不得不生活在人造的条件之下，完全不同于地球给予的那些条件。的确，到那时，劳动、工作和行动，以及我们所知的思想都不再有任何意义了。然而，即使那些我们想象的离开地球的漫游者，也仍然是人；我们关于他们的“本性”所能做的唯一声明是：他们依然是受条件规定的存在者，即使现在他们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自己造的。
　　人之本性的问题，奥古斯丁所谓的“我对我自己成了一个问题”(quaestio nihi factus sum)，似乎在个体心理学和一般哲学的意义上都是无法回答的。我们能认识、确定和定义我们周围万物的自然本性，但是我们无法对自己做同样的事——就像无法跳出自己的影子一样。另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有理由假定，人像其他事物一样，有一种本性或本质。换言之，如果我们确有一种本性或本质，那么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或定义它，而首要的前提是他能像说出一个人是“什么”(what)一样说出这个人是“谁”(who)。[2]11此处的困难在于，人的认知模式只适用于认识有“自然”性质的事物，包括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也限于我们作为有机生命发展最高阶段的样本。但是当我们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时，人的认知模式就不起作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企图定义人的本性的各种尝试，都不可避免地终结于构造出某个神，哲学家的神的原因(自柏拉图以来，这个神已经被思辨为某种关于人的柏拉图式理念)。当然，神圣者的哲学概念被揭露为不过是人的能力和性质的概念化产物，并不是一个关于上帝不存在的证明或辩护；但是定义人的本性的尝试很容易导致我们产生某种“超人”的观念，并把它等同于神，这一事实足以让人对“人之本性”的概念投去怀疑的目光。
　　另一方面，人存在的那些条件——生命本身，诞生性和有死性，世界性，复数性以及地球——从来不能“解释”我们是什么或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原因很简单，这些条件从未绝对地限制我们。一直以来，哲学对此的意见不同于那些同样也关心人的问题的科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等，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业已在科学上证明了，虽然我们现在，也许将来要一直生活于地球环境中，但我们不仅仅是局限于地球的生物。现代自然科学之所以能取得巨大胜利，就在于它能从一个真正宇宙的观点来对待地球所限的自然(earth bound nature)，也就是说，明确大胆地从地球之外取得一个阿基米德点。
　　2. 积极生活的术语
　　积极生活一词承载且过度承载了传统的负担。这个词跟我们的政治思想传统一样悠久(但并不早于它)。而这个远没有把西方人全部的政治经验加以总结和作概念化表述的传统，产生于一种特定的历史聚合：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哲学家与城邦之间的冲突。这个传统取消了与其直接政治目的无关的许多更为远古的经验，并最终以一种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达到了终结。vita activa本身是中世纪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bios politikos(政治生活)的标准翻译，在奥古斯丁著作中已经出现，在那里作为交谈或实践的生活(vita negotiosa or actuosa)，仍反映了这个词的原初意义：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3]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由人可能选择的三种生活方式。三种自由人的生活方式分别是后面谈到的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辨生活，见《尼各马可伦理学》卷一章五。——译者注，自由，意即完全不受生存必需品和由于生存必需而产生的关系的束缚。自由的前提条件就排除了所有首要目的在于维生的生活方式——不仅包括劳动的生活(劳动是奴隶的生活方式，为了活命，他忍受必然性的强迫和主人的统治)，而且包括自由手艺人的制作生活和商人的敛财生活。简言之，任何人自愿或非自愿地为了他全部或暂时的生存，丧失了他运动或活动的自由倾向，就都被排除在了自由生活之外。[4]而其余三种生活方式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关注“美”的事物，13即关注既非必要又非纯粹有用之物：在享乐生活中，美是用来消费的；在致力于城邦事务的生活中，卓越产生了美言嘉行；在探索和沉思永恒之事的哲学家生活中，恒久的美既不会因为人们的营役而生成，也不会因为人们的消遣而改变。[5]
　　亚里士多德的用法和后来中世纪对这个词的用法的主要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的bios politikos显然只用于人类事务领域，强调建立和保持人类事务领域的行动、实践(praxis)。在他看来劳动和工作都不够有尊严，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生活(bios)，一种自主的和真正属人的生活方式；因为劳动服务于必需的东西，工作生产有用的东西，它们都依赖人类的需要和缺乏。[6]政治生活能脱离这一论断，要归功于希腊人对城邦生活的理解，城邦对他们意味着一种十分特殊的、出于自由而选择的政治组织形式，而决非任何一种为了让人们有序地聚合一起所必需的行为模式。虽然不论希腊人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没有忽略这个事实，即人类生活总是需要某种政治组织，对臣民的统治也可以构成一种特定的生活样式，但在他们看来暴君的生活方式不能说是自由的，也跟政治生活没什么关系，因为它“仅仅”是一种必然性。[7]
　　随着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14——奥古斯丁也许是最后一个至少知道作为公民意味着什么的人——积极生活这个词失去了它特定的政治意义，开始意指所有致力于此世之事的活动。准确地说，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并没有造成工作和劳动在人类活动等级中的上升，乃至于后来上升到与政治生活享有同等尊严的高度。[8]实际出现的反倒是另一种情况：行动也从尘世生活必需性的层次上考虑，以至于沉思[理论生活(bios theōrētikos)此时被译作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成了唯一真正自由的生活方式。[9]
　　不过，沉思相对于任何其他活动、包括行动在内的这种巨大优越性，在起源上并不是基督教的。我们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就可以发现这种优越性，在那里，对城邦生活的整个乌托邦重构不仅为哲学家的高超洞见所引导，而且除了使哲学家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之外没有其他目的。亚里士多德对不同生活方式的阐述也显而易见受到沉思(theōria)理想的引导(在他对生活方式的排列中，享乐生活的地位微不足道)。在古代人脱离生命必需性的自由和脱离他人强制的自由之外，哲学家们又加上了免于政治活动(skholē)[10]的自由，以致后来基督教宣称的脱离俗事，从所有现世活动15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正是以后古典时代哲学的非政治化(apolitia)思想为起源和先导的。只不过曾经要求于少数人的事情，此刻被看成了一项所有人的权利。
　　从而包括了全部人类活动在内，并被从沉思要求的绝对宁静来定义的积极生活一词，就差不多等同于希腊的不宁静(askholia)，亚里士多德就用这个词来指代一切活动，而不仅仅指希腊的政治生活。与亚里士多德区别宁静和骚动，区别对外在物理运动无声的弃绝和各类活动的喧嚣同样早期，却更为重要的区别是政治生活和理论生活的区别。这种区别类似战争与和平的区别：正如战争是为了和平一样，每一种活动，甚至纯粹思想的运动，都必须在沉思的绝对宁静中达到完满和终结。[11]每一种运动，无论身体和灵魂的运动还是言说和推理的活动，都必须在真理面前止步。而真理，无论是古代的存在真理还是基督教永活的上帝的真理，都只在人的彻底沉寂中显露自身。[12]
　　传统上和一直到近代开端，积极生活一词从未丧失它不宁静(nec otium， a skholia)的否定性含义。这种含义本身直接关联到希腊人的一个也许更为根本的区分：自身所是的事物和由于人而存在的事物的区分，自然(physei)事物和人为(nomo)事物的区分。沉思的优越性在于这样的信念：没有什么人为的作品，在美与真上能与自然宇宙(kosmos)相比，后者自身永恒地转动，不受任何外在的、人或神的干预或帮助。只有当人的一切运动和活动都完全停止时，这种永恒才向有死者的眼睛显露自身。与此宁静状态相比，16积极生活之内所有的区分和表述都消失了。从沉思的角度看，到底是什么打扰了它必要的宁静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它被打扰了。
　　从而，传统上，积极生活一词从沉思生活中取得了它的意义；仅就它服务于一个活的身体的沉思需要和需求而言，它才被赋予了有限的尊严。[13]信仰来世的基督教宣布自己的喜悦在于沉思之乐[14]，从而为把积极生活贬低到派生、附属的地位颁布了宗教的许可；不过这一秩序本身的确定，则是与沉思作为一种明显异于思想或推理的人类机能的发现，同时发生的。这一发现是苏格拉底学派做出的，从那儿以后，它就统治了贯穿我们整个传统的形而上学思想和政治思想。[15]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讨论哪些原因造成了这一传统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显然那些原因要比引发了城邦和哲学家的冲突(由此几乎偶然地，导致了沉思作为哲学家生活方式的发现)的历史偶因深刻得多。它们必定存在于人之条件完全独特的一面中，积极生活的各种表述都不能穷尽它们的多种多样，而且我们有理由怀疑，即使把思想和推理活动都包括进来，也不能完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