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作為“個人精神史小敘事”,《我的閱讀史》是作者“名著”《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有效補充和生動闡釋。
內容簡介
《我的閱讀史》是洪子誠先生“一個人的閱讀史”,是他對自己多年來閱讀經曆的迴想、敘述與反思。在這本書裏,洪先生擺脫瞭學術體例與框架的約束,穿行於個人體驗、情感流脈、理性思考和時代細節之間,展示瞭自己閱讀積澱、審美品味和學術思想的形成過程。這種飽含個性的“個人精神史小敘事”是對“文學史大敘事”的鮮活補充和生動闡釋,也可以說是另一種更具生命質感的文學史敘述。此次新版,書中文章有所刪,有所增,體現瞭作者近幾年來的又一種思路或狀態。
作者簡介
洪子誠,廣東揭陽人,1939年4月齣生。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並留校任教,從事中國當代文學、中國新詩的教學、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係教授。主要著述有:《當代中國文學概觀》(閤著)、《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作傢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新詩史》(閤著)、《中國當代文學概說》《1956:百花時代》《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文學與曆史敘述》等。
目錄
目 錄
再版序......1
初版序......3
語文課外的書......1
我的“巴金閱讀史”......6
附記:巴金的《法斯特的悲劇》......16
巴金的精神遺産......19
曆史承擔的意義
——“我的閱讀史”之《郭小川全集》 ......25
“懷疑”的智慧和文體
——“我的閱讀史”之契訶夫......31
批評的尊嚴
——“我的閱讀史”之丸山昇......56
“幸存者”的證言
——“我的閱讀史”之《鼠疫》......70
有生命熱度的學術
——“我的閱讀史”之樂黛雲......87
“邊緣”閱讀和寫作
——“我的閱讀史”之黃子平......104
在不確定中尋找位置
——“我的閱讀史”之戴錦華......118
一部小說的延伸閱讀
——“我的閱讀史”之《日瓦戈醫生》......137
思想、語言的化約與清理
——“我的閱讀史”之《文藝戰綫兩條路綫鬥爭大事記》......164
關於《切·格瓦拉》的通信......182
“組織部”裏的當代文學問題
——“我的閱讀史”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192
1990年代:在責任與焦慮之間
——《90年代學者散文選·導言》......206
文學的焦慮癥......212
“樹木的禮贊”
——“我的閱讀史”之《牛漢詩文集》......219
兩個王曉明?......231
《謝冕編年文集》:研討會邀請函和開場白......235
紀念三位詩人:商禽、張棗、許世旭......241
紀念三位詩人:紀弦、梁秉鈞、牛漢......263
種種可能:周夢蝶和辛波斯卡......272
獻給無限的少數人
——大陸近年詩歌狀況......280
“為贊頌一切我所焚毀的……”
——“我的閱讀史”之結束語......293
附 錄
答張彥武先生問......300
穿越當代的文學史寫作
——洪子誠先生訪談錄......316
讀書的心情(代後記)......342
精彩書摘
關於《切·格瓦拉》的通信
2000年,也就是被稱為“新世紀”拉開幕布的那一年,應該是鞦天吧,嚴傢炎先生打來電話,說有一個叫《切·格瓦拉》的話劇,很轟動,看過的人都很感動,內容是針對“全球化”時代中國嚴峻的現實問題的。他認為我們應該關心,並說他已經買好瞭票,請大傢去看。我是以當代文學為職業的,研究現當代文學的,多多少少總是感染瞭一點“感時憂國”的情懷,再加上嚴先生的好意和熱情,便欣然前往。
演齣是在北京人藝的小劇場裏。記得那個晚上同去的,還有孫玉石夫婦、錢理群夫婦十來個人。從1960年代過來的人,對卡斯特羅,對切·格瓦拉,自然並不陌生。古巴發生革命,美國入侵古巴,蘇美的導彈危機……這些事情的發生,是我大學臨近畢業和剛參加工作的那幾年。我們都曾經熱情地支持過發生在地球另一邊的革命。“要古巴,不要美國佬”“古巴必勝”是當年的口號。同在中文係教寫作課的楊必勝先生,就因為名字“必勝”,而被我們改稱為“楊古巴”——這個稱呼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之後。後來,格瓦拉真誠獻身的,浪漫主義的傳奇經曆,我也知道一些。因此,可以說是滿懷著期待走進這個小劇場的。
不過,演齣開始不久,就發覺與預期並不相同,而且距離越來越大。一種煩躁開始齣現,並逐漸轉化為強烈的拒絕的情緒。這個劇其實並沒有什麼“劇情”,也不是講述格瓦拉的事跡,格瓦拉不過是個“由頭”,藉他來連綴種種想要發錶的觀念、宣言、口號。使用的是“文革”宣傳隊的那種政治錶達方式(誇張的“詩朗誦”“對口詞”等的錶演形式),基本的語言、動作、姿勢,其實沒有多少創新。那種我所熟悉的二元對立的思維、語言方式,非此即彼的判斷,“暴力”性質的語言和這種語言背後的“暴力”迷狂,勾引起那些原本以為忘卻的記憶,並很容易就想起江青“文革”中在北大“大膳廳”舞颱上那尖利、激昂的喊叫:“革命的跟我們走,不革命的,走開!”我疑惑起來,這就是要重新召喚的“革命”?用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嚴峻的現實問題?演齣結束後,主持人(導演?)提議大傢留下來座談,交流。觀眾似乎也都響應而沒有離座。可是我實在抑製不瞭那種反常的,近乎厭惡的情緒,衝動地走齣劇場,一時也沒有想起來應該和同來的先生有個交代。這樣的反常的舉動,在我這裏並不經常發生。
之後,多次絮絮叨叨地和看過這個話劇的先生、學生談過我的印象,總以為會獲得響應、贊同。齣乎意料的是,似乎沒有什麼人呼應我。錢理群先生也沒有,他對這個問題錶現瞭復雜的態度。我知道戴錦華對這個劇的反應跟我幾乎處於兩極,所以並沒有在她麵前提起。有的學生,朋友在聽完我情緒化的意見之後,或者是默然不置可否,或者礙於我老師的身份,含蓄、委婉地做瞭一些解釋。另外的反應則可能是:至於嗎,不就是看一個話劇嗎,還至於這樣神經兮兮?這讓我沮喪,也意識到應該是我自己齣瞭問題,內心便有瞭惶恐的感覺。這種“惶恐”是我所熟悉的,自1950年代中後期以來就經常發生:在各種運動、各種潮流來臨時,我總要花費很多精力、時間,“矯正”自己思想和情感上的障礙,纔能勉強跟上“形勢”,因此也就經常會有唯恐落伍,唯恐被隔離的那種“惶恐”。
之後的一天(11月16日),接到一個在北大中文係任教的學生的電郵,那是我參加瞭在廣東肇慶的當代文學研究會年會迴到北京的時候。“年會”應該開瞭十多屆瞭吧,我參加的隻有三次。感覺這是一次既乏味、也無聊的會議;“學術”的下麵,好像隱藏著一些看不明白的權力爭奪的矛盾,記得我和謝冕先生沒等閉幕就離開瞭。這個學生的電郵很長,裏麵有些部分與這個小劇場劇並沒有直接關係,卻也不是絕對沒有內在關聯,比如其中關於研究、學術的“血肉感”的講述。所以在摘引與“格瓦拉”有關部分之外,將其他內容附於這篇文章的後麵。
……我突然想起您和戴(錦華)老師對格瓦拉的不同反應(當然不是從“讀書奬”聯想過來的,而是突然想跟您說這個我一直不敢說的“話題”)。我想你們之間大概有一些誤解,這種誤解是因為沒有機會很好地溝通。其實從一開始,您和戴老師對小劇場劇的對比鮮明的反應就使我睏惑,我後來覺得一定要親自去看看。我看瞭,沒有厭惡但也沒有強烈的認同。我想那個劇是在麵對“現實”說話,而它喚起您的卻是“曆史”記憶。大概所謂“革命”確實在經曆著巨大的睏境,沒有方案,沒有比那段還很切近的曆史更好的方案。在網上看一些“讀書奬”的爭論文章,支持汪暉的,很多都采取“文革”語言,有一篇甚至連用18個“就是好,就是好”。但我想,這不能作為否定提齣“革命”的理由,這“革命”之中有著一種願望,這願望不能不說是“高貴”。一個沒有壓迫的平等的世界,也許是迷人的,雖然沒有到達的路徑。我想您和戴老師其實是相通的,同樣的真誠(這“真誠”是以強烈的情緒錶現齣來的)。作為學生,我所理解的“真誠”,是一種也許可以用“高貴”來形容的品質。不是無動於衷,不是以萬念俱灰的形式錶現齣來的冷漠和犬儒,也不是喪失瞭思考所錶現齣來的盲從和無可無不可。情緒激烈,也許隻有一個解釋,那是因為這個小劇場劇觸動瞭你們同樣真切的信念。所不同的隻是,你們有著不同的參照係。戴老師參照的是“現實”,您參照的是“曆史”。大概這也是“代際”的差彆?戴老師之所以對格瓦拉錶現齣那樣的熱情,我想是因為她在經曆瞭“嚮左轉”之後,這是一次調動瞭她全部記憶和激情的迸發。她網羅瞭全部格瓦拉的資料,格瓦拉在她那裏成瞭一個活生生的人。她說她曾經試圖把格瓦拉和“革命”從曆史中剝離齣來,但事實上她做不到,她不能無視格瓦拉的曆史處境和時代處境,她同樣也無法忘記在她的童年記憶中血腥的“殺齣一個紅八月”。她所有的革命激情,到達這段曆史時,總是遭遇到巨大的阻塞和睏惑,她同樣也不能為現在的“中國”開齣一份革命方案。但是她為格瓦拉的人格所迷倒,在格瓦拉那裏她看見的是一個光彩照人的革命者,一個有著無人企及的行動能力的思想者,一個為著神聖的使命終其一生的燦爛生命。
我不知道我的這種轉述是否準確。在您和戴老師的不同反應之間,說實話,我曾經有很大的焦慮和睏惑。這也是我不敢輕易嚮您說起這件事的原因。現在提起這件事情,也沒有問過戴老師。隻是因為想到,所以說瞭。我想做的事情,是希望自己真正帶著血肉感來重新看待50—70年代這段曆史。不是要為這段曆史辯護,而是不帶“先天”的厭惡和輕視,真切地“進入”這段曆史。盡管我不知道能做到哪一步,盡管我在現在所閱讀的材料中所讀到的一切仍然覺得那是多麼乾巴巴的一堆材料中的“平麵”的闡述。對這段曆史的先天距離,使我感到的不是比較“公正”的理性審視的優勢,而是感到自己也許難以到達那“巨大心理容量”的輕飄。所以我會感到焦慮。您在對話中用瞭“責任”這樣的字眼,我想這是使您區彆於其他現代、當代研究者的原因吧,一份“古典”的良知和熱情,當然令我感動。雖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為年齡、閱曆和思想的膚淺在麯解這種品質。
其實想起來覺得很慚愧和心虛,我居然在談“責任”。日常生活的含混以更大的力量在無時無刻不磨蝕著短暫的熱情、願望。可是讓我欣喜的是,我發現瞭它,我發現也許有我的“責任”,而且有真誠的前行者的探索在身邊為我提供參照。所以我想,也許我不必心虛,在說這樣的話的時候。我所不知道的隻是我到底能做到哪一步。……
費這麼大的力氣寫這樣長的信,自然是齣於讓我從焦慮中解脫的好心,所以看過十分感激。到瞭12月5日,有關這個話題,又接到另一位朋友的來信。他的電郵其實是轉發他的朋友的信,自己的話隻有一句:“這是因為另一位朋友的討論引起的討論,我把這位朋友的一次通信轉發。”我想他轉發這封信,當然也是好意地希望我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情緒的偏差,能夠因此扭轉。轉來的“朋友的朋友”的信裏這樣說(有刪節):
……對80年代的新啓濛,我當然可以理解。我認為,那是“文革”造反精神在新時期的變種和扭麯,還是造官僚主義的反,不過背後站的不再是毛澤東,而是國際資本。在反官僚這一點上,它是進步的;在投靠國際資本主義這一點,它又是反動的。還有,就是它那種精英主義的姿態和腔調,是衊視民眾的。當然,我在80年代也是自由主義者……洪子誠老師這樣的人,我相信是正直、正派的。我曾聽過他的課,83年,當時正反精神汙染,《人民日報》發錶瞭黃枬森批人道主義的文章,洪在課堂上隻有一句評語:這個作者好像沒有經曆過“文革”。這種話,對我們這些青年學生有極大共鳴。現在看,人道主義哲學是該批,但黃是站在官文化的一邊批,那是不能服人的,甚至可以說是反動的。……
但是,我認為,洪子誠的悲哀是停留在一種天真的自由主義立場上,原地踏步二十年,而不能上升到階級論和解放論。左翼的失敗當然首先是自身原因,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關鍵在於一個政治集團壟斷瞭全部資源,國傢社會主義沒有發展為人民社會主義。當然,中國曆史三韆年的政治傳統(官僚統治)不可能在三十年內被根除,因為它的土壤太深厚瞭!歌德說,謬誤就像水一樣,真理的船頭分開瞭水,可它們又在船尾閤攏瞭。毛澤東就代錶這樣的真理。
民族主義當然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産物。英國徵服印度是民族主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也是民族主義(還有正義、非正義之分)。中國從洋務運動的“自強”到張之洞的保國、保教、保種,都包含民族主義。但是,因為中國的統治階級太腐朽,所以,必須以民眾起來代替他們行使國傢的職能。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在20世紀閤乎邏輯地演變成瞭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另一方麵,近代日本因為統治階級比較強大,所以無需民眾的力量,就可以完成民族主義的使命,所以沒有發生社會革命。我認為,理想的情況是超越民族主義。但目前,這很難實現。所以,不得已求其次,如果中國能夠強大,就會撐破資本主義的一片天,整個世界就會分化重組。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必將對人類有較大貢獻,這大概也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
這位朋友的信中,還附有祝東力的《〈切·格瓦拉〉前言》。文章裏有對《切·格瓦拉》這個劇作的評價,有對這個小劇場劇蘊涵的時代意義的分析,也談到瞭我相當反感的“兩極化”的人物、語言、立場,對它們的閤理性做齣論證。我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談到,“文革文學”(包括“樣闆戲”)的典型文本形態的“兩極結構”,反映瞭當年激進派的世界觀。我以為這種看待世界的方法已經成為曆史陳跡,這真的是大謬瞭。看來,循環反復,周而復始也是“曆史的規律”。“前言”中的一些段落是:
冷戰之後十年,《切·格瓦拉》問世。一個時代與孕育它的作品之間,總是保持著相互闡釋的關係,一種內在的、深刻而又緊張的關係。2000年,史詩劇《切·格瓦拉》的登場掀開瞭時代帷幕的一角,為我們破解冷戰後世界的本質,提供瞭一種年青的、尖銳的視角和立場。
……
20世紀的主題以1914年一次大戰的硝煙炮火為標誌而確立,其終結的時刻則是1989年柏林牆倒塌的瞬間。原社會主義陣營分崩瓦解,資本主義世界體係在東方曾經斷裂的環節重新愈閤。由於支撐力量的消失,三分天下的架構迅速趨嚮整閤,復歸於新羅馬帝國單極獨霸的格局。資本消滅瞭製衡它的力量,勞動者地位迅速淪落。在全球範圍內,曆史正退迴到19世紀。
全球化是冷戰後時代的主題。然而,“全球一體化”與“全球分裂”不過是同一過程相反相成的兩個側麵。也就是說,一方麵是資本、商品和生産方式為追逐超額利潤而進行的全球擴張,另一方麵,在資本所到之處,是社會分化,貧富對立。東西方政治軍事集團(華約和北約)之間的兩極對峙局麵消失以後,另一種“兩極結構”,在全球範圍的南北之間,在同一社會內部的貧富之間,以切近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方式,更為深刻、更為觸目驚心地展開瞭。
《切·格瓦拉》完全是冷戰後的作品。引人矚目的是,冷戰後的上述“兩極結構”以戲劇化的形式生動地投射在這部史詩劇的舞颱上,這就是善惡分明、正邪對立的兩極化瞭的人物、對白和立場。隨著史詩劇的公演,在互聯網和傳統媒體的眾多劇評中,在演齣後劇組與觀眾的每場交流中,《切·格瓦拉》的人物、對白和立場上的二元對立結構,常常受到質疑……然而實際上,這一兩極結構,不但在廣闊的南北之間、在現實的貧富之間,每時每刻無處不在地得到印證,而且,就是本書收錄的那些針鋒相對的評論和觀點本身,客觀上也為之提供瞭絕好的注解。戲劇結構本來就來源於社會生活的結構。
……對個人自由、價值和尊嚴的尋求,如果僅從知識分子階層的視野和立場齣發,則將閤乎邏輯地退縮為漠視民眾存在和利益的精英主義。在具有廣大人口的欠發達的東方國傢,尤其如此。更進一步,這種自由主義理念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特彆是在欠發達國傢,將演變為主張弱肉強食的“經濟自由主義”,演變為以資本操縱權力的“政治自由主義”。最後,則將以大資本對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全麵壟斷而告終。
其實,一個自由主義者,如果他的思想足夠真誠和徹底,那麼就會不懈地尋求那應當屬於每一個人的自由、價值和尊嚴。更進一步,就不得不在老闆的自由與打工仔的自由之間,在跨國資本追逐超額利潤的自由與欠發達國傢及其人民謀求生存和發展的自由之間,做齣判斷和抉擇。這意味著,一個真正徹底的自由主義者,最終將完成其精神的蛻變,進而以階級的、解放的立場和方法重新觀察世界、曆史和人類自身。Liberalism,為什麼就不能升華為解放主義呢?
因此,自由主義,說到底不過是一種中間的、暫時的立場,一種懸浮的狀態。一旦降身到具體的社會曆史環境,就必然要在紛紜錯綜的各種傾嚮的觀點和路綫當中,一句話,在彼此對立的集團利益當中,做齣各自的選擇。尤其是在社會矛盾尖銳激化的時代,它將不可避免地被超越——不是從左的方麵,就是從右的方麵。值得注意的是,《切·格瓦拉》的主創人員曾經絕非淺泛地沉浮於上述80年代的自由主義浪潮中,摸索、尋找、探求著他們的真理之道。可以說,恰恰由於是從徹底的自由主義理念齣發,他們纔最終完成瞭各自的思想轉摺,最終超越瞭自由主義傳統,先後從80年代齣走,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年站到瞭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並在2000年的戲劇活動中,聚集在切·格瓦拉的紅黑肖像之下。
這裏麵自然有著許多切中肯綮的論斷。但意識到自己其實沒有能力,也沒有條件來在理論、實踐上處理這些問題;更為強烈的意願是,並不認為應該接受這種“兩極化”的“創造世界的方法”,也不想在這樣的兩極世界之中左右站隊,進行選擇。這樣的時刻對我來說已經成為過去,我從心底裏拒絕這種“迴歸”。因此,便有意無意采取瞭在它麵前轉過身去的迴避態度。
時間很快就過去瞭近十年。在2009年初看到這些陳年舊事留下的點滴痕跡的時候,發覺當初的激動、焦躁不安也已經成為過去。雖然在中國大陸,這些問題不僅仍存在,而且也還在不斷鋪陳、推進、變化。自己的這種“冷卻”,可能是更值得憂慮的。由此想到這樣的一句話:一個人所屬的“階層”所給予的“視野和立場”,有時候幾乎是命定的,難以更改的。
2009年3—4月,在颱灣彰化時追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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