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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一套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文学史著作，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既不是传统的历史著作，也不是编年史一类的文学史讲稿，更不是随意发挥的文学史漫谈。它通过“散点”把握一个时期的文学精神，深刻体现出了“文学”在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以“年份+时代特征”的方式做分册书名，言简意赅，定位敏锐而精准。以年份为“点”，写一个“点”而又能“伸缩自如”，强调重点年代，勾连“点”的来源及对后来的影响。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提倡“大文学”的概念，主要以文学作为叙述对象，同时又广泛涉猎歌曲、广告、演出等广义上的艺术形式。

内容简介

　　套书简介：（共12种，此次出版11种）
　　谢冕：《1898：百年忧患》
　　程文超：《1903：前夜的涌动》
　　孔庆东：《1921：谁主沉浮》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
　　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
　　陈顺馨：《1962：夹缝中的生存》
　　杨鼎川：《1967：文学的狂乱年代》（待出）
　　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
　　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
　　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
　　这是一套具有现代学术眼光的文学史著作，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
　　这套书是“重写文学史”的经典作品，堪称“大视野文学史”，既有学术的严谨，又有散文的流畅。
　　这套书的主要作者是有北大学术背景的一批学者。
　　该套书从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到1993年煞尾，以百年文学发展史的格局，以代表性的年份为书写核心，用回到历史场景和历史细节的写法，把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发展史放在一起，还原文学现象背后的原生态历史环境。原本晦涩的学术著作由此变得鲜活易读，原本平面刻板的文学史知识由此变得生动立体。
　　这套书初版于1998年，之后几次再版，现早已成为经典的文学史教材，也是许多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的必读书目。

目录

新版序言 怀念那个学术年代
总序一 辉煌而悲壮的历程
总序二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
简短的前言

一、“百花运动”与当代文学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域外的形势及其影响——方针的实施——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解冻”现象——心灵的“开放”
二、“规范”的调整与质疑
“万象更新”：当代文坛新格局——一个尴尬的话题——电影的锣鼓——“心计很深”的三篇文章——谁有资格批评“教条主义”——“尾巴翘得比旗杆还高”
三、“干预生活”的理论和创作
“干预生活”的创作主张——对“灵魂锈损”的警示——“侦察兵式”的特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修改——“行行有禁忌，事事得罪人”
四、《人民文学》和《文艺报》
1956年的文学期刊——《人民文学》的革新——《文艺报》的编委会——另一场风雨——退却的另一方式——“放心”和“容忍”
五、“广阔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保卫“社会主义文学”——左翼文坛的“陈旧话题”——“真实性”的话语——“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
六、历史的“清算”
奇怪的现象——“丁、陈反党小集团”——“辩正”与“反击”——“历史”的梦魇——“不斗争你，群众是不服的”——《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七、“胜利者”的悲剧
互相的误解——文艺激进思潮的崛起——派别之间——周扬等的“退却”

年表（1954—1960）
参考文献
后记：续“简短的前言”

精彩书摘

　　关于本书的写作，有下面的几点需要说明。
　　一、这本书里所要评述的，是发生于1956年的中国的文学现象。这一年及1957年上半年，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出现了带有新异色彩的理论主张和创作。这个期间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曾被人称为“百花文学”。仿照这一称谓，我们可以将所要评述的这个历史时间，称之为“百花时代”。
　　这个称谓的由来，主要的根据，当然是因为在这一年里，毛泽东提出了并开始实施被称为“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方针的提出，有着国际上的和国内的深刻的背景。它的名称，采用了一种描述性、想象性的修辞方式来表达，并与中国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历史情景（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相联系。这一比喻性概念，以及它的提出过程中对内涵的不断限定与修正，使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相距甚远，也让具有不同立场的人，在这一口号之中安放各自的期望，寄托各自的想象。总之，这是一个有着多种可能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勾起人们对未来的不同的憧憬。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空间似乎一下子拓展了，变得开阔了起来。历史也许并没有单一的主题，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应该说是有相当一致的意向。
　　二、本书的评述，限定于“文学”的范围内。文学变革是“百花时代”的构成内容之一，也可以说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但又可以肯定地说，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对于其他领域，本书作者没有能力加以讨论，而且也不是这本书的任务。在文学的范围内，希望能接触到其间发生的重要文学事件，包括某些重要的理论主张的提出，创作上出现的变化，文学刊物和出版的状况，文学格局中各种力量的冲突和重新组合的情形，等等。评述的角度，采取以归纳的问题作为基点的办法。这肯定有许多重要的遗漏，特别是这个时期某些重要作家的较为完整的状况。另外，在地域上以北京作为中心。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起，文学中心随着政治，中心已转到北京；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常常不过是对北京的呼应或余波。当然，像上海、四川等地这个期间的情势，也不是完全可以忽略的：这是本书留下的另一缺陷。
　　三、从年度上说，1956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的年份，也是文学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甚至1958年春天。1956年理论、创作和文学权力内部的冲突，在第二年得到展开，并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因此，严格地将评述的主要内容限定在1956这一年内，是不可能的，在具体操作上，也有很大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些事实中所要追寻的“意义”，也可能就隐藏在这一“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关注1956年，不仅要了解提出了什么问题，出现了什么样的体现“新质”的作品，而且更要注意在这不长的时间里的波动、曲折、沉浮、兴衰，造成这种剧烈变动的缘由，以及由此激起的心理波动。这是本书为什么将年份加以扩展的原因。
　　四、发生于50年代中期的中国的现象，是复杂的。即使是文学的限度内，本书的作者也缺乏能力进行稍稍深入的评说。自然，评说是不可避免的，对现象的整理、对问题的初步归纳，都是作者的一种观点的体现。作者是这些事情的目击者（广义上说）。当年他正在北京那所著名的大学读中国文学。那所大学在“百花时代”和后来的反击右派的运动中，也是风云变幻而备受关注的处所。他看到，也在一定程度上经历了这些风云。他认为，这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从理论上也许可以做出或深湛或肤浅的解释，总之，“历史”是可以被处理为条分缕析、一目了然的。但是，实际的情形，特别是在不同的人那里留下的情感上、心理上的那一切，却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对一代人和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社会心理状况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于是，本书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不仅对自己究竟是否有能力，而且是否有资格对同时代人和前辈人做出评判，越来越失去信心。当时的“悲剧”在现在已有的描述中自然依故悲壮，而那些带有“喜剧”色彩的种种（现在看起来有些天真的想象，理论和创作的“叛逆”的有限性，在动荡的环境压迫下的各种紧张的思虑），如今也散发出悲剧的意味。虽说在过了许多年之后，现在的评述者已拥有了“时间上”的优势，但我们不见得就一定有情感上的、品格上的、精神高度上的优势。历史过程、包括人的心灵状况，并不一定呈现为发展、进步的形态。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作者觉得，能整理、保留更多一点的材料，供读者了解当时的状况，能稍稍接近“历史”，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

前言/序言

　　怀念那个学术年代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新版序言
　　孟繁华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在谢冕先生的领导下，历经七年时间，于1998年5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书系出版后，在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两年间海内外有近百篇评论文章发表。关于书系的要义、构想及写作过程，谢冕先生在总序一《辉煌而悲壮的历程》和我在总序二《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与实现》中，已做了详尽说明，这里不再赘述。我想说的是，当近二十年过去之后，我对那个学术年代充满了流连和怀念。
　　1989年秋季，谢冕先生在北大创办的“批评家周末”，一直坚持到1998年。十年间，谢先生带领我们讨论与当代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除了谢先生带的博士研究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外，许多在京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都参加了这一学术沙龙性质的活动。1999年，我在《批评家周末十年》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1989年10月，谢冕先生在北京大学创办了“批评家周末”，他用这一形式对就学于他的博士生和国内外访问学者进行教学和研讨活动。基于当时空旷寂寞的学术环境和“批评家周末”的影响，一些青年教师和在京的青年批评家，也都纷纷加入了这一定期活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研讨的学术质量，同时也在有限的范畴内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并形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规模可观的学术群体，使学院批评在社会一隅得以存在和延续。逝者如斯，蓦然回首，“批评家周末”已经经历了十个年头。当它仍在继续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时候，回望十年，它特别值得我们纪念。
　　这一批评形式的创造性，不在于它的命名，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改变了课堂教学单向度的知识传授。自由讨论和畅所欲言，不仅缓释了那一时代青年参与者的抑郁心情和苍茫感，同时，它宽松、民主、平等的环境，更给参与者以无形的熏陶和浸润，并幻化为一种情怀和品格，而这一点可能比它取得的已有成果更为重要。或者说：“批评家周末”首先培育了学者应有的精神和气象，它以潜隐的形式塑造了它的参与者。
　　十年来，在谢冕先生的主持下，它的成员先后完成了多项重要的学术工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十卷、《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十卷、“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十二卷，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给学科建设以极大的推动和影响。这些成果，不仅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实施了一次重新书写，同时也以新的观念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为学科建设注入了新质。而这些研究同样体现了批评家周末的精神，它虽然也是群体性的写作，但它同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有极大的不同。谢冕先生提出了总体构想之后，并不强调整齐划一，并不把他的想法强加给每个人，而是充分尊重作者的独立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学术专长，让他们在总体构想的范畴内自由而充分地体现学术个性。因此，这些学术作品并不是线性地建构了“文学史”，并不是为了给百年文学一个整体“说法”，而是以散点透视的形式试图解决其间的具体问题，以“特写境头”的方式深入研究了文学史制度视野不及或有意忽略的一些问题。但“百年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总体构想，显然又是这些具体问题的整体背景。这一构想的实现，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和生长点。
　　那时，包括洪子诚先生在内的书系的作者，都是这个学术群体的成员，几乎没有间断地参加了“批评家周末”的所有活动。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形成的学术传统却深刻地影响了所有的成员。后来我一直在想:“批评家周末”完成的所有项目，都没有“立项”，既不是“国家社科基金”，也不是“重点”或“重大”；既没有经费也没有赞助。但是，书系的所有作者心无旁骛，一心问学。认真地报告、认真地倾听，然后是激烈的争论。谢先生有他整体性的构想，但他更强调作者个人的主体性，并且希望尽可能保有作者个人的想法甚至风格。现在看来，书系在写作风格和具体结构方面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谢先生的《1898：百年忧患》，从“昆明湖的石坊”写起，那艘永远无法启动的石坊意味深长；钱理群先生的《1948：天地玄黄》，广泛涉及了日记、演出、校园文化等；李书磊的《1942：走向民间》从“两座城”和“两个人”入手；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则直接入题正面强攻。如此等等，既贯彻了主编的整体意图，又充分彰显了作者的个人长处。自由的学术风气和独立的思想，就这样弥漫在这个群体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于是我想，学术理想、学术气氛和学术信念，可能远比那些与学术无关的事务更有感召力和感染力。这种力量就源于学人内心的纯净或淡然，与功利无关。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套书系有多么了不起、如何“经典”。需要强调的是，它经受了近二十年的检验，它还需要经历更长时间的检验。如今，书系的作者之一程文超教授已经去世多年，很多先生也已退休，但是，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过去，将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珍惜的人生风景。
　　现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由国家专业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社重新出版，我们内心的感奋可想而知。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讲任何条件的胸怀和气象，让我们深受鼓舞。在一个商业气息弥漫四方的时代，让我们感到还有不灭的文化情怀一息尚存。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责任编辑付如初博士。因为她对这套书价值的认识，因为她的提议获得了社领导的有力支持，于是便有了今天《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重新出版的机会。当然，他们一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书系新版序言本来应该由谢冕先生来写，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会要言不烦。但谢先生指示由我代笔，师命难违只好勉为其难。敬请方家指正。
　　是为序。
　　2015年3月8日于香港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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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和1967这两本没有买到，继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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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买了，最近才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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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缺一本就全部攒钱起了，这一本京东缺货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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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活动收百年中国文学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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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百花时代，好书，值得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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